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慶屹/口述
《自拍》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陸慶屹，46歲。1973年，我出生在貴州南部一個名叫獨山的小縣城，是家中老么，上面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
這是去年春節，我（右一）和爸媽哥哥的合照
年少時，我個性比較叛逆，嚮往外面的世界，忽略了家庭潛移默化的影響。但當我拿起鏡頭記錄下那些平淡瑣碎的細節，再回頭反覆揣摩那種家的味道時，我才發現，自己何其幸運，人生走過半程，依然能夠從親情中獲得力量。
這是我3歲時的全家福，照片中左一拿著玩具槍的那個小男孩就是我。
我3歲那年的全家福
早年爸、媽是被下放到鄉下的，我家後門緊挨著山腳，爸媽到鎮上鐵匠鋪借兩把大鐵錘，闢出兩塊平整的空地，種上白菜小蔥等容易生長的蔬菜。爸退休前在師範學校教物理和音樂，在授課之餘，爸還要和媽一起揹著柴刀走十來里路，上山砍柴。
我從沒聽過他們倆對生活有任何的抱怨。對他們而言，物質生活不是最高的選擇，生活的美妙在別處。1997年，父母用2萬塊買下了全縣第一臺錄像機。那時，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才3萬塊。我至今仍記得，買了DV後，爸每次出門，不管多麻煩，都會帶上它，東拍拍西拍拍。
爸在用DV攝像。
08年，姐給爸又買了一臺數碼小DV，爸不知道如何把拍下來的內容保留下來，四處詢問才知道需要有電腦才行，就自己去貴陽攢了一臺電腦，一點點學習如何使用電腦。那一年他72歲。到了第二年，他裝了軟件來剪輯他拍下來的那些往事，配上音樂和字幕。
直到現在，爸80多歲了，還是好奇心旺盛，熱衷搗鼓各種玩意兒，像個老頑童。他會砍竹子製作長笛、還琢磨著用廢棄的鼓製作了二胡，在老家開了間電器修理鋪。
哥在教爸如何安裝視頻軟件，哥把步驟寫在本子上，一步一步教，爸認真得像個孩子。
我媽酷愛山歌，當年是獨山頗有名氣的歌王。山歌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媽爬山唱，走路唱，做飯唱，擦地板時也唱，和老朋友一起聊曲子，合唱一句“人無藝術身不貴，不會娛樂是蠢材”；對著鏡子梳頭，唱一曲“那年姐妹都還美，狗見狗擺尾，豬見豬咂嘴。”
如果用最近的流行語來說，大概是，沒有什麼事兒是一支山歌解決不了的，如果有，就兩支。
媽是當地歌王，每次別人請她去對歌或主持婚禮，她總會提前一個星期做功課，認真的程度讓我愧疚。
剛上小學時，我喜歡賴床，爸媽來叫，我裝睡。我媽有一絕技，笑聲很有傳染力，她對付我就一招，不掀被子，不罵人也不揪耳朵，只是把臉挨近我，一臉輕笑，很快笑容傳染，我就忍不住大笑著起床了。
在這種氛圍下長大，我童年的底色是溫馨快樂的。
那時過年很熱鬧，有各種民俗活動，尤其是“騎擺馬”遊街。當時我家裡正處在“劈山墾田”的拓荒期，但身為當地文藝骨幹的媽媽，還是花了2個多月，對著小人書琢磨著給我做了這套“擺馬英雄”的造型。每一片“鎧甲”，頭櫻都是一針一線自己做出來的。還四處去尋找花翎，傾注了很大的心血。下面這張照片是我3歲那年春節時拍的。
1976年，我3歲時，媽花了2個多月的時間，對著小人書琢磨著給我做了這套“擺馬英雄”的造型。
但到了小學三四年級時，我的性格漸漸孤僻起來。哥和姐大我很多，早早離家，院裡和我同齡的孩子卻多有兄弟姐妹，忙著拉幫結派，我落了單，偶爾加入遊戲時，也能感受到一種隱約的孤立氣氛。
童年時，我們仨相聚的機會並不多。
1978年，有大學到少數民族地區招一些天才學生。哥的音樂才華在獨山已小有名氣，名聲傳到了市裡，招生老師尋來，一眼就相中了十歲的他，就這樣，把他帶到了北京上大學。
這是哥十歲，剛入讀大學時和他同學的照片。
姐在我兩歲時，就在重點縣城中學住校了，等到我上小學，她早已紮根瀋陽，在那兒讀書、工作、生活。
哥是長子，少年離家，童年還未結束就失去了父母的看護，我媽總覺得欠了他的愛太多，我哥又自小特別乖，性格溫和，似乎天生就知道幫父母做家務，從不須父母操心。媽最疼愛哥，從小，我看到哥每次離家，媽總會面色黯淡幾天，有時無意識地眼淚就下來了。
爸最疼愛姐。高考前夕，爸給姐買奶粉和各種水果補充營養，那時候這些東西都不是日常消費得起的。剛上小學五年級的我不能碰，否則就要捱揍，但姐特別疼我，每次都會偷偷分給我吃。
這是我三歲時和姐的合影
我時常聽到旁人誇讚哥和姐，他們在我心裡逐漸變成了一種英雄的形象。像哥一樣優秀是我從小的願望，或者說，是種理所當然該去揹負的壓力。
爸在中學教書，自然對我期望也高，我初一就把初三的課程都自學完了，每次考試是班裡的前幾名，覺得上課沒意義，十三、十四歲時開始逃課，結交了一幫打架的兄弟，老師、同學都拿我沒辦法。
我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是我初三那年。
有一天快放學時，老師突然關上門，一臉嚴肅地說化學實驗室裡丟了兩盒玻片。在小偷被找到之前，所有人都不能放學回家。
半是逞能，半是為了早點兒下課，我莽撞地站出來擔下了罪名。
想不到，第二天課間操時，學校教務處在全校師生面前廣播了對我的處分通知。“初三一班，陸慶屹，因盜竊罪被留校察看”，我一氣之下，跑到教務處把那張告示撕個粉碎，背上書包回家了。
我沒有和爸媽去解釋這件事情，覺得辯解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但這件事對一生本本分分，受人尊敬的父母是個太大的打擊。爸非常羞愧，無心說話，甚至連責罵我的心情都垮掉了，無聲地流淚；我媽連看我一眼都不願意。
這是我初中時的照片
後來我轉學到了一個鄉村中學唸書。我想過要讓爸媽放心，不再打架，卻又無法捨棄以前學校的兄弟。在這兩種力量的衝擊之下，我越來越難以忍受獨山的生活。
1990年，高一，一天夜裡我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揹著書包，扒上一列火車離開了獨山。
離家後，我在外面晃盪了幾個月，兜裡沒有錢，扒火車，四處流浪，過“霧都孤兒”一般的日子，雖然想家，但心裡卻繃著一根弦——絕不能回獨山。後來想到姐在瀋陽，我便搭上火車去找她。姐一見我，立馬把我鎖在她家，馬上就給爸媽拍了電報。
很多年後，我才聽表妹講起，我突然消失去流浪的那幾個月裡，爸媽花了整整兩個月，發了瘋一樣，動員親戚以及在遠方的哥和姐，把貴州所有通火車的縣城翻了個遍。她看到爸媽的背影特別心疼，對爸媽說，別找了，反正這傢伙死不了。 每次想到這些，我的內心都非常愧疚。
離家出走後，我和媽時隔半年後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90年8月，姐在瀋陽舉辦婚禮的前夕。
媽就像一個從貴州空降瀋陽的移動雜貨鋪，手上拎著各種籃子、袋子，肩上扛著箱子，左右胳膊上還都掛著晃來晃去的皮包，圓滾滾的一堆，裡面是給姐和我帶的各種東西，有臘肉、辣椒麵、幹香菇、千層底布鞋、鹽酸菜、鮮花椒、都是我們那兒的特產。她的頭髮被汗水打溼，東一片西一縷地貼在臉上，眼睛像銅鈴一樣地瞪得我直心虛。我們倆一直無話。
姐婚禮結束後，哥對我說“慶屹，你現在的狀況，獨山是回不去了，要不跟我去北京吧。”
這是1990年，離開瀋陽準備去北京時的照片
1990年，和哥抵京。剛到北京時，我整個人還處在很暴躁的慣性裡。哥在清華教音樂，先後幫我找了兩個中學插班，我都是因為打架的事情，自己離開了。哥像爸媽一樣對我很寬容，由著我的性子。
閒待著的期間，哥一直試圖教我音樂的，但他不是一個強硬的人，我覺得自己的節奏感不是特別好，就很灰心，不想學了，他也不強求。我一天天無所事事踢球、看書，寫一些日記、幼稚的小說什麼的，有時候用鋼筆瞎畫些東西，還自己畫郵票。
1993年，我在清華大學，我哥的教工宿舍裡
哥看到動了心思，又找人教我學畫畫，我原本就很喜歡畫畫，所以在那幾年裡非常專注。後來住到了圓明園畫家村，跟更多的畫家接觸。那時候，我對什麼東西都很懵懂的。
這是1995年，我22歲，在圓明園畫家村。
有次，跟著老師的一個畫家朋友去圓明園西邊的野地寫生，同一個場景，我們各畫各的。過了一會他來看我的，說：“嗯，你的構圖比較傳統，我的比較現代。”當時我很震驚，此前我只知道就這麼畫著，風格流派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而且我看他的寫生稿，也沒多想什麼，但他突然說出傳統和現代，對我刺激特別大，我看看他的，又看看自己的，根本搞不懂為什麼他要這麼說，我又是不太愛問的人，所以這個問題一直伴隨了我很久。
之後我才開始去深入瞭解畫的內涵，慢慢把一些模糊的感知轉變成理論。
1995年一次偶然間，我在中國美術館看畫展，被米羅的版畫擊中，突然心裡特別悲哀，覺得自己一輩子都畫不出來那樣偉大的作品。下面這張照片是我決定放棄後畫的最後一幅——《痛苦》。
放棄學畫前，我畫的最後一副畫，名字是《痛苦》。
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離家在外後，我不斷地尋找著自己的位置，也接受來自社會的規訓。
我在清華足球隊踢過球，去畫家村學畫畫，也在出版社做過編輯，每進入一個領域，我都全情投入，認真地想過要做到每個領域的最好——專業足球運動員、職業畫家、寫字為生的人。
當一次又一次地碰壁，意識到“成為最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時，我非常痛苦。1999年6、7月，我一個好朋友離開北京去廣州工作。朋友的離開讓我很失落，感覺再沒有可以聊天的人了，我對自己的狀況也不是很滿意，對喧囂的城市生活也有些厭倦，就想去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正好老家臨縣要招礦工，我就去了。
礦上生活單調、艱苦。日常用水要派人到山下挑，來回兩個小時。每星期有專人去城裡採購食物。那段時間，我注意到了以前沒留意過的東西。一個是星星，太純淨了；然後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剛開始只看到幾顆明亮的，後來眼睛適應了黑暗，星星就佈滿了整個天空。
這些東西促使我去觀察身外的東西。我從小喜歡寫日記，但基本關心的都是生存問題——上誰家吃飯，晚上睡哪兒。
從沒有抽離開去觀察生活，更不會有意識去關注天地的樣貌，時間的來去。星星和天空讓我想到一些很遠的東西，永恆的東西。這種“永恆”到底是什麼，我也說不明白，但好像意識到了人的渺小，人生的短暫。這樣生活了5個月左右。
2000年春節後的一天，礦裡發生了一件事。雷管突然炸了，大家在洞口等著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麼，彷彿被某種力量牽引著，也不等其他人，點上蠟燭就一個人鑽了進去，裡面黑洞洞的，只有手邊的燭光照亮狹小範圍。在寂靜裡，人的感官變得更加敏銳，我隱約由眼角察覺到某處有些異樣，便舉著蠟燭找過去。
黑暗中，石壁上炸開了一個十幾釐米的小口，裡面是一窩晶瑩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圓心。
我握著蠟燭伸進去輕晃，亮晶晶的光透過水晶閃爍著，從各個方向鑽進了我的眼睛，我被那種純淨的美震撼了。我就想，這種被埋在深山裡，無人知曉的地方的物質，都會朝自己最純淨的方向去淨化，那麼我呢？
它對我有著重要的意義，徵得同意後，我把這隻水晶帶走了。這是2018年晚上，在家中庭院拍的水晶。
我想，如果沒有自我淨化的決心，一直渴望的個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藝術化的自我放逐，不過是無聊的自卑自憐，是逃避為人責任的藉口。我把自己放逐到礦山，卻從未考慮過他人的感受，尤其是家人，爸媽。
回想北漂這十年來，我部分地理解了爸媽，彼此之前的“隔閡”沒那麼深了。
還記得1990年，我16歲，剛到北京，住在哥在清華的員工宿舍。夏天，哥去青島出差，我一個人模模糊糊地睡著，夢中見到爸媽滿頭的白髮，我哭著醒來。從那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夢裡，我第一次發現了，爸媽終有一天會變老的事實，併產生了那種失去他們的恐懼。
在那之後，我和爸媽一個月通信一封。現在寫信、收信變得老派，甚至有點兒過分隆重到可笑。但對那時的我來說，展開信紙，“吾兒慶屹”那四個字流淌著的是最日常，最煙火氣的、專屬於爸媽的溫柔。
我說最近讀了哪些書，踢球、學畫如何，爸媽則講講家裡親戚和學校的趣事。我們聊各種瑣事，但也在瑣事中更加理解了彼此。
這是1998年春節，我和哥從北京回家，和爸在縣城街口拍的照片。
這是二十年前，在老家的火車站，離家的火車從遠處山那邊開過來，張望中我哥喊我，他拍了下來我錯愕的表情。
從15歲離家到放棄踢球、畫畫、編輯，再到25歲選擇去做礦工，在世俗意義上，我活成了"別人家的孩子"的反面。但爸和媽卻從未因此責備過我。
對我爸媽來說，工作是生存的一種形式，只要孩子們開心快樂地活下去，有自己的價值便好。
拿哥來說，1993年，哥決心辭去在清華的教職，過更自在點兒的生活。這對我們小縣城的人來說，是件不可理解的大事。但我爸媽只是問了一句，慶松，沒了這份工作，你還有經濟來源嗎？還能活下去嗎？當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們便不再多言。
這是1994年，我和哥在清華拍的照片
我至今仍記得14歲時，媽在我一次打群架回家後，對我講的話。她說，慶屹，我現在也管不動你了，但我對你有幾個要求，除此以外，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第一不要麻煩別人，第二步要為難別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自己要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現在想想這句話影響了我的一生。還有爸，爸一生溫和，處變不驚，是他教會了我，遇到事情不要抱怨，解決問題便好。
之前每年春暖花開時，爸媽都會請好友付叔叔我們為一家拍照，本有很多照片。可1999年的年底，我離家前的有天晚上，家裡不知怎麼突發一場大火，把剛建不久的新房燒燬大半。
撲滅之後，爸嘆嘆氣，什麼也沒說，從大火過後的廢墟里翻出了一個盒子，裡面是自己心愛的小提琴，望著已經快要燒成碳的背板，吹了吹灰，嘆了口氣，在天井的井臺上拉起了琴。我還記得爸拉的曲子是馬斯奈的《沉思》。想必那時候他心裡也非常沮喪，只能用音樂來安撫一下自己。
“如果失敗或者意外是苦的，那就找點甜的東西去中和它。”這是爸的處世哲學，它也影響這我。
2014年春，爸在天台拉小提琴。他溫和剛毅的背影與悠揚的琴聲，橘色的路燈一起令我想起2000年那晚的大火
2000年春天，那一捧水晶還有緊接著而來的那場大火擊中了我心中一直隱而未現的想法。我決定出礦山，回北京，去尋找，去施展自己更大的價值。
我開始覺得人生應該主動點。遇到困難，逃避不是辦法，而是主動去明白它，甚至迎難而上。
再次回到北京，2000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間，我做過網頁設計，開過廣告公司，後來做了攝影師，都是從零起步，最後做到衣食不用發愁，可我依然沒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能夠堅定走下去的、有創造性、有價值感的道路。
做攝影師那幾年，各處跑，拍了很多照片，這是我拍的北京夜景。我的生活軌跡已和這裡分不開。
日子就這樣過著。2012年，我39歲，什麼大事也沒發生。一次去和朋友踢球，肌肉拉傷，令我想起以前肆意在球場奔跑的日子，如今人到中年，越發真切地感受到了時間流逝帶來的重量。傷痛集中爆發令我意識到自己一個人在外漂泊多年，沒有歸宿，沒有要走下去的路，而家在幾千公里之遙。
一次偶然間，我看到小津拍的《東京物語》。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人生，一個人在電腦前掩面痛哭。後來又看了很多遍。那期間，我認識了一些朋友，交流中知道了侯孝賢導演，又下載他的片子來看，總覺得侯導和小津的電影氣質比較像我熟悉的生活，電影中那種暗流湧動的沉靜令我著迷。
對電影的再認識、攝影師的職業慣性，再加上對自身經歷的思考，令我燃起了記錄家庭影像的衝動。2013年，恰巧工作需要更新設備，我就買了一臺有錄像功能的攝影機。
那年春節回家就開始拍。剛開始，家人都以為我只是隨便玩玩兒。
媽只當我是個傻兒子，燻肉要拍，烤火爐要拍，拉琴要拍，什麼都拍。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晾醃菜，然後拍，我媽就回過頭來，像看一個傻子一樣看著我，問我 你幹嘛啊，我吃飯也拍，走路也拍，拍那麼多幹什麼啊。
我說我在拍一個紀錄片，她說紀錄片是什麼啊？我說跟電影一樣。我媽就回我“呵呵”兩個字。
我繼續在後邊拍，她就用一種不可救藥的眼神看著我。
爸和媽在包餃子，媽警覺地看著我說“你又在拍了？
漸漸地，就連來串門的親戚朋友也都習慣了手拿鏡頭的我。
這是2015年春節，中間是我保爺也是我初中校長。多年不見，吃完飯大家提議拍張合影，忘了說到什麼，笑成這樣
開始拍攝後，我發現，當把生活用鏡頭框起來，去觀察它，記錄它會發現那些習以為常的細節背後，其實有著深厚的情感在。
比如我爸跟我哥一塊兒出去，我哥回來的時候，我媽總會問，哎你爸呢。這句話你平時肯定不在意，但你記錄多了，你會發現，她看不見我爸的時候，她會掛念他。
記錄多了，我也開始偷偷觀察他們。
比如下面這張照片，是2013年我下午睡著後醒來，已經天黑了，從門外望去，天井對面，媽在縫紉，爸在唱歌、打拍子。我沒忍心打擾這寧靜，偷偷地拍下這張照片。
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定距離外，長久地凝視我的父母，我彷彿看到了“地老天荒”這個詞的確切含義。
再比如2016年春節，我媽生病了，買了很多中藥。然後他們倆在那兒熬那個藥，我當時在自己的房間休息，早就醒了，但不想打擾他們倆。我透過天井偷偷觀察他們，媽有少白頭，一直以來都是爸幫她染髮的，那天，媽停下來，望了望爸的頭髮，然後就說“哎呀，你的頭髮也該染了，都白了”
這是2013年，爸幫媽染頭髮，這天說起了我小時候做過的蠢事兒，兩個人笑開了花
然後媽頓了頓，又說謝謝你。
我爸“謝謝什麼鬼，謝謝。”
然後我媽說，謝謝你的情，謝謝你的愛。她就在一旁笑開了花。
我明白，就像這種東西，如果是我在場，她不會說這些，但他們日常狀態的那種東西特別強烈地衝擊了我。我之前從未想過那種肉麻的表達能夠在他們那個年齡段的人身上。
這是爸幫媽熬藥結束後，媽喂爸吃洋芋蘸香辣椒麵
然而拍攝到第二年，2014年，家裡發生了一件大事，姐患癌症離世了。
這對我們一家人，尤其是爸媽，是極沉重的打擊。從小我和姐關係很好，雖然不常見，但很依賴她，流浪的時候無家可歸，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她。在姐的葬禮上，我在姐姐的棺材抬出去之前暈倒了，暈了多長時間我不知道，醒來後我媽說，‘你洗個臉冷靜一下，要麼你拿著花圈，要麼你繼續拍。不要讓你姐擔心。“ 我最後終於舉起了鏡頭。
從那次後，心裡就隱約確定了。這份家庭影像，我要把它剪輯下來，獻給爸媽，哥哥還有姐姐。
姐走後，最難受的就是爸和媽，但媽總是努力樂觀。
生活永遠沒法恢復到姐姐去世前那種完滿的歡樂，但相互陪伴的人還是要重新撿拾起快樂的片段，努力生活下去。這是媽教會我的。
姐走後，逢年過節，我們吃飯仍會給姐姐添一副碗筷。
2016年，我帶著250多個小時的素材回北京，去中關村買了剪輯的書籍，裝了軟件，從頭學起。那時候爸因為姐的緣故，身體不太好，我心裡有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這是我在剪輯時，朋友抓拍。
最後剪了1年零8個月。2019年初，第一場放映。朋友是搞藝術的，聯繫了798藝術中心，我回老家接爸媽。
我媽說看電影？就是你拍的那些嗎？電影院那種，大大的嗎？我說對啊。他們就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因為對一個縣城的人來說，距離電影太遙遠了。
電影放映的時候，整場黑漆漆的，我就坐在和爸媽同一排，但我沒敢看他們，我怕一抬頭眼淚要掉下來。
電影結束後，觀眾們知道我爸媽在場，起鬨要他們倆講兩句。
媽爽朗活潑，舉起話筒笑著對我說，不知道你真要拍電影啊，早知道我就穿得好看一點了，那裡面頭髮亂糟糟的，像什麼樣子。
爸當時身體不好，走路不太方便，就站在觀眾席上給觀眾們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說，我在大熒幕上看到自己了，我想這是獻給我們的吧。謝謝兒子。
我一下子沒控制住，就哭了。在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都值了，我終於做了一件讓自己滿意，也讓爸媽開心的事情。
這是電影第一次放映時，我把爸媽從家裡接來北京798的放映處。電影結束後，他們兩個人站起來對著觀眾鞠躬。
有時候會想如果沒有當上攝影師，我肯定不會想到拍視頻、剪電影，如果沒有學過畫畫、踢球，沒有爸媽對藝術薰陶....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環，我可能都不會走到今天。人生的來路和去路如此奇妙，無數的偶然串聯成了必然。
去年除夕，年夜飯後我正在洗碗，爸媽打開了電視等春晚，房間突然黑下來，停電了。楞了一下後，黑暗中響起爸的笑聲：哈哈哈，好玩。他突然起來的快樂點燃了我們的情緒，跟著笑了起來。
我掏出火機打亮去找蠟燭，大家互相討論了一會兒也不知如何是好，媽拍桌說，這電愛來不來，乾脆去山裡走走。於是一家人穿衣換鞋，說說笑笑往城外走去。
除夕的煙花。又一年過去了，如果可以，真希望爸媽能更年輕些，讓我沉浸在這種俗情俗事中久一點，再久一點..
那是個特別的除夕之夜，令我想起，我很喜歡的一首聶魯達的詩，“我們到那裡去，什麼都不盼望，在那裡，我們得到了盼望中的一切。”我想這是屬於我們一家人的走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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