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奇人——湖南文人楊度寫的著名的《湖南少年歌》。詩句豪邁之極，壯麗之極，首出了湖湘人在中國近代史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是“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而在遠古時期，湖南常常被視為蠻荒之地。自秦朝起，這裡先設長沙、黔中兩郡，後又歸入荊州，直到唐朝中期設湖南觀察使為止，“湖南”這一名稱才正式在中國歷史上出現。
在中國的悠悠歷史長河中，直到清朝中期為止，湖南人一直都是默默無聞的。可以說在兩三千年的歷史中，湖南在中國的版圖中存在感極弱，可有可無。當然，不是說沒出過名人，比如就出過如“草聖”懷素、宋朝文學家周敦頤、明朝首輔李東陽等歷史名人，只是不論是數量還是在影響上，與中原和東南沿海諸省相比，湖南都要遜色太多了，甚至比鄰居湖北，都要遜色不少。
然而，自清中後期開始，湖南人突然成為了中國政壇上的主力之一。從晚清開眼看世界，到洋務運動，再到辛亥革命，甚至到1949之前，湖南先後有多批影響中國政治進程的人物湧現。有以陶澍、魏源、賀長齡等為代表的經學主變派；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理學經世派；以譚嗣同、唐才常、沈藎、楊毓麟、熊希齡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焦達峰等為代表的革命派；以譚延闓、楊度、劉人熙、符定一等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以及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張昆弟等為代表的新民學會派等，無不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左右著中國近代史的進程。
《辭海》記載中，晚清僅僅從著名的湘軍中湧現的，就有15名總督、14位巡撫等封疆大吏。尤以湘鄉縣扎眼，一個縣就產生了9名督撫，比大多數省份一個省的督撫還多。晚清的“中興四大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湖南就有兩個（如果按“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說法，湖南人就要佔三個）。
在之後的民國時期，湖南也盛產革命志士、文化名人和軍人——“黃埔三傑”蔣先雲、陳賡、賀衷寒，全部來自湖南；黃埔軍校一至五期共畢業7399名學員，其中有2189名湖南人，佔30％……。
而中央軍委在1989年和1994年正式確定的36名中國當代軍事家中（大將資格以上），湖南籍軍事家就有15位，佔41%。其中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3位開國元帥——彭德懷、賀龍、羅榮桓；6位開國大將——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許光達；在戰爭年代犧牲的有5位——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權、黃公略。在1614位開國將帥中，湖南籍有202位，3名元帥，6名大將，19名上將，45名中將，中將以下129名，總數居全國各省市之首。
可以說，湖南人是改變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主要動力。
那為什麼湖南人會異軍突起呢？這種逆襲式的爆發的原因是什麼？
一、湖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
湖南這塊地方，在古代叫“荊蠻”，或者是“三苗”，向來是文化未開、少數民族居住之地。所以湖南在古代被視為卑溼之地，又是王化不至之所，是流放貶官謫吏的理想場所。因大部分土地都在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地處長江中游，北靠長江，其境內有湘江、資江、沅水和澧水四條大河，構成了湖南的主要水系，其中湘江是水量最大，經濟價值最高的河流，所以湖南的簡稱就是“湘”。湖南大部分地區是丘陵地區，其東南西三面環山——西北有武陵山脈，西南有雪峰山脈，南部為五嶺山脈，東面在湘贛交界處有羅霄山脈，中北部地勢較低，屬丘陵型盆地。自古便有“四塞之國”之稱。這種地形造就了湖南環境閉塞、潮熱多雨的氣候特徵，再加上地勢崎嶇、資源匱乏和地質災害頻繁，所以湖南的地理環境並不是很優越，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類就必須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在艱苦之中尋求生存之道。
這就造就了湖南人一股堅韌不拔、不畏艱難，乃至蔑視死亡的品性。上古時期的“湖南人”基本都是悍勇尚武、不懼兇險的苗裔，春秋戰國時期的“湖南人”甚至還以自己是“蠻夷”為榮。《史記•楚世家》中記載：“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簡單說就是我是蠻夷，不講道理，想打你就打你。在《史記》中還記述了衡山、長沙等地“俗剽輕，易發怒”，《隋書》也以“勁悍決烈”來概括湖南民風，南宋詞人李曾伯對長沙當地人民的評價是“民最喜訟，號難治”。
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發展，在經歷了五胡亂華、安史之亂和宋室南渡等歷史動盪後，大批中原漢人為了躲避戰亂在一千年的時間裡陸陸續續南下湧入湖南，同時也將中原文化帶到了湖南，並通過與當地的原住民族融合後，形成了現在特有的湖南精神文化：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百折不撓、兼收幷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也形成了現在的湖南人特性：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不怕死。這是既有中原之禮與智，又有苗民之蠻與勇的獨特人群。
可以說，這種精神文化和特性的形成，使得湖南人具備了走向歷史前臺的內在條件，也是湖南人厚積薄發的必然因素所在，唯獨缺少的只是一把通往前臺的鑰匙與一次機遇而已。
二、湖南人走向歷史前臺的鑰匙與機遇
1、如果說湖南人缺少一把開啟通往歷史前臺的鑰匙，那這把鑰匙被陶澍找到了，可以說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發按鈕的第一人，他才是真正晚清時期湘籍人士的帶頭大哥。
陶澍是安化人，歷任安徽、江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實學，認為“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主張“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強調讀經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時，為現實所用。在他周圍，團結著一撥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則是嘉道年間湘系經世派的首領和帶頭大哥。在他的影響下，晚清出現了一批經世濟時之才。比如主持編訂了被譽為經世派的“聖經”的《皇朝經世文編》的賀長齡，這直接推動了晚清士人從務虛向務實的方向發展；還有編出了使得日本從蠻族一躍成為當時列強的《海國圖志》的魏源，他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等等。
在他們的影響下，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為代表的湘軍集團走到了歷史的前臺。
2、湘軍集團的建立，是湖南崛起的機遇，也是轉折點。
此時的大清，南有太平天國，北有捻軍，戰亂綿延到江淮流域，打得清政府措手不及，也打出了湘軍集團的軍功和地盤，使得湘軍成為了大清的中流砥柱。
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除了重視以傳統思想教育軍隊外，還非常注重普及科學知識教育。所以在他的帶領下，湘軍中帶兵的將領不僅在軍旅中仍然讀書不輟，還常常教導士兵學習文化，如湘軍名將王錱，白天指揮作戰，晚上則教士兵讀書，時人筆記記載：“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是當時湘軍中一道獨特風景。
所以在鎮壓太平天國後，湘軍獲得了太平天國的大部分財產，這部分財產被湘軍子弟攜帶回鄉。他們在陶澍、魏源和曾國藩等的影響下，除了建設家鄉外，還大量開設私塾，興辦學堂，重視教育。中國四大書院，兩個就在湖南。這使的近代湖南，重教向學之風極盛，使得大批湖南人得以受到教育、開闊眼界，為湖南培養了大批人才。比如毛澤東等人就是在這些學校啟蒙的。
所以此後，湖南人才出現了井噴式的發展，這得益於晚清第一批湘人領袖陶澍、魏源和曾國藩等的精神引領和湘人興辦學堂等實務的雙重影響的結果。
三、湖南人崛起的法寶
在陶澍等領導的湘系經世派人才群，經過不斷的探索和總結，給湖南人留下了三件“法寶”。這三件“法寶”在此後湖南人的崛起和歷次人才爆發中，均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第一件“法寶”就是“經世致用之學”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經世之志”。雖說湖南人讀書不是最厲害，但實踐能力非常強，動起手來就能改造社會，改變國家。曾國藩、譚嗣同、毛潤之等不同時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經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與踐行者。
第二件“法寶”就是“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受到湖南特殊地理位置的影響，人的視野受限、空間狹隘，如果一直待在這裡是沒有什麼大前途的。可以說，近代有名的湖南人主要活動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內，而在省外。
第三件“法寶”就是“湖南人相互幫襯”。就是湖南人喜歡互相幫扶，抱團取暖。正如曾國藩所言：“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所以湘軍用人，喜歡用同鄉人。因此，湖湘人才以聯袂而起、結群而強著稱於世。
湖南人敢擔當、敢亮劍，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世為擔當，以國家意識為先導，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不怕艱難，團結一心，抱團取暖。湖南人做什麼事都堅持到底，定下目標後，沒有畏懼和退縮之心，甚至犧牲自我也在所不息。尤其是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風範也堪稱天下第一，敢做敢為，敢為人傑的成功之道，才能共同創造出驕人的業績。
閱讀更多 宇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