引言

當鴉片戰爭降臨到滿清王朝的時候，正是西方軍事、金融擴張的必然結果，它並不代表之前任何一種人類文明形態和傳統，因而它沒有廣泛的文化認同基礎，故而這種軍事擴張和金融壟斷所創造的文明並沒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因而遭受了西方軍事壓迫和金融剝削的民族和文明是很難認同他們這種黑格爾所說的“文化帝國主義”，文明的衝突也就日益深化。

而中國歷史無論是漢族政權或是少數民族政權，始終保持著文化上的“大一統”，這也是中國曆代王朝社會、政治、經濟的根本特性，由於西方這種野蠻力量的侵入，滿清王朝喪失的不僅僅是國家主權、經濟活動的完整，更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割裂，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戰爭之後的滿清王朝面臨的遭遇是雙重的。

光緒帝接見外國使臣

第一、在西方堅船利炮下，必須建立新的中國文化認知。

作為延續了數千年的文化帝國，儒家學說具有普遍性和大一統的特性，但在鴉片戰爭之後受到了西方列強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的根本性挑戰，從而使“文化一統性”處於崩潰的邊緣。雖然滿清統治者也曾積極的富國強兵，但文化思想的統一性和普遍性沒有重建，實際上根本無法解決中外不同文明的衝突問題，更無法解決目前面臨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問題。

第二、當時的清政府必須建立西方國家眼中的“文化認同”。

正如西方的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樣，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不具有文化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中西方從一開始便缺乏起碼是文化上的認同基礎。所以清政府必須要建立一種新的文化理念來順應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更要讓西方人來了解中國，以找到一個共同點，以做到變革圖強，順應世界發展潮流。

在這個基礎上，試圖變法圖強的清政府統治者光緒皇帝以康有為的《大同書》為指導思想，以圖正本清源，再造國本，進行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官員們

面對著日益瓦解的中國傳統文化，康有為慨然寫作《大同書》。

康有為早在1884年就開始著作一部開創性著作《大同書》（又稱《人類公理》），無論康有為個人有多少不足之處，但其編撰的這部著作的確是中國第一部“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使命和目標而寫作的經典文獻”。

《大同書》的意義最起碼有兩個：

• 一方面就是重建中國文化“大一統”，並據此為改良滿清制度的基礎。

在當時大變革的時代中，康有為通過重新闡述中國儒家經典，重建中國的知識譜系，以樹立孔子為“教主”的方式，力圖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從封建王朝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這個過程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繼承。

康有為之所以被長期詬病，除卻自身性格缺陷原因和政治改革失敗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創造的“新儒學”具有鮮明的政治文化指向。在當時只有康有為獨具慧眼的認識到西方對中國的入侵是“借武力而傳教，借武力而通商”，尤其傳教對中國社會瓦解又是根本性的，它不僅瓦解了中國人心目中的傳統文化，也是風俗人心，更是國家認同，因而他才會採用了從宗教上對抗基督教的“政治文化”作用。

面對著“國家”尚存而“天下”不存，國勢頹廢而世風大壞，康有為在給光緒帝的第一封奏摺中便寫道“教堂遍地，隨處可以起釁”，事實上後來的“庚子拳變”和“教案”等都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表面上，滿清政府面臨的危機都是西方列強的武力與通商帶來的，但從根本上看，這何嘗不是舊文化，法律秩序的解體，傳統文明的崩潰？

康有為

因此康有為認為，要使滿清王朝避免將來的四分五裂，就必須要重建中國文化“大一統”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只有重新對儒學進行註解，使儒學能夠擔負得起這種責任。於是康有為從西漢大儒董仲舒學說中借鑑了“三世說”，並“託於古制而行己意”，目的也是要變法，要改制，在此條件下，“大一統”的實質則是要“皇權歸位”。其目的首先要慈禧太后還政於光緒帝，其次要將權利歸於孔子這個立法者，也就是說要實行“君主立憲制”，所以董仲舒的“三世說”就成為了君主立憲制的合法基礎。

通過這樣的方式，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既區別於西方的君主立憲思想和法國的民權思想，又立足於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尤其是託古改制於《春秋公羊傳》確立起來的儒家正統地位，讓人們相信一個道理。

歷史的演進是制度文明的演進，儒學是關於制度改革的學說，改革和改制才是儒家的真正使命，這種使命正是漢儒和《公羊傳》所昭示的傳統。

就這樣，他在其著作《大同書》中把儒學和帝王的意識形態剝離開來，不是帝國的命運決定儒學的命運，而且儒學內包含的改革和改制的思想動力決定著帝國的命運。正是因為這些，傳統儒家才會批判康有為是“假儒”，慈禧太后也氣急敗壞的說康有為的“託古改制”真正的用意是篡權謀逆。

慈禧太后

• 另一方面就是重建在當時世界的文化認同。

康有為將儒家的“公天下”思想與西方當時的民主、自由思想結合起來，而把他們與西方列強的野蠻血腥、金融侵略等剝離開來，通過這種方式，他力圖在其《大同書》中展現一個“大同”的世界，而這個過程則是對西方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繼承。

康有為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對於民族國家形式和歐洲體制的徹底否定基礎上的，這也是他與黑格爾最大不同之處。康有為《大同書》起論便是“去國界合大同”，認為國家之大害便是有國界之害的戰爭，只有去除民族國家的戰爭功能，才會讓人類永久和平。

同時《

《大同書》最終完稿於戊戌變法後，當時的康有為自稱世界公民，遊走於世界各國，與傳統思想家們不同的是，康有為的《大同書》以東方“儒家仁學”起論，以批判帝國主義給世界各國帶來的災難為起點，從被壓迫民族和人類之苦的視野，提出這一套重建“大同世界”的人類改革方案。

康有為力圖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第一次嘗試以“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對象”去重建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政治格局，去建立一個世界普遍認同的“文化認同”，這也是康有為著作《大同書》的最終意義所在。

雖然《大同書》完稿於戊戌變法後，但是當時的變法圖新都是在康有為這部著作的思想框架下進行的，正因如此，史學家們才會判定戊戌變法是一次帶有空想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大同書

既然康有為以儒家傳統文化作為改革基礎，那麼儒家的改革和改制的思想基礎又是什麼呢？

康有為對此的解釋是十分特別的，他認為儒家的改革也是孔子的理想，而孔子的理想既是“理想”更是“現實”，簡而言之就是“內在價值為仁，外在制度則為禮”，二者的結合即為“道”，核心意思則是康有為從《禮記》引申出的一句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句話成為後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一句格言，孫中山先生就經常引用。

從前文到上段可以看出，康有為之《大同書》遵循的儒家學說，不外乎《春秋公羊傳》和《禮記》，《春秋》處於核心地位，而《禮記》是其完美補充。

• 一、《大同書》中話《春秋》。

《春秋》要旨分三科：“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以為進化，《公羊》最明”。西漢大儒董仲舒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利用了《公羊傳》為思想基礎，其要義便是撥亂反正，為後世聖王改革提供理論基礎，正是有了《公羊傳》也才有了董仲舒的“三統”改制學說，而康有為的《大同書》便借鑑了該學說，創造性的提出的“三世說”。

他一方面通過“大一統”來奠定集權制度不動搖，反對黃老的“無為而治”，而主張託古改制，推陳出新，主張積極有力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通過訴諸漢代今文經為其改制說獲得了理論上的合法性。

《春秋公羊傳》的重要性不復多言，早在西漢時期改制已然成功的成為改革派的理論基礎，康有為用它作為思想基礎來改制本無可厚非，為何要偏偏用《春秋》而不是其他經典儒家名著，這跟清末的學術氛圍有關。

十七世紀末期到十八世紀中期，陳第、顧炎武等人通過考察語言歷史的方法，逐步推翻了古文經的真實性。比如1745年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出版宣告了《古文尚書》是東晉才出現的偽書，而十九世紀初發表的《左氏春秋考證》則揭示了《春秋左傳》實際上與《春秋》毫無關係等等，對於史籍的考證工作可謂是清朝史學工作的一大碩果。康有為便利用這個學術熱點寫出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兩部著作，一時間成功吸引了當時社會各界精英的眼球，同時更為其改制提供了旁證。

康有為在美國

• 二、《春秋》做主，《禮記》為輔。

康有為除了以《春秋公羊傳》為核心思想組建變法的文化架構外，又格外重視《禮記》。

讀至《禮運》，乃浩然而嘆曰：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是矣。

康有為認為《禮記》極為高明，首先就把所謂的“三代之制”，由具體的“三個朝代”描述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文明，即據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通過這個“三世說”，董仲舒才會進一步將其發展成為“三統說”，也就是賦予政治制度變革的邏輯。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三世說”也好，“三統說”也罷，都是在解釋制度變法的合法性而已。儒家學說中的“太平世”也不盡然是儒家的最終理想，儒家的最終理想是“大同”，這不僅僅是儒家的理想，更是現實制度改革永不停息的永恆價值動力所在。

而《禮記》能夠將“大同”的理想納入現實制度變遷的運動邏輯之中，每個人、每個社會、每個制度都存在一個“大同之道”，這就是為何康有為在奉《春秋公羊傳》為核心思想的同時，也格外重視《禮記》的真正原因。

“道與器、經與權、理與物、大同與小康、事實與價值、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種種矛盾論述，構成了《大同書》中滿清政府變革的真實邏輯，康有為從儒學出發，構建了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勾勒出一卷被壓迫民族新文明的藍圖。

康有為在歐洲

結語

清末的“戊戌變法”往往僅被解釋為資本主義改良運動的一環，而康有為這個主持變法之人則被一貫以批判的眼光去否定，所以反應其思想的著作《大同書》則被長期忽視。但從現在看來，《大同書》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啟蒙思想的先聲，他試圖構建一個新的政治架構和文化架構並將其普及化，憑藉這一點，他已經走到了許多改革家的前面，雖然最終改革失敗，但他使“中國道路”第一次成為可能，這也是《大同書》歷史意義之所在。

參考資料：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中國哲學史》、康有為《禮運注》、《大同書》、《康有為全集》、《文化與公共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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