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英国布克奖史上获提名最多（6次）的作家，有“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之美誉。默多克晚年时不幸患上阿兹海默症，于1999年去世。

在《泰晤士报》评选的“1945年以来英国最伟大的五十位作家”中，艾丽丝·默多克名列第十二。作品《黑王子》获詹姆斯·泰特·布拉克纪念奖；《神圣的与世俗的爱情机器》获惠特布雷德文学奖；《大海，大海》获布克奖。

在这些小说中，《独角兽》（The Unicorn）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很值得关注。在默多克所有中文译本中，豆瓣评分为8.7分，是她所有作品中评分最高的。《独角兽》是作家的第七部小说，创作于1977年。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人们研究得最仔细的一部小说，如神话原型批评、哥特式写作、存在主义哲学、女性主义等。可是这些研究是孤立存在的，并且是从文中找例子来验证所要论述的观点。因此，人们往往会忽略默多克的哲学素养和性别意识在参与建构小说话语时的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

《独角兽》延续了《被砍掉的头》的风格，甚至有的地方更神秘，汉娜(Hannah)家庭给人的感觉似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着伤人伤己的倾向。小说营造了一种神秘的、到处充满伤害和死亡的氛围；小说也在努力描绘属于“大写的人”的特征，让人物充满哲理性和思想性。

一、封闭又开放的知识女性是怎样的？

艾丽丝·默多克因为其特殊的教育经历和生活实践，她常常被冠以“哲学小说家”的名号。默多克的小说人物虽然也进行着哲理思考，但是他们的思考是通过人物交往、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交融来实现的，而不是预设了一个哲学命题后通过个人的玄思和推理。

“在她的小说中，她充满了对大海、动物和植物的特殊喜爱；她对衣食住行的描绘也特别细致；她对环境和住所的刻画往往像在精心描摹一幅画那样认真和精确。”

性别意识在默多克看来已经不是简单的妇女运动争权维权的行动，也不是为了凸显自我的女性身份和地位所进行的书写和呐喊，而是成为了作家衡量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尺度，是以一个“大写的人”的身份出现的。“我们的观念要从自我转向他人。我们不是单个的自由人，不是可以纵览一切的上帝，而是沉陷于被臆想所扭曲的真实的心灵。”

默多克通过人物对话来深入她的主题，她的叙述者充满了浪漫主义想象和爱的行动，就如《独角兽》中的玛丽安（Marian Taylor）一样，她的整个生命和追求似乎都是为着一种纯粹的“真”或“爱”而准备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默多克的人物无一例外地穿上了知识和智慧的外衣，她们或观察，或深入其中，或跟随事态变化，她们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行动者或反思者的身份存在的。但是默多克笔下的人物与主题都表现出某种“受害性”：

“不管我们将要去哪儿，一组组被伤害的和自伤的人物形象定格在或是退却到宗教氛围里，以此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伤人伤己的意识。”

默多克笔下的人物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彻底地描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她更多着眼于生活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中产阶级人物，他们有的充满幻想，有的生活在精神病的世界中，有的坦然接受爱情和婚姻破裂的事实，有的则充满与现实分离的神秘感。

默多克所描绘的世界稀奇古怪，神秘恐怖，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迫使身在其中的人们走向死亡或死亡状态，于是我们看到有的人自杀，有的人被杀，有的人满脑子自杀念头。

有人认为《独角兽》中的“人物多半像洞穴中的囚徒，自以为对善和真的求索是有效的，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和偶然世界里, 把自己蒙蔽在个人的臆想之中。”这种受害型人物的评价某种程度上忽略了默多克创作“封闭与开放式小说”的努力，她认为“对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来说，最理想的莫过于在一部小说中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不要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独角兽》很好地履行了这一双重任务。不论人物的“臆想”是否合理，追求真和善是否有效，她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实践了一个“封闭与开放”的自我。默多克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表达了对某种定性评论的忧虑：“我认为判断任何一部复杂小说的寓意是很困难的。没有单独的寓意，只有寓意的氛围和寓意的构建。”

《独角兽》中的人物就具有这种“寓意的氛围和寓意的构建”的特征，对于知识女性玛丽安来说，她既充满自我想象，又对他者拥有“爱的关注”；她是一个“臆想”者，更是一个行动者；她的出现生成了“受害者”形象，但是她的主动受害又让受害者形象变得扑朔迷离。

“受害者”的描写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情，并常常附带教育意义。我们在俄狄浦斯王的自我放逐、唐吉诃德的流浪精神、哈姆雷特的延宕忧郁等描写中，已经深深为着他们的境遇而扼腕叹息或挤出一丝苦涩的会心笑。到了俄罗斯文学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和多余人系列，再到鲁迅笔下的看客和阿Q，中西文学长廊里面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受害者”的真实景象。这些“受害者”有一个相同的意义，那就是在受害的过程和结果上从来没有损失过，他们已经从受害中升华，成为了不朽的经典。我们在《独角兽》中也能发现这种“受害者”效果。

从《在网下》（Under the Net）的杰克·丹修（Jake Donaghue）到《被砍掉的头》（A Severed Head）的里奇－葛本（Lynch-Gibbon），再到《孩子的语言》（A Word Child）中的海来瑞·伯德（Hilary Burde），默多克都采用了男性叙述者进行叙述。

《独角兽》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小说描写了作为知识女性的玛丽安在盖兹的遭遇，某种程度上，她与另一位主人公汉娜一样是作为“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的。如果把汉娜的死、玛丽安的绝望完全看作一种受害的结果的话，那么整部小说就会失去“封闭与开放”融合时所产生的意义，对小说的内涵和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的理解也会大打折扣。

“即使默多克笔下的女性形象处于一种分离的生活处境，她们也不缺少心理的深度和复杂性。”因此对知识女性是否是以单纯的“受害者”身份出现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默多克笔下知识女性形象的合理性和作家本人的创作观念。

为了诠释《独角兽》的“受害者”的真面目，默多克至少使用了两种办法：

一是采用突兀且陌生的对话开头，欲擒故纵，不断增加故事情节的悬念，以此获得知识女性叙述的广阔空间和深度思想；

二是采用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以此来“缓冲”或是“消蚀”因为单一视角叙述所带来的权力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第一种叙述的补充。

二、对话的陌生性和开放性

读者往往都会有这种印象：大多数小说都会在前面的几页或几章都会交代主要人物及其生活背景，以便更好地引导读者进入故事世界，把握故事的总体架构。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如爱德华时代的三大小说家等，小说的开始都要先描绘一下人物谱系图、人物关系和社会背景，以此来提醒或是加深读者的印象和记忆，避免不知所云的尴尬。

但是默多克的《独角兽》却反其道而行之，小说开始于人物对话，而且人物的身份、相貌、地位和职业等一系列反映人物性格的外在事物完全被搁置起来。很突兀而简单的对话已经让玛丽安感到无所适从、心惊胆战，稀奇古怪的念头油然而生。

这种与众不同的开头具有强烈的刺激和诱导作用，迫使读者带着迫切的、满是疑问的心情去继续阅读。读者会为那些充满诱惑和困惑的信息所吸引和迷醉，去努力探寻那些关系到主人公命运的信息，哪怕是读到最后一页才恍然大悟，他们也心甘情愿。有人评价说：

“默多克相信她的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它们围绕着一种总的艺术架构被细致地、有技巧地创造出来。作为小说叙述者，她把技巧和人物等方面有机联系起来，这也使她成为20世纪的一位卓越小说家。”

小说的突兀而陌生的对话充分展现了默多克这一“欲擒故纵”的技巧。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目的主要是为了凸显知识女性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的历程，一个都市知识女性在乡下遭遇“稀奇古怪”的事物促成了一次思想的旅行，不管其行程是否有收获，是否获得了某些启示。

对话形式除了意识流小说家较少采用外，在其他小说样式中我们都能见到。可以这样说，对话技巧运用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小说的成败。玛乔莉·博尔顿（Marjorie Boulton）认为对话是小说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他得用对话来显豁人物性格，并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同时，如果他想写得逼真，就必须把对话写得宛如真实生活中的谈话一样。然而机械模仿真实谈话，在小说中是行不通的。”

但是小说中的对话与现实中的谈话并不是同等的，小说中有可能尽量叙述一个人的怎么想和怎么说的，现实中则会有很多遮掩或敷衍的成分存在；小说中的人物可能很专注于对某一件事和某人发表看法，而现实中的人如果不涉及到自己，思想便处于游离状态。

作家为了尽量弥补这种不对等的现象，也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一个人物的真实情感和思想状态，往往在创作中有所保留，为了突出某类对话或某类人物的性格而让对话形式有所变化和侧重。默多克在1976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人们很显然不会告诉他人与自己相关的所有事情，即使对自己的精神医生也是这样。”因此她在面对外界评论家的批评时往往显得谨小慎微，这种谨慎甚至晦涩的态度在她的创作中也表现出来。小说中的玛丽安是作为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出场的，但她的出场的一席对话语言令人匪夷所思：

离这儿有多远？（十五英里。）

有公车吗？（没有。）

在村子里能租车或是小汽车吗？（不行。）

三次简短甚至有些生疏的对话暗示了玛丽安的出场。玛丽安的每一句问话似乎都受到无情地阻挡，就好像一块石头掉入了深潭，有且仅有那么一声叮咚，甚至连回声都没有，最终一切归于死寂。她的问话成为了一种供人欣赏和猎奇的摆设，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们是那么沉默，沉默得有些古怪。

玛丽安的话语是一种没有设防的语言，而盖兹人的回答则处处设防，带着一副不愿多说或者拒绝的姿态对待玛丽安。我们可想而知，玛丽安此时受到的心理震撼有多大，怀疑、不相信、惊讶、失望、沮丧等各种复杂感受一起涌上心头。

对话一般有两个作用：一是用来介绍人物的性别、年龄、职业、地位、生活境况、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等一般情况；二是如前所述，与现实中的对话形成比较，加强对话在凸显人物性格和小说主题方面的力度。海德格尔认为对话所使用的语言是让使用者进入“敞开领域”的必要条件：

“流行的观点把语言当作一种表达。语言用于会谈和约会，一般讲来就是用于互相理解。但语言不只是、而且并非首先是对要传达的东西的声音表达和文字表达。语言并非只是把或明或暗如此这般的意思转运到词语和句子中去，不如说，惟语言才使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

《独角兽》的开头的对话语言就造成了一种“封闭与敞开”的效果。默多克比海德格尔高明的地方在于赋予没有语言的盖兹以敞开性，这个存在之域因对话语言的陌生性而被感染，或者说它的敞开性没能得到玛丽安的回应。通过其中的一问一答，我们看到了玛丽安所具有的城市人身份，她希望自己将要去的“敞开领域”不是太偏僻，自己不要走太多的路。

当然，玛丽安遇到了阻挠，回答者并没有给出她心目中所期待的答案。玛丽安以自己的原有身份来衡量新环境中自己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也必然遭到冷漠的对待。况且她的话语中还含有对盖兹的不适应和不满，这对于回答者来说也应该是一种嘲弄，她似乎再说：“你们这儿怎么这么落后，居然联一辆汽车或者公车都没有！”

对话双方含着陌生甚至敌意的潜台词一旦为彼此所感知，那么对话本身就失去了对话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玛丽安并不是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出现的，她一出现就给盖兹人和盖兹地区留下了彼此隔膜的印象，她的问话难道不就是一种要求和一种谴责吗？作为外来者，她实实在在破坏了盖兹原有的某种平衡，尽管她以一种教师或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盖兹世界里，但是她又何曾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好意”本来就是一种侵略行为呢？

对话的陌生性在写到玛丽安即将离开丹尼斯时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她现在既需要他又害怕他。她那种行为（使汉娜自由的行为，笔者注）使丹尼斯和她有了距离，他那种独特的悲伤也令她无法靠近他，她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了解过他。他就像一只她不熟悉的动物一样野性十足，不过是暂时让她安抚安抚。她读不懂他的心思，也无法预测他的举动。她怕他，却又需要他：想守在他脚边，从他那儿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获得某个判决的暗示或残迹。他会保护她不受死者的干扰。

此时的玛丽安似乎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和受害者，相信很多读者也会为她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待遇鸣不平。但是玛丽安从来不真正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思考整个事件，汉娜之死触动了她，给她提供了一次彻底了解自己的机会，也让“她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了解过”与自己有肉体关系的丹尼斯。

事实上，这种通向“读懂他人心思”和“不受死者干扰”的机会在玛丽安那里并没有存在多久，可以说是一闪及过，因为她只想到理性地“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头脑中的那个自我需要有一幅汉娜之死的合理图像，她需要丹尼斯的理由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丹尼斯能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能让她脱离汉娜之死的内疚，玛丽安只想到了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一种即将到来的“敞开”又被她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

三、多视角叙述

其次，《独角兽》采用了多视角叙述。第一至七章是知识女性玛丽安的叙述，而从第八章开始变成了艾菲汉的立场叙述。视角变化好处就在于增强小说的“开放性”和叙述深度，人物不至于陷入单一性格，避免小数主题单一化和平面化。

默多克自己也表示“小说是一间舒适的屋子（Fit House），人物可以自由地居住生活其中；它也要联结现实中的偶然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小说配收到尊敬，才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艺术。”《独角兽》可以说忠实地实践了作家的这一创作主张。

从小说整体构思来看，采用了玛丽安和艾菲汉这两个外来人视角和盖兹人物的视角相结合的构思方式；从小说的各章节和叙述进程来看，各个人物的视角叙述交叉进行。这种多视角叙述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各人物在讲述属于他（她）本人所见识和感受的故事，各人物又因为被某些共同的东西所牵引，在看似不同的叙述中其实对彼此的叙述都是一种离间或是补充。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知识女性的玛丽安的独特叙述，也不是艾菲汉的单独讲述，还有其他人的参与。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叙述模式和思维方式，他们都代表着小说中的一种声音或情感，代表现实或观念世界的某个方面进行发言：

“假如现实并不是象它看起来那样，假如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事实上比想象世界之外它的‘作家’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那么，就必须引导读者经历关于真正现实的想象性理解的一系列错误推断。任何可靠的叙述者都无法给予他真理，因为真理本身就超越了实际的、非想象的阐述。”

玛丽安的追寻和叙述不能明白真理，艾菲汉也不知道真理为何物，就连带着真理光环的汉娜也对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模糊的态度。大概只有默多克自己，通过她笔下的各类人物的叙述和思想，才能有一种综合的认识，尽管这种综合认识在读者看来还是一盘散沙，它毕竟提供了让读者进入小说各个人物叙述空间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玛丽安慢慢经历了想象之外的另一种现实，经历种种“傲慢与偏见”的自我预设，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一些确定性想象和观念。

《独角兽》的整体叙述、玛丽安的叙述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完整的或正确的结论，玛丽安就像卡夫卡小说中的K一样，到小说结尾也没能发现追寻的意义——是否获得了对自己有益的真理，是否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

或许这就足够了，读者看到了玛丽安们自由地穿梭于默多克的小说中，她们的主动行动和想象就是一种复杂的参与现实的过程；她们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叙述方式，她们的孤立和自由、彷徨和纠结不正是“丰富的现实”的一部分吗？

小说开始后我们随着玛丽安的视角和感受一起前进。玛丽安的观察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玛丽安的自我想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作为读者的我们已经在不自觉且心甘情愿的状态中为玛丽安的叙述所主导。当玛丽安为初恋而沮丧甚至绝望时，“她极端理智地面对失落和不幸”，她的“失落和不幸”同样也为我们所感知。玛丽安对盖兹的陌生感和焦虑感同样存在于我们心理，玛丽安遭遇的不理解已经为我们深深理解，她的不幸也赢得了我们的同情。“通过孤立的受难者的视线看到整个事件，我们就被迫通过他心灵去感受它。”

如果小说到此为此，在情感上征服了读者，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征服。这就好比《变形记》中的大甲虫所能表达和象征的，仅仅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强大的现实面前人的无能为力乃至异化，格里高尔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者，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人物，其隐喻或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人的经验所能表述的范畴。

如果既要体会到现实的荒谬、又能传达符合日常生活的现实，仅凭一个人物的视角就存在很大的问题，视角的聚集和重点并不能代表普遍经验的传递。《独角兽》做到了这点，安排了两位孤立者来叙述整个事件，在玛丽安的叙述之后，我们又经历艾菲汉的叙述。知识女性玛丽安和知识男性艾菲汉(Effingham Cooper)同时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拯救”。虽然还是孤立叙述，但是其叙述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比照和张力，读者在做各种情感和道德感受和判断时就不会把目光局限在某一个孤立叙述者的不幸上，而是会收获一种比隐喻或象征意义更为强大的影响——人类整体的孤立意识。

小说的多视角造成了整体叙述的某种“中断”，这种“中断”不是散乱或者找不到叙述方向，而是让叙述节奏暂时减缓，给小说人物腾出更多的叙述时间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一种孤独式叙述，让主人公的孤独经验在宏观叙述环境中有另一种参照。

小说的“回忆视角”（Retrospective View）就是一种“中断”：通过回忆来表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以及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

小说的回忆不单纯是一种往事的追想，而是充分体现了叙述者的反思态度，它们或通过细节叙述、或通过作者的插入叙述、或在人物对话中来反思自我、或在自我的意识和无意识中进行。

小说的回忆不是一个人的回忆，而是多人多重回忆交织在一起，最终，这种回忆视角又回到了原初，回到了刚开始的状态，即人物在一次特殊的思想和事件旅行后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位置。

至于这些人物是否还要进行第二次同样的经历，读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人物获得了一种想象之外的真实。这种大的叙述架构把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小心翼翼地纳入作者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节奏中。

结语：

《独角兽》的开头的对话语言就造成了一种“封闭与敞开”的效果，玛丽安在这种情况下出场，其形象也显得复杂起来，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受害者”呢？多视角叙述和对话的陌生性使得玛丽安的个体行动充满悖论：一方面她渴求得到理解和爱，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自己的行动充满了爱的信息。但是她个体的自由或自愿行动却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理想。

作为知识女性，玛丽安在自我精神的“封闭与开放”中摸爬滚打，却不能完全了解自己，也不能真正懂得他人的“受害”行动。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不仅仅是个体“臆想”所造成的，也是因为玛丽安的自由行动造成的，更是小说家为了传达一种人类整体的思想所设计的。所以，玛丽安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作为个体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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