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翁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乃至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化符號。
在古代，漁民的生活是很艱辛的。即便到了近代，也是危險性很大的職業。為了祈求出海平安民在大年三十要上山祭祀龍王。每逢漁汛,漁民出海捕撈,俗稱"開洋"。祈求漁船出海順風、順水,一路平安。
可是在唐代詩裡的漁翁卻悠閒自若，放達自然。唐代以前，詩人們對漁翁的歌詠寥寥無幾。漁翁零零散散的出現，尚未形成氣象。而到了唐代甚至以後，漁翁意象開始大範圍進入詩文，作品數量遠遠超越了以前。
漁翁這一社會底層的普通人首先要解決的是基本生存問題。比如宋代范仲淹在《江上漁者》寫過漁人的艱辛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古代 的漁翁不可能真的像詩歌所描繪的那樣“寄情山水，怡然自樂”。漁翁是如何一步步審美化和文人化的？
一 內與外
文學史上描寫漁翁的作品，其關注點多不在此形象的現實意義，即描摹其捕魚活動的現實行為。這類作品雖也有，但始終沒有成為主流。
如《詩經·小雅·采綠》雲：
終朝采綠，不盈一鯛，予發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採藍，不盈一簷，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
之子於狩，言輾其弓，之子於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麒，維魴及髕，薄言觀者。
這首詩講一位思婦想念自己外出的丈夫，詩中能夠反映出丈夫有一種身份是“漁夫”，這首詩中出現的形象沒有太多的深層意蘊，“漁夫”僅僅作為一個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有位最為有名的“漁翁”形象不能不提，即傳說中“直鉤釣王侯”的姜太公。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日：“所獲非龍非髟，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 ，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日：“自吾先君太公日‘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 ’。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日‘‘太公望”， 栽與俱歸，立為師。
這一傳說流傳極廣，“姜太公釣魚”甚至也成了汲取功名的代名詞。顯然，“姜太公”代表的“漁翁”形象有著極其強烈的入世意味。
而現實中真實的漁父，從物質層面考量，其生活是很艱苦清貧的，漁釣是他們的謀取生存的生產方式，如杜苟鶴筆下的釣叟“茅屋深灣裡，釣船橫竹門。經營衣食外，猶得弄兒孫。”
《釣叟》以垂釣為生，養家餬口，勞作之餘，還要哄兒孫玩耍，其辛勤輾轉可想而知。更何況得魚多寡，還與天氣等自然條件相關。倘遇風浪雨雪，不但釣不到魚，還有安全問題， 再加上身無片瓦，一葉孤舟飄蕩終生，心酸苦悶必是常事。
可見，古代詩裡面的“漁翁”表現出一種身在塵寰、心於象外的意境，他們選擇“漁翁”來進行情感抒發，來寄託隱逸情懷。
二 進與求
柳宗元有兩首漁翁題材的詩歌，被後人稱道。《江雪》作於在貶謫次年，《漁翁》作於貶謫後期。
柳宗元在被貶永州之前，可謂是一個人人羨慕、仕途暢達的人物。貞元九年(793)，2l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在年輕有為的3l歲，他作為王叔文政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進入了權力中心。
柳宗元本人也躊躇滿志，意氣風發，準備大幹一番事業。可政治改革失敗，王叔文被處死，柳宗元等八個骨幹分子隨即被貶。年輕而沒有受挫準備的柳宗元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打懵了，他的最初反應或許還不是切膚之痛，而是沒有回過神的驚愕震恐。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江雪》
在受打擊的震驚和惶恐中，在行之不得、更無援手的境地裡，除了漁翁獨釣般地困守，柳宗元還能做些什麼呢?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斂乃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遂。 ——《漁翁》
讀完《江雪》再讀《漁翁》，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柳宗元在《漁翁》中刻劃了一個在青山綠水之中獨往獨來、自遣自歇、悠遊歲月的漁翁形象。創造了一個閒逸悠然、明麗雅潔的意境。
清晨時刻，沉睡的群山在晨光中甦醒，清澈的江面薄霧飄蕩，夜宿西巖的漁翁清晨汲清湘燃楚竹，生起了炊煙。但等到炊煙以及江上的晨霧散去，卻未見漁翁其人，空曠的江面上和靜默的青山問只回蕩著漁翁離去時～聲聲的櫓槳聲。
《漁翁》寫於柳宗元貶滴永州的後期。柳宗元此時的心境，大致已從貶謫之初驟然打擊的驚愕和痛苦中恢復過來。
通過這些例子不難得出結論：“漁翁”形象的作為古典文學中的文化符號之一，其中蘊含著的儒家所提倡的濟世抱負非常明顯和常見，表明了一種入世與出世，一種進取精神。
三 隱與退
漁翁在成為經典的文學意象前，有其歷史原型。如姜太公釣渭水，范蠡遊五湖，嚴子陵隱居垂釣。而在文學史上最早描寫漁翁並賦予其超越性意義的是《莊子•雜篇•漁父》和《楚辭•漁父》。
前者塑造了遠離塵俗、高蹈神秘的漁翁形象。後者中的漁父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魏晉間隱逸之風盛行，詩歌多寫隱居生活，寄託遙深，體裁多為古風。漁翁形象本身就有的隱逸色彩在這個時期得到了放大。
杜甫《秋興八首》：“關塞極天惟鳥道 ，江湖滿地一漁翁。”結尾二句境界闊大，極目望去，漁翁與這天地江湖幾近化為一體，隱然有飄飄欲仙之趣；他的另一首《天池》結尾四句：“九秋驚雁序，萬里狎漁翁。更 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同樣刻畫出了這一形象的孤潔自足。
唐代詩人中，較之杜甫和柳宗元，自居易仕途雖偶有坎坷，但大體上是較為平坦和順利的，這絲 毫不妨礙他在詩歌作品中同杜、柳一般借“漁翁”形象來寄託隱逸情懷，他在送給友人的詩作甚至發出了邀請：“攜手池邊月，開襟竹下風。驅愁知酒力，破睡見茶功。居處東西接，年顏老少同。能來為伴否?伊上作漁翁。”
這些作品“漁翁”形象具備的“孤寂”意味：無論是哪部作品中出現的“漁翁”形象，基本都具備孤獨、遠離世俗喧囂這一特點。
漁釣，是一種火不得、急不得的活動，需要耐心，需要定力。垂釣隱居，本就是情趣高雅之事，就應該有淡泊志向和安貧樂道的精神。
他不是簡單的打漁謀生者,而是以垂釣為樂之人,象徵著古代士人的某種人生理想和人生態度。雖然前代文學中漁翁形象的隱逸含義已經固定化，但南朝山水詩中的漁翁仍只是一個簡單景物，常被當成詩人山水的點綴。直至唐代，漁翁形象才成為經典的詩歌意象。“漁人”“漁者”及“釣”“舟”“漁”等詞語大量出現，詩人有意識地將思想情感寄託在漁翁身上，讓漁翁意象成為眾意象的核心。
相比前代，唐文人是比較自由的。唐代強大的國力，繁榮的經濟，開放的文化環境，貶謫、入幕、宦遊、讀書山林等生活體驗使得文學題材多姿多彩。除科舉制度外，軍功入朝、薦舉徵辟、蔭庇封官都是文人入仕的途徑。
但科舉考試需要長時間的準備，應舉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政府所需的職員數量，再者即便是科舉考試被錄取了，也多為下層官吏，很少有平步青雲者，因此借科舉之途實現理想者，實在甚少。
許多文人仕途不成，於是就隱居終老。另外薦舉制仍然是朝廷選拔人材的重要手段，盧藏用就有“終南捷徑”之事，許多文人紛紛效仿，隱居名山，等待朝廷徵辟，再施展才華抱負。皮日休《鹿門隱書》就說：“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這樣一來隱逸生活便成為文學的熱門主題，而典型的隱逸方式就是漁樵耕讀，故唐詩中有大量關於漁翁的描寫。另外還有些文人雖然身處仕途，但是久經官場心力憔悴，羨慕漁樵的自由生活，往往寫詩表達歸隱江湖的志向。
由於官宦身份，所以他們筆下的漁翁全無貧寒之氣，舉止高雅，連漁翁身處的江湖之地也是世外桃源。到了中晚唐，政治黑暗，戰爭連連，多數文人為了全身遠禍，也選擇了漁隱之途，但這類型的漁翁多發不平之聲，身懷傲岸之氣，具有反抗精神。
當士人遇到仕途的坎坷或者人生遭遇不幸的時候，寄情山水，轉向老莊，試圖獲得內心的寧靜和精神的愉悅；即使是那些經歷較為順利的士人，多半也有功成身退之後歸隱田園之志。因此在創作的時候，選擇“漁翁”作為情感抒發的代言人，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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