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乃至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符号。

在古代，渔民的生活是很艰辛的。即便到了近代，也是危险性很大的职业。为了祈求出海平安民在大年三十要上山祭祀龙王。每逢渔汛,渔民出海捕捞,俗称"开洋"。祈求渔船出海顺风、顺水,一路平安。

可是在唐代诗里的渔翁却悠闲自若，放达自然。唐代以前，诗人们对渔翁的歌咏寥寥无几。渔翁零零散散的出现，尚未形成气象。而到了唐代甚至以后，渔翁意象开始大范围进入诗文，作品数量远远超越了以前。

渔翁这一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基本生存问题。比如宋代范仲淹在《江上渔者》写过渔人的艰辛：“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古代的渔翁不可能真的像诗歌所描绘的那样“寄情山水，怡然自乐”。渔翁是如何一步步审美化和文人化的？

一内与外

文学史上描写渔翁的作品，其关注点多不在此形象的现实意义，即描摹其捕鱼活动的现实行为。这类作品虽也有，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

如《诗经·小雅·采绿》云：

终朝采绿，不盈一鲷，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采蓝，不盈一檐，五日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辗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其钓维何，维鲂及麒，维鲂及髌，薄言观者。

这首诗讲一位思妇想念自己外出的丈夫，诗中能够反映出丈夫有一种身份是“渔夫”，这首诗中出现的形象没有太多的深层意蕴，“渔夫”仅仅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有位最为有名的“渔翁”形象不能不提，即传说中“直钩钓王侯”的姜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日：“所获非龙非髟，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日：“自吾先君太公日‘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 ’。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日‘‘太公望”，栽与俱归，立为师。

这一传说流传极广，“姜太公钓鱼”甚至也成了汲取功名的代名词。显然，“姜太公”代表的“渔翁”形象有着极其强烈的入世意味。

而现实中真实的渔父，从物质层面考量，其生活是很艰苦清贫的，渔钓是他们的谋取生存的生产方式，如杜苟鹤笔下的钓叟“茅屋深湾里，钓船横竹门。经营衣食外，犹得弄儿孙。”

《钓叟》以垂钓为生，养家糊口，劳作之余，还要哄儿孙玩耍，其辛勤辗转可想而知。更何况得鱼多寡，还与天气等自然条件相关。倘遇风浪雨雪，不但钓不到鱼，还有安全问题，再加上身无片瓦，一叶孤舟飘荡终生，心酸苦闷必是常事。

可见，古代诗里面的“渔翁”表现出一种身在尘寰、心于象外的意境，他们选择“渔翁”来进行情感抒发，来寄托隐逸情怀。

二进与求

柳宗元有两首渔翁题材的诗歌，被后人称道。《江雪》作于在贬谪次年，《渔翁》作于贬谪后期。

柳宗元在被贬永州之前，可谓是一个人人羡慕、仕途畅达的人物。贞元九年(793)，2l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在年轻有为的3l岁，他作为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进入了权力中心。

柳宗元本人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可政治改革失败，王叔文被处死，柳宗元等八个骨干分子随即被贬。年轻而没有受挫准备的柳宗元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懵了，他的最初反应或许还不是切肤之痛，而是没有回过神的惊愕震恐。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在受打击的震惊和惶恐中，在行之不得、更无援手的境地里，除了渔翁独钓般地困守，柳宗元还能做些什么呢?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敛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遂。 ——《渔翁》

读完《江雪》再读《渔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柳宗元在《渔翁》中刻划了一个在青山绿水之中独往独来、自遣自歇、悠游岁月的渔翁形象。创造了一个闲逸悠然、明丽雅洁的意境。

清晨时刻，沉睡的群山在晨光中苏醒，清澈的江面薄雾飘荡，夜宿西岩的渔翁清晨汲清湘燃楚竹，生起了炊烟。但等到炊烟以及江上的晨雾散去，却未见渔翁其人，空旷的江面上和静默的青山问只回荡着渔翁离去时～声声的橹桨声。

《渔翁》写于柳宗元贬滴永州的后期。柳宗元此时的心境，大致已从贬谪之初骤然打击的惊愕和痛苦中恢复过来。

通过这些例子不难得出结论：“渔翁”形象的作为古典文学中的文化符号之一，其中蕴含着的儒家所提倡的济世抱负非常明显和常见，表明了一种入世与出世，一种进取精神。

三隐与退

渔翁在成为经典的文学意象前，有其历史原型。如姜太公钓渭水，范蠡游五湖，严子陵隐居垂钓。而在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渔翁并赋予其超越性意义的是《庄子•杂篇•渔父》和《楚辞•渔父》。

前者塑造了远离尘俗、高蹈神秘的渔翁形象。后者中的渔父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魏晋间隐逸之风盛行，诗歌多写隐居生活，寄托遥深，体裁多为古风。渔翁形象本身就有的隐逸色彩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放大。

杜甫《秋兴八首》：“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结尾二句境界阔大，极目望去，渔翁与这天地江湖几近化为一体，隐然有飘飘欲仙之趣；他的另一首《天池》结尾四句：“九秋惊雁序，万里狎渔翁。更是无人处，诛茅任薄躬。”同样刻画出了这一形象的孤洁自足。

唐代诗人中，较之杜甫和柳宗元，自居易仕途虽偶有坎坷，但大体上是较为平坦和顺利的，这丝毫不妨碍他在诗歌作品中同杜、柳一般借“渔翁”形象来寄托隐逸情怀，他在送给友人的诗作甚至发出了邀请：“携手池边月，开襟竹下风。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居处东西接，年颜老少同。能来为伴否?伊上作渔翁。”

这些作品“渔翁”形象具备的“孤寂”意味：无论是哪部作品中出现的“渔翁”形象，基本都具备孤独、远离世俗喧嚣这一特点。

渔钓，是一种火不得、急不得的活动，需要耐心，需要定力。垂钓隐居，本就是情趣高雅之事，就应该有淡泊志向和安贫乐道的精神。

他不是简单的打渔谋生者,而是以垂钓为乐之人,象征着古代士人的某种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虽然前代文学中渔翁形象的隐逸含义已经固定化，但南朝山水诗中的渔翁仍只是一个简单景物，常被当成诗人山水的点缀。直至唐代，渔翁形象才成为经典的诗歌意象。“渔人”“渔者”及“钓”“舟”“渔”等词语大量出现，诗人有意识地将思想情感寄托在渔翁身上，让渔翁意象成为众意象的核心。

相比前代，唐文人是比较自由的。唐代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开放的文化环境，贬谪、入幕、宦游、读书山林等生活体验使得文学题材多姿多彩。除科举制度外，军功入朝、荐举征辟、荫庇封官都是文人入仕的途径。

但科举考试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应举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政府所需的职员数量，再者即便是科举考试被录取了，也多为下层官吏，很少有平步青云者，因此借科举之途实现理想者，实在甚少。

许多文人仕途不成，于是就隐居终老。另外荐举制仍然是朝廷选拔人材的重要手段，卢藏用就有“终南捷径”之事，许多文人纷纷效仿，隐居名山，等待朝廷征辟，再施展才华抱负。皮日休《鹿门隐书》就说：“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