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去旅行

98年，近一个世纪，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确实很点长，但是放在历史长河中，就显得那么样微不足道了，从南宋灭亡到明朝建立，中间不到一百年，可是这两个朝代总给人一种天然之别的感觉，同样是汉人建立的王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有很多原因的。

其实宋朝和明朝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宋朝和明朝的建立都结束了战乱，给饱受战乱的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这一点上来说两个朝代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宋朝和明朝更感觉是两个不同的时空，到底为什么小枫和大家一起看看。

一、中间文化的断层给人一种断代之感

上面也提到了宋朝和明朝之间只隔了98年，这个98年正好是元朝统治的时间，宋朝真的十分不幸，从他立国到灭亡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先有辽国后有金国，就连西夏的党项都能来威胁大宋一番，可见当时的处境，甚至金国还将北宋的两个皇帝都给抓走了，灭亡了北宋，这就十分的操蛋了，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将一个正统国家可灭了，听起来可笑，但是人家确实做到了。

南宋建立算是延续了国祚，不过好景不长，蒙古崛起，吞并了金国，建立了元朝，而且将南宋给灭掉了，崖山一战让彻底灭亡了中华，现在很多人都说崖山之后无中华，开启了元朝统治的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堪称汉人的悲哀，和黑暗的时期。

宋是中国历史上文风最盛的国家，身为汉族王朝自然也是以礼以孝治理国家，在律法之外还有道德的约束，这是汉族王朝的共性，也形成了华夏的道德，但是这一切都被蒙古给破坏了，这是生长和崛起在草原上的蒙古，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和中原王朝格格不入。就比如皇位继承问题，汉族王朝于严格的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无嫡就立长，这确保了皇位继承的稳定性，但是元朝可不是一样，短短的几十年，元朝的皇帝更换比五代十国战乱时候还频繁，经常为争夺皇位而大打出手，这也是元朝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忽必烈接受汉化以来，虽然蒙古族开始接受汉族文化，但是他们是一个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到中原的，他们强大的心理，怎么可能全盘接受汉化，只能强迫汉族接受他们蒙古的文化，他们认为这才是征服，在这种情况下，汉族文化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比如元朝把他所统治的人分为四等，其中之前南宋人是第四等人，是最低等的人，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言，打个比方，如果第四等人杀了一个蒙古人，那不用说必须处死，而且他的家产等全部都要被收回来，然后赔偿给被杀的人。

反过来，如果一个蒙古人杀了一个汉人，那屁事没有，顶多打几下，然后赔偿点丧葬费就齐了，对，在元朝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服气又能怎么办？

所说在那个时候汉人根本不是人，即使汉人当官待遇也不一样，将宋朝那种自由文风和汉族的文化基本上都毁灭殆尽，直到元朝建立多年，这种情况才逐渐改变。但是明朝也开始对读书人进行禁锢，完全没有宋朝那个时候的文风了，即便恢复了汉人衣冠，也没有了宋朝那种氛围，给人一种天然之别之感，不过总的来说明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功不可没。

二、明朝对官员不友好呀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宋朝的官员十分幸福，真正做大了与士大夫共天下，宋太祖赵匡胤留下不可杀上书言事的士大夫，这就等于给皇帝戴上了紧箍咒，大臣只要不顺心就可以逮着皇帝可劲的喷，就比如包拯能喷皇帝一脸唾沫星子，再向前寇准都给威胁真宗皇帝一定要御驾亲征，官员除了谋反，基本上没有被杀的，最多就是贬官，比如咱们的才子苏轼就经常被贬。

可是到了明朝这种情况就变了，敢乱喷皇帝你找死，特别是在朱元璋时期，不要说敢喷皇帝，你没有错误皇帝都想弄死你。啥?你还想谋反，开什么玩笑，你死嫌弃你的命太长了，老朱分分钟钟叫你做人，即使到了中后期，还有廷杖，被打死的官员也不少，对于士大夫来说宋朝是他们的天堂，而明朝则是地狱一般的存在，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一点必须要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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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关系上

宋朝对外一塌糊涂，特别是宋太总赵光义在高粱河当了车神，从此宋朝就像是被打断脊梁的人，对外根本无法直起来腰杆，被契丹欺负，每年要用钱财来买和平，如果契丹就算了，大宋统治下的党项族也开始和大宋闹腾，结果还成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打不过一个部族，这真是耻辱。最后西夏称臣，但是宋每年赐予西夏岁币，只是换一种说法而已，还是屈辱，。

被以为契丹衰落了，这是好事，可是金崛起后来金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灭掉了北宋，耻辱不？金衰落，但是更为强大的蒙古出现了，更不用说南宋只有挨打的份了。

但是到了明朝就不一样了，朱元璋建立大明，挥师北伐，驱逐蒙元，后也不断的打击蒙元的残余势力，基本上是势如破竹，到了朱棣时期更是多次亲征，对北方威胁大明的部落进行讨伐。在对外上明朝从来不触任何人，敢于和任何人一战，不和亲不赔款，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就是明朝的骨气。

所以在对外之上，明朝还是和宋朝不同的，甚至是云泥之别，一个怎么打都不胜，一个总是可以吊打人家，这就是差别。

其实宋朝和明朝相差不远，但是中间毕竟隔着一个朝代，一个和中原完全不一样的朝代，文化等各方的断层却是影响了华夏，但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天枫说

因为元朝的改变。

元朝虽然仅仅存在了98年，但是它对于汉族文化的摧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我们现在把元朝归为我们古代史中的一环，但是实际上，汉族文化差点被灭绝。

近代史上日本侵占东北，实行去汉化和奴化中国人，仅仅14年，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差点摧毁了东北的很多传统文化。元朝98年的高压统治，经历4代人的洗脑，很多文化都被修改了，很多传统也都丢失了。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实行的是奴隶制，是宋朝封建制的退化，元朝大力实行农牧制度，长江以北大片的土地都被改造成牧场，农耕文明几乎被摧毁，即使是反抗不断的南方，也深受其害，大量宋朝时期兴修的水利运河等等，都被元朝否定。

大宋奉行程朱理学，儒家独尊，地位最高的是士族，读书人的地位远高于武夫。而元朝倒置，读书人收到迫害，极力用兵。导致朝廷和民众的暴力心理都极大的扩张，等到南方爆发大规模反元活动的时候，真的是华夏文明危在旦夕了。

等到朱元璋建立大明，还是有很多习惯延续了下来，读书人的地位不再，一直到大明后期，才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看宋和明两朝，确实不像只隔了百年的一脉相承的文化。

就像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再到倚天屠龙记的感觉一样。

张君宝生于大宋，长于大元，成名于大明。一生历经三朝。之前就见过人争论张三丰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差点打起来。

大啵嘶

宋明两朝，天差地别。甚至可以说是：换了人间。

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明两朝，战略态势从东西对决，转为南北对决。

以宋朝为例，虽然两宋地盘不大，但都是农耕文明的精华地区，加之没有西域那样的广阔边疆需要经营，中央财政的负担较小，可以说非常的富足。但物质财富空前发达的宋王朝，在精神上却陷入了迷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战略态势的变化：

宋兴前，中国的旧格局，沿着西安——洛阳这个轴线运转。

宋灭后，中国的新格局，变成北京——南京这个轴线运转。

北方强大的马背民族，迫使宋朝全面防守。因为宋朝思维还停留在东西轴线上，所以在立国之初，没能更坚决的拿下幽州。但是宋朝又急于总结唐朝灭亡的经验，阉割了国家的尚武精神。如果宋朝能够拿下幽州，再重文轻武，或许华夏文明的格局又不一样。

华夏文明诞生以来，第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宋朝的精英分子迎头撞上,他们被彻底的撞晕了。终宋一朝，只有两个字迷茫。

明朝建立时，南北对立局面彻底形成。明朝为了对北用兵，南方的财政就变得空前重要。于是南方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增加，国家的负担变重，又暴露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明朝国力恢复的同时，国家的脆弱性也直线上升。

财政的“鸡蛋”，都在农业一个篮子里，国力越强，国家反而越脆弱。明朝就在小农经济的短板中，逐渐陷入绝境。

二、战略态势的不同，导致宋明社会心态不同。

宋之后，因为长江流域的开发利用，再加上商业贸易前所未有地发达，使得华夏文明日益精确、富足。宋朝时期，战略态势虽有转移，但不够明朗。对于宋朝精英来说，最好的战略就是：采取守势，静观其变。

在西、北皆有战事的情况下，宋朝安心经营东南，整个社会心态也从唐朝的外向，转为守势。至此宋朝只有守国之法，再无拓土之能。但也不能就此说宋朝弱，毕竟在军事短板的情况下，宋能够熬死辽、金，本就说明了宋朝的强悍实力。

有人说“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又有人说“明朝无明君，无名臣，无名將”；其实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明朝：拼命三郎+穷。

朱元璋作为农民、和尚，一步一个脚印统一了国家。说好听点叫脚踏实地，其实就是穷到只能拼命。而在无数次的拼命中，朱元璋顺利统一了国家，而老朱家也学习祖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最终崇祯拼命失败，身死国消。

而明朝除了只会拼命外，还有穷。明朝之穷，穷在心态，穷在国本。

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时代，强调农业是无奈之法。但是有了宋朝国际贸易先例，明朝依旧选择农业。归根到底是老朱家完全的底层出生，对贸易天生不信任。汉高祖虽然也是平民出身，但是外戚属于富豪阶层，所以对商业并无太多排斥。

即使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发展，也是政府引导下的买办集团。目的不在于提升社会流通，而在于官僚们敛聚财富。当大航海时代的银元从菲律宾进入中国时，这种畸形的体制尚能持续，可一旦银元出了问题，被养贪的官员，就转而剥削农民。

以小农经济为立国根本的明朝太过脆弱，哪里经得起官僚阶层的剥削呢？

三、战略态势变化，导致社会心态改变，最终导致宋明集权政策畸形

宋朝：让宰相站着。

明朝：宰相是谁？

后记：

跌跌撞撞迷迷糊糊间，华夏走到了现在。

（图片源于网络。）

紫禁的sphere

宋明两朝，区别非常大。

政治方面

宋朝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和大臣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出现的问题。皇帝对大臣也非常宽容，不会随便杀大臣，也不会羞辱大臣。而明朝的皇帝把大臣视为仇人，要么屠杀、要么廷杖，要么下狱。总之皇帝对付大臣的手段非常非常多，而大臣只能以死抗争。

特别明朝的中后期，君臣关系极度恶化，每天上朝，大臣就和皇帝都是各种撕逼。皇帝要么廷杖伺候大臣，要么将大臣下狱。

宋朝有宰相，统辖百官，而且权力也相当大，可以有效约束皇权。从诏书的起草到颁布，就可以看出一般。

宋朝的诏书，一般由宰相管辖下的的中书舍人起草，交皇帝批准。如果皇帝自己发布诏令，则需要宰相副署，才可以正式发布到朝廷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如果宰相认为诏令有问题，拒不副署，皇帝要么改诏书，要么把改诏书作废。

既然宰相权力这么大，就有台谏约束宰相。宋朝的台谏，是历朝历代最高效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官员滥用权力。而其中对宰相的监督，也是重要一环。

宋朝是皇权和皇帝和宰相各自自己的权力边界，皇帝不能侵蚀宰相的权力，宰相也不能随便滥用权力。

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朱元璋废掉宰相，自己统辖六部，相当于董事长兼任CEO，大权独揽。后期朱元璋实在忙不过来，就设立了内阁和首席大学士（通常称为首辅），品级非常低。到了后期有所提升，但仍然无法管辖六部。

内阁相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首辅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所以首辅完全不能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有票拟权，就是建议权；皇帝拥有批红权，也就是决定权。到了后期，皇帝让太监代管批红权，使得内阁首辅和六部官员，都得看太监的脸色行事。

内阁和内阁首辅没有单独行事的权力，如果要办事，只能依仗皇帝或者太监。例如明朝第一首辅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必须和拥有批红权的太监冯保合作，才可能把改革推行下去。如果没有冯保支持，张居正完全没法搞改革。

明朝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所谓的首辅跟无法像真正的宰相那样，制约皇权。例如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当了17年皇帝，换了50个首辅，还杀了其中3个。

民生方面

宋朝一改以前的重农抑商策略，大力发展商业，宋朝的商业是历朝历代最繁荣的。除了商业，宋朝在农业、手工业方面，也发展良好。宋朝的经济是历朝历代最发达的，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了。

而且宋朝不限制百姓的流动，允许百姓自由迁徙。

反观明朝，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君主，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往后的每个皇帝，几乎都被财政危机所困，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特别是中后期，好几次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只好拿香料充数。

而明朝的户籍制度也很恐怖，和印度的种姓比较类似。明朝把百姓按职业分不同的类别，如军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职业世袭，不能改变，负责严惩。例如你祖上是农民，你家世世代代都将从事农业，不得从事其他职业。

明朝对严控百姓流动，百姓出门10里，要知会街坊邻居，告诉他们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候回。出门50里，要向当地官府申请一张通行证，才可以出门。如果没有通行证擅自出远门，被官方抓到了会严办。

文化方面

宋朝文化极为昌盛，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了6位。可见宋朝的文化实力。

诸如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晏几道、晏殊、苏舜钦、王安石、柳永、司马光、辛弃疾、陆游、李清照、黄庭坚、杨万里、秦观........简直不要太多。

宋朝文化最具代表的东西，就是宋词了。宋词和唐诗比肩。宋词中诞生了大量经典的词作，一直流传后世。

明朝当然也有文人，比如解缙、江南四大才子、沈周、归有光等。虽然有点名气，但是完全不能宋朝相比。他们也有作品，但是作品名气也无法和宋朝相比。

罗贯中和施耐庵倒是写出了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不过这两人都是元末明初人。姑且算是明朝的吧。

总结

从宋朝到明朝，虽然只经历了90年，但是宋明差别很大，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有非常大的不同。传统史学界对明朝的评价也不高，甚至有史学家用“死气沉沉”形容明朝。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宋朝也有自己的问题，不能过分吹捧。靖康之变就不说了。打仗方面，宋朝真的是个弱鸡。西夏、辽、金都能把宋朝按在地上摩擦。

其实，明朝如果稍微争点气，君臣同心，皇帝勤政爱民，官员积极为皇帝分忧解难，再多为底层百姓考虑考虑。明朝取得的成就，可能不会输给宋朝。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袁卫宇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清朝之间只隔了37年，为什么感觉这两个时期就跟两个世界一般？

哈哈，上面的话当然是开玩笑的咯。

看问题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元之前的宋，是中国古典时代的最高峰，政治上名臣倍出，文化上丰富多彩，经济上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科技上也是古代中国的最高峰，当然，军事上，哎，一言难尽。

而宋取得的这些成就，被元粗暴的打断了。大元是建立在宋的尸骸上的。这不等同与简单的改朝换代，一朝别另外一个朝代所取代那么简单，是真的踩着一个国家的尸体建立的。

宋亡以后，多少能工巧匠，文人异士远走海外，他们带走了很多三百年以来积攒下来地位宝贵知识，而没有走的，大多是走不了的，或者屈服在蒙元之下，希望能获得机会的人。

元是不太重视中原文化的，对于这些看起来不能吃不能用的东西，他们宁愿多开几个牧场，多放点羊，养些马。

89年看起来不长，但其实也不短，毕竟几乎已经过去三代人了，断了三代的文化，如何又能完好无损的传承下去呢？

很多宝贵的东西不是毁于战火，就是消失匿迹，毕竟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不能把知识分享到网上传承下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宋人那种勇于创新，文化自信的精神没有了，汉人是第三等人，而南人却是最低等的人，他们没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再怎么努力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如此局面下，又有几个人能够激情四射地搞诗词文化，搞发明创造的？大家已经麻木地活着，也只是活着而已。

消亡一个国家的文化属性，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代人的事情，几代之后，国人已经记不清祖先是什么样子的了，你看清代明，不过一百年，汉人们谁又还记得自己原来是不留辫子的，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人生来就应该留辫子的……

应该庆幸，蒙古人没有什么文化的概念，同时也对我们的文化没有什么兴趣，如果他们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来个推广蒙语蒙文，或许89年以后的大明，要矫正官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以上个人浅见，欢迎大家讨论交流，如果喜欢我的文章，顺手点个赞，关注也是极好的。

江畔初见月

宋明之间不足90年，为何断代如隔世？宋朝和明朝只隔了98年，为什么却感觉两个朝代之间相距很远呢？这两个问题完全是一个意思。

上一篇问答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还花了足足五千余字，所以这里就重复了。简单地说一说，再把重点放在“主要体现在哪方面”这个问题上来。

简单地说，宋朝和明朝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让人产生恍如隔世，相距很远的感觉，从历史的表象看是因为文明的时代阶段演进，从本质上看是因为文明中心的不断转移。

从历史的表现看，文明时代阶段的演进，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的发展，会带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从宋朝到明朝，虽然只隔了一个元朝，但却是两个时代阶段。

从文明的本质看，文明中心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一个国家统御全国各个地区的基本力量，是一个国家首都的所在地，是各个地区生产生活的唯一标准。 从宋朝到明朝，文明中心历经河南汴京、江南杭州、燕蓟北京、江南南京、燕蓟北京，文明中心不断转移，生产生活的标准不断变换。

简单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要看详细解说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上一篇问答。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宋明两朝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要陈述宋明两朝的不同，肯定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五个方面去解说。当然，如果要对比这五个方面，需要大量的篇幅，这里就简单地说一说最大的不同。

宋明两朝最大的不同是：文明时代演进下政治格局的不同。南宋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而明朝则是大一统的政权。

明朝与南宋在政治继承上并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在政治上并非继承南宋的政治遗产，他继承的是元朝的政治遗产，这也是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承认元朝历史地位的原因所在。而元朝呢？他也没有继承南宋的任何政治遗产，他继承的是金朝的政治遗产。

为此，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明朝基本上是在元朝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在政治军事格局上，明朝面临的是金元两朝的局面。例如，在明朝前期，明朝主要的军事假想敌以及打击对象是蒙古草原的政治势力，这与金朝统治草原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明朝后期，明朝主要的军事假想敌是东北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女真人的后裔满洲人，这与元朝统治东北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从元朝开始，中华文明完成了向大陆扩张时代海外扩张时代的迈进。为此，明朝军事扩张的主要方向是海洋，这与元朝是一样的。元朝建立后，蒙古汗国对西域的四大汗国进行统治的政治模式被打破，转而形成了传统的宗藩关系。

统一后的元朝与蒙古汗国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不能将蒙古汗国在西方的扩张视为元朝的扩张，即便元朝的确派出了两支西征大军，灭掉了阿拉伯帝国以及东欧诸公国，但是主要的兵力以及后勤，都是直接由中亚的察哈台汗国提供的。

元朝的扩张主要还是海外扩张，攻打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当然，都是军事胜利，扩张失败。而明朝也是如此，郑和下西洋组建庞大的远征水师，不是为了军事扩张，而是为了宣扬国威，这是说不过去的，也与国家的需要相矛盾。

读过明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明朝在下西洋之前，派出了很多的细作，为军事征服作了很多的准备。只是随着朱棣迁都北京，海外扩张就逐渐没有了声音，郑和下西洋也变了质。明朝甚至放弃了对安南王国的统治。无论是元朝，还是明朝，海外扩张都是失败的，反而加强了海禁。所以，在西欧文明开启大航海，进行海外扩张，发现并开发了美洲澳洲，催生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元明清三朝，中华文明则逐渐走向了没落。这里面的原因，这里就不说了。

元明两朝都有海外扩张的需要，而南宋，虽然海运贸易发达，但是南宋从来都是等待海外贸易商队前来，至少在官方上没有出击海外的行动。即便近在咫尺的流求，都没有任何要收入版图，移民开发的企图。

很多人或许认为宋明两朝最大的不同是人文精神的不同，这是不对的。当然，在人文精神上，宋明两朝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但并不是绝对的不同。如果说在政治格局上，明朝继承的是元朝的遗产，那么在人文精神上，继承的却是南宋的遗产。因为很多学者说到宋明两朝时，都会说到宋明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其中原因在于，朱元璋是南方人，明朝统一天下的文明中心最初是在江南地区的南京。所以人文思想上，基本上具有南方人的特点。朱棣迁都燕蓟地区的北京后，推行的官话依然是南京官话，奉行的治国哲学依然是程朱理学。

所以说，宋明两朝在人文精神上本质上是相同的。当然，在表现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明朝在服饰装扮上就有很多蒙元政权的特点，在对待官员的态度上也有很多蒙元政权的特点，比如说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皇权，没有了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氛围，反而设立厂卫，残忍地对待士大夫官员，大兴文字狱。在对外的态度上，也没有唐宋那般开放的心态，反而是与元朝一般推行海禁，禁止百姓出海，对待商业以及海贸发展的态度上非常恶劣。

事实上，明朝变得越来越保守，不复唐宋开放的大国姿态，并非是人文精神造成的，而是时代演进下，政治需要带来的改变。具体的这里就不再说了。

放弃的回忆

党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孔子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我们，党争并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会党争。在这一点上，宋代和明代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示范”。

宋朝：“废法不废人”

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公元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90年，此时已经历过对辽化和西夏数次战争的北宋，国力消耗严重；而且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此时，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图1 范仲淹（989年－1052年）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

图3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明朝：“身与名俱灭”

有明一代，“党争”可以说贯穿始终。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围绕其中的核心人物、韩国公李善长，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如同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因其为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封功臣时其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图4 胡惟庸（？—1380年）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还没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由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是，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

到明代中期的嘉靖、万历二朝，“党争”正式登场。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仇鸾。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但都未能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图5 严嵩（1480年－1567年）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顺从万历的想法，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上书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20余年之久。

明熹宗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称之为“阉党”。因魏忠贤得熹宗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覆灭。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几乎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图6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要说到两朝的立国之本了。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及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并不会被施以刑罚。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远离朝政。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而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自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牵连被杀的官员达四万余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图7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其次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到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自此，“金榜题名”者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这个区域：如历任首辅的严嵩（江西新余人）、徐阶（今上海松江人）、张居正（湖北荆州人），其中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更是集中于苏锡常地区。这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历史大学堂

98年真的很久啊，想想98年前，中国还是民国初期，整个国家还很动乱，和今天一比不也是差距很大吗。

还有，考虑到古代人结婚生子比较早，一般15-17差不多连孩子都有了，那么98年的时间至少也可以出来五代人了，五代人的话，想改变一个风俗或者习惯也是绰绰有余了。

宋朝和明朝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上。首先宋朝是一个极具人文风情的王朝，因为从仁宗开始，赵氏皇帝越来越软弱，相应的就把国家权力更多的分散给了文官集团，而宋代学风昌盛，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儒学派别林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程朱理学，像大文豪欧阳修、范仲淹，包括王安石都有自己的学说派别。必须要知道的是，宋代包括宋代以前是不存在腐儒的，因为儒生们虽然敬重孔子，却没有对他奉若神明，相反，在宋代，批孔思想非常盛行，打击对《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有着各式各样的解释。所以在这样开放的学风下，宋代的政治得以多元化。

但是元朝取代宋朝之后，蒙元的统治者并不能理解儒学是一种哲学派别这种思想，只是单纯的把它归为一种宗教，而孔子就是这个宗教的神明，方便管控的理学成了儒学的唯一学派。这种举措很成功的将儒学宗教化，虽然没有中国人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但是无脑式的拜孔确实是从元朝开始的。而在明代，这一改变被袭承了下去，所以一直到王阳明出现以前，整个大明王朝的学术氛围是非常低迷的。

再者明初因为战火刚刚结束，再加上明太祖的高压政策，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景象远没有宋代那样繁荣，也是一直到隆庆时期，明朝的民间商业迅速发展，再加上市井文化的膨胀式发展，明代的城市才开始重现宋代的繁荣。

同样的，明初的政治氛围非常紧张，文官们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朱元璋成功的把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明王朝初期的政府，是一个继承了大元的皇权至上并再上一层楼的高度独裁政府，除了归咎到朱元璋个人的原因以外，还和明初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宋元制度之间差距的不清楚有关。如果仔细看看明初的政治，它是以唐制为框架，夹杂了很多宋代和元代的东西在里面，因此和宋代的政治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火器工坊

宋代和明代实际上只隔了一个98年，只隔了一个元朝，为什么给人感觉确实十分遥远，其实这和许多方面都有关系。

不过主要和战争有关系，再加上中间隔着一个被蒙古人通知的朝代，导致很多人感觉这段过程十分的漫长，要知道元朝实行的四等人制度，汉人是被分配在第三等的存在，这也让当时的大部分黎民百姓对于未来对于人生看不到什么希望，只能苟且的寻求或者，从陆秀夫跳海自杀再到朱元璋登基称帝，这中间不到100年时间，却因为元朝的高压统治，底层百姓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导致了文化的断层、制度的断层，这也让明朝的制度虽然基本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框架却又有所突破有所改变。

文化上，宋朝异常繁荣，士人阶级地位十分高，文化形式繁荣，但是到了明朝开始凋谢，士人更多的参与到政治上。

经济上，宋朝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非常发达，当时创造的财富水平十分之高，明朝则是推回到了小农自给自足的阶段，中国的经济迅速滑坡，渐渐被世界所超越。

战争起到加速催化的作用。元朝灭亡大宋，朱元璋从南向北收复华夏大地，驱赶蒙古人，建立大明朝让时间的维度被拉长，让人感觉宋朝和明朝实际上非常遥远。

而且明朝的服饰、民俗、思想等也与宋朝有了十分明显的改变，也进一步造成了人们的误解。

不务斋

宋朝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巅峰时期，这个结论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宋朝的富有想必大家都是听过的，不讨论有没有占据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这事，单说南宋，那半壁江山的GDP居然也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远远超过疆域面积更广阔的明朝任何时期。我对比过《明史》和《宋史》中关于商业部分的记载，看得出两个朝代的商业政策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差异，我觉得是为政者的个人能力问题，说白了就是赵匡胤懂得怎么经商，而朱元璋不懂。

在文化方面，大家都知道唐诗宋词，跟唐诗相比，宋词更加随性，更加无拘无束，像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陆游等等词人真是数不胜数，那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此后的中国再也没有重现过唐宋时期的文化局面。

政治层面也是如此，到了宋朝那会，中国的封建帝制应该说已经进入了最良性的阶段，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不杀上疏言事者，皇帝从来不杀文官，因此宰相包括言官都有很大的权利，皇帝是不可能一意孤行滥杀滥罚的。宋仁宗因为救灾不及时，范仲淹闯进宫廷当面质问他，“如果宫里半天没有食物，你会同意吗？”宋仁宗老老实实的救灾放粮；宋真宗想要册封一个贵妃，询问宰相的意见，时任宰相李沆直接把传令官手里的手诏给烧了，说“你告诉皇帝，这事我不同意”，宋真宗最后还真没册封那个贵妃，这一点都不夸张，都是《宋史》里记载的，宋朝真是这样的，即便是大昏君宋徽宗时期，有大臣当面指责他宠信奸臣迟早亡国，他也没生气，还褒奖了那个官员。北宋所有的皇帝，全部都能虚心纳谏，宋徽宗刚上任那会也是如此。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制度，其他朝代可能吗？在明朝可能吗，朱元璋朱棣啥样大家都听过吧，完全相反的作风。

至于明朝为什么没有继承宋朝的优点，毫无疑问是跟元朝有关的，虽然元朝只有97年，但却完全断绝了宋朝文明的前进步伐，无论是经济政策、文化繁荣还是政治的开放性，都因为元朝的出现戛然而止，明朝建立后，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倒不是对农民有偏见，而是农民阶级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得一个朝代在政策方面的眼光是短浅的，心胸是狭隘的，发展经济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一点，从朱元璋和赵匡胤对待功臣的区别上就能看出来，完全是天上地下两种做法，两种素质的人，必然缔造两个完全不同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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