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与治两个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为今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重大灾情疫情，
迅速组织扩充医疗资源
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
也将写在武汉
写在湖北，
甚至写在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史册上。”
2月3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在这天下午的会议上，面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建议征用大型场馆建设能够大量收治、隔离患者的方舱医院。
中央指导组当即拍板，武汉市当晚开建。
3月10日，方舱医院完成使命，全部“休舱”。此时，武汉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已从高峰期的四位数甚至五位数，下降到二位数。
一个月来，武汉的方舱医院实际开放床位13000多张，累计收治患者12000多人。“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每4人就有1人是在方舱医院治疗的，方舱医院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说。
王辰认为，“（方舱医院）用最快的速度，最小的社会成本，达到迅速大幅度扩大收治容量的目的，非至善之法，但确是解决收治主要矛盾的现实之策。”
王辰院士称，方舱医院是关键时期的关键之举。 （新华社 图）
“多方求助，一床难求”
2020年一上来，就糟糕透顶。
在矗立于江河纵横之上、坐拥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武汉，情况不只是糟糕，间有恐慌和绝望。
“封城”次日，除夕之夜，一位发热超过4天的患者说，去过多家医院均未收治。因需隔离，无奈只能坐在街头。“把我关起来都可以，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同一晚，武汉市民何永祥在家里晕倒了。送到汉口医院，接诊医生指着过道里的病人摇了摇头，“实在不能收。”大年初一，他的体温蹿升至39度。武汉市第六医院将其列入高度疑似名单，但依旧没有床位。
5天后，家人多方求助，才给何永祥觅得协和医院的一张床位，次日他即确诊，医生同时嘱咐，“要做好心理准备。”2月2日，何永祥在被转院的路上过世。
此前，何永祥的妻子、儿子也出现了发热症状，不久被确诊。
甚至有感染者自觉救治无望，走上绝路。
一个个有恙的生命，坍缩成一个个没有温度的点，将统计数据的曲线日日抬高。
2月2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破千，达到1033例。以后17天内，这一数据一直维持在四位数，临床诊断病例归入时一度破万。
同一天，武汉26家定点医院一共开放床位7259张，但已用床位7332张。
病人就医数量“井喷式”增长，远超医疗资源负荷极限。
大量确诊、疑似、密接人员居家隔离，既引发了一场求治难的生命危机，也成了疫情“内防扩散”的一大障碍。何永祥类的家庭聚集式感染悲剧，时有爆出。
彼时，武汉的疫情形势，被形容为“不是严峻，是非常严峻”，传播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内防扩散”、“应收尽收”的目标看起来甚至渐行渐远。
院士献策，方舱落地
2月1日晚，王辰乘坐高铁抵达武汉。
“知道情况紧张，但不知道武汉已到这个程度了。”站在街上，很久看不到人，天气接连阴雨，接触的人普遍焦虑，不时有极端社会事件的消息传出，“感觉整个社会停滞了。”
在当地调研后，王辰向中央指导组提出方舱医院之策，当天即被采纳。
2月3日晚上，武汉市首批改造的三家方舱医院连夜动工，王辰也赶赴各个现场以专业建议指导改造工作。
次日上午，一直 “钉”在湖北的中央指导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赶到正在进行改造的方舱医院实地考察，要求抓紧做好救援队进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6日，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改造完毕，准备投用。
2月7日晚，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投用，民警程佩准备进舱执勤。
2月7日晚，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迎来第一批入院轻症患者，东西湖公安分局交通大队民警在患者进出口维护秩序。
此时，中央指导组调动国家医疗救援队22支方舱支援队伍星夜赶往武汉。几天内，上万名医务人员便进入方舱医院，开展诊疗工作。方舱医院几乎是“边建设、边接收、边治疗”。
征用大型场馆改造为方舱医院，有三个优点：其一，大容量，可提供大量的床位；其二，高速度，短时间即可建成，可以“救急”；其三，低成本，放置床位、配备一些紧急的医疗设备即可投用，且开放病区里医护人员可以照看大批患者。
与此同时，武汉也开始实行新增定点医院，改造隔离治疗点和观察点等一揽子措施。
方舱医院的定位是收治有自主生活能力的轻症确诊患者，王辰将其作用比喻为“关掉溢水的龙头”。
彼时，大量轻症患者滞留于家庭、社区、社会，此类人群的活动性大，造成的传染也更广泛。因此，将轻症患者集中收治于方舱医院，可以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水龙头不关，再怎样拖地，水也拖不干净”。
王辰说，轻症患者只要能够获得一定的规范治疗，就可治愈出院。在方舱医院中，患者的病情得到监测，如转为重症，会被及时发现，快速转入条件更加完备的定点医院治疗。
三大担忧，迭次破解
影响成败的，有时就在细节。
2月6日凌晨冒雨从医院转入武昌方舱医院的一位患者回忆，起初病床没有通电，只能提供照明；晚上睡觉冷，白天饭和药没有按时提供；厕所在室外，需要走两三百米；也没有给病人洗澡的地方。
2月10日零点，两位工作人员在首批启用的武汉江汉方舱医院门口值勤。
当天，就有方舱内患者情绪焦虑，在里面踢、摔东西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
王辰也颇为焦急， “把住在医院的病人转到方舱，由奢入简难，病人当然不高兴。”
对于方舱医院，一度有三大问题萦绕在人们脑海：一是患者是否愿意入住方舱医院；二是患者是否会交叉感染；三是是否会形成群体性事件。
对于前两个问题，王辰比较笃定。
他更希望把方舱医院定位为方舱庇护医院，庇护和收治那些未能入院的患者。“只要能避免对家人传染，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只要能够在病情加重时及时转至条件更好的定点医院，大家都会愿意来的。”
至于交叉感染的问题，方舱收治的患者必须核酸检测为阳性，所有收到方舱的病人都感染的是同一病原，所以就新冠肺炎来说不存在交叉传染的问题。
防交叉感染主要是要避免流感等其他类传染病的传播，对策是对所有进舱患者都会提前进行流感抗原筛查，结果为阴性才可以收入方舱。此外，“方舱里面的人都要求戴口罩，对防止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也能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从社会学角度，方舱医院实际上是轻症患者社区，社区包括生活、医疗等部分。如果医护人员与患者，患者之间相互协同互助，便不会形成群体性事件，反而能形成一种和谐的社区生活。”
因此，王辰向武汉市委、市政府建议，在方舱医院内建立临时党委、患者中建立党支部，做好患者思想工作，组织患者在方舱住院期间关怀互助，配合医务人员做好治疗和病情监测。可在方舱医院内悬挂起国旗、党旗，激发全体患者的公民意识，党员的先进觉悟，与国家共克时艰。
这一建议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位方舱内的患者表示，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会收集病人的需求，向有关方面反馈。比如病人普遍反映的不能洗澡问题，院方连夜施工，安装了两个集装箱供给病人洗澡。此外，临时党支部还会组织一些病友帮助医护、保洁员搬东西、拖地。
王辰设想的“社区生活”确实达成。网络上、报道中，出现了方舱内大量患者与医护人员跳广场舞、演小品的视频，甚至还有了“读书哥”、“魔方姐”、“复习妹”等各种“网红”。
化危为机，启鉴未来
方舱医院的数量一直在与疫情的蔓延比拼速度。
自2月13日起，武汉新增确诊病例一直高企在四位数甚至不时跃升破万，方舱医院也按着一天半一所的节奏不停新建。
率先建成的三家方舱作为样板，成为国家卫健委制定《方舱医院工作手册》的蓝本。曾参与支援这三家方舱的一些医疗队也被整建制抽调到其他方舱，将成熟经验运用到新的战场。
随着方舱医院大量地收治隔离患者等措施的推行，疫情逐步被制，新增确诊患者大幅下降，曾经的“人求床”已转变为“床等人”。
3月1日，武汉市首家方舱医院“休舱”。至10日，随着患者的陆续出院，不多的存量患者分流至定点医院后，武汉的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3月9日下午，江汉方舱医院西厅卷闸门缓缓落下，工作人员送走最后一批出舱患者后，鞠躬“谢幕”。
3月7日下午，东西湖方舱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舱，该处方舱患者“清零”。
3月10日下午，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舱，一位男患者隔窗望向待过的方舱医院。
3月10日下午，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舱，现场举行休舱仪式。
国家卫健委医管中心副主任翟晓辉解释了为何是“休舱”， “下一步随着疫情变化，还是先收治到定点医院去；定点医院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再启动方舱。”
作为深度参与SARS防治以及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专家，王辰已在思考长远。“这次方舱医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能够把中国巨大的公共卫生和医疗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很小的成本解决。方舱医院显然是一种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有效社会措施。”
他考虑，中国工程院可组织一个多学科的课题，研究把方舱医院变成一种国家标准，形成一整套的城市建设方面的管理规范。未来再建设大型场馆时就应提前考虑，一旦有应急需要，如何能够迅速改造为方舱医院。
比如，大型公共场所规划建设时，预先就设计医疗应急功能，在空间安排、场地设置、通风系统、传染病分区划分等方面预留改造的接口、空间和设施等。这个经验也可以向世界推广，成为国际上通行的城市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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