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載濤:從“貝勒爺”到全國政協委員
◆ 溥仕
我的父親愛新覺羅·載濤(1887-1970)，字叔源，號野雲，滿洲正黃旗人。作為其幼子，我在父親膝下生活30年，耳聞目睹故人舊事，至今不敢忘卻。
人們叫他“老載”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權建立後，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長登門拜訪。他告訴父親：“你雖然是皇族，卻不是頑固守舊的遺老。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黨政權垮臺，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塵不染，很不容易。在群眾中有威望，現在請你出來參加街道工作。”從此，協助民警查戶口、與鄰居搞衛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動……都會出現父親的身影。其中令父親津津樂道的一件小事是，人們不再稱呼他“七爺”“貝勒爺”，而改稱“老載”。他覺得很新鮮，好像這個新稱謂縮短了自己和人們的距離。
1950年春，父親摯友、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來訪，二人深談良久。後來得知，李濟深已向周恩來總理介紹了父親情況，鼓勵父親要為新中國作出貢獻。不久，父親應邀列席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會上週總理的一席話令他激動不已：“一屆一次會議沒請您參加，怪我有大漢族主義。要不是李濟深提醒，我把您這位滿族人民的代表給忘記了。”總理不但表示了誠摯的歉意，還送給他一本政協一屆一次會議的紀念冊，進而請他發揮自己的才幹，向大會寫提案。
當好人民的“弼馬溫”
同年夏天，父親提出的《改良軍馬以利軍用》的議案經毛主席、朱總司令批准，並交炮兵司令部落實。父親捧著毛主席簽署的委任狀高興地說：“我演猴戲，孫悟空只當上了天廷上的弼馬溫。這回毛主席讓我當上了炮司馬政局顧問，那我就得當好人民的‘弼馬溫’。”
1950年冬，中央軍委為了滿足抗美援朝志願軍的需要，朱總司令直接下達命令，讓父親和他的戰友們選購兩萬五千匹軍馬轉運朝鮮。父親不辱使命，圓滿地完成了任務。緊接著，父親又赴東北、西北各軍馬場，視察調研並開展改良馬種的工作。
年過六旬的“載顧問”奔波在甘肅、寧夏、青海，不畏嚴寒風沙，不辭辛苦勞累，甚至身上長了蝨子，棉被縫裡殘留著耗子屎，仍然幹勁十足地工作著。馬政局幹部鄭新潮（鄭新潮，黃埔軍校七期學員，1939年赴延安，抗戰後創辦我軍第一個軍馬場，後調往河北省邢臺市工作。——作者注）曾問他：“過去您老沒吃過這苦吧，您哪兒來的這勁頭，一點都不比年輕戰士差。”他爽朗地笑笑，拍拍腰間的手槍說：“當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現在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軍隊服務。周總理禮賢下士，朱老總把全軍的軍馬擔子交給我，我心甘情願吃苦。當年土肥原拿手槍逼著我去偽滿當騎兵總司令被我拒絕，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侮，寧死也不做民族的敗類。我這勁頭就是這麼來的。”
父親西北之行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在塔爾寺會見了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歷史上，清朝三百餘年統治者的民族融合政策，使歷代達賴和班禪與清政府的關係很融洽。此次皇族後裔以人民解放軍幹部身份來青海工作，十世班禪很感興趣，特約相見暢談並互贈哈達。二是在寧夏工作期間見到了久別的女兒、女婿和一群可愛的小外孫，盡享天倫之樂。他的女婿達理札雅，蒙族，是阿拉善旗親王。在解放戰爭中，他深明大義，率領全旗和平起義，後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女兒金允誠（滿名愛新覺羅·韞慧）承襲滿蒙通婚傳統，在草原上數十年夫妻相敬如賓，並在文教衛生婦幼方面作出很大貢獻，後任寧夏婦聯副主任。父親看到親人的鉅變，深感欣慰。
1954年，父親參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並在會上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會議期間，彭真市長、劉仁書記與他親切交談。劉仁知道父親是“老北京”，在不經意間問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聽個人，不知道認不認識。”“他叫什麼？”“金溥安。”這一問一答道出了一個秘密。劉仁告訴父親，這個金溥安在敵偽時期任西陵守備隊隊長，保護皇室墓地。他的部隊雖無重武器，可也是一支武裝力量。經過我地下黨工作，已就起義大事商量妥當，但是事後此人消失了。
父親聽後既驚喜又不無遺憾地告訴市委書記：“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1944年突患腦溢血病故。”令父親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謝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陣營，雖然壯志未酬，但是金溥安的三個女兒先後穿上了軍裝，走進了人民解放軍的行列。金靄月，畢業於長春白求恩醫學院，是一位出色的部隊軍醫；金靄珧，參加湘西剿匪戰鬥，後入朝作戰；金靄秀，一位多才多藝的姑娘，成長為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演員，常年為部隊服務。直到晚年，父親總以這三個孫女為傲，對別人津津樂道。
貝勒、親王、土司，成了人民代表
同年9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召開。昔日郡王銜多羅貝勒（貝勒全稱為“多羅貝勒”。清代宗室封爵有十二等，前三等為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和多羅貝勒。加“郡王銜”表地位高出一般“多羅貝勒”。——作者注）與全國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國是。會場內外，大家特別關注父親和另兩位代表。一位是父親的女婿、蒙族代表達理札雅，一位是達理札雅的女婿、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楊復興）。三位代表，三個民族，兩代女婿一起與會。這不就是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的寫照嗎？達理札雅的女婿楊復興，共產黨員，甘南軍分區副司令員，積極參加剿匪平叛戰鬥。他出生於世襲土司之家，但是他追求進步，主動廢除沿襲三個朝代、歷時530多年的土司制度，為解放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這兩位女婿進京赴會時，父親不讓他們住大會接待部門已安排好的高檔飯店，非要他們擠住在家裡。那低矮的平房、簡陋的設施實在不能接待“高官”。可是這兩位舊時的王爺和土司十分樂意這種安排。父親更是得意地說：“這才是一家人嘛！咱爺兒仨現在是人民代表，住在平房大雜院裡會更好地接近人民。”
1955年7月5日，父親出席了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在大會休息的時候，周恩來把父親介紹給毛主席，毛主席握著他的手高興地聊了起來。事後，父親告訴我，在談話中毛主席特別肯定了清朝的兩位皇帝康熙和乾隆，指出他們在反對侵略、反對分裂、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促進民族大團結方面對祖國作出的貢獻。平時父親飲酒由我控制，每次只給他斟兩小盅。為了身體健康，父親樂於接受這種限制。可是那一天，他說：“今天我可要喝酒三杯！”不久，父親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積極參加政協組織的活動，並被推舉為民族組副組長。
1956年春節，按往年慣例，我陪同父親到李濟深家拜年。老友相見格外親切，交談中，李伯伯提出了一個令父親深思的問題：“你原本是晚清重臣，皇室成員，現在是人民代表，為新中國服務。你願意加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嗎？”父親聽後點頭表示應允。不久，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作為介紹人，引領父親正式參加了民革。曾經的清王朝代表人物加入了推翻末代王朝的革命組織，對於父親來說這就是革命。
1957年，父親又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作為滿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輩，遍訪郊區縣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宣講民族政策，檢查有關民族工作情況。所到之處，均受到群眾歡迎。聽到大家都尊稱他為“載老”時，他感慨萬千。“七爺”“貝勒爺”“老載”“載老”，這四個稱謂，反映了時代的巨大變化，更令父親感到，只有在新中國，人民的關係才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他慶幸自己趕上了新時代，看到了中國的新生、民族的新生、家庭的新生和自己的新生。他有幸經常聆聽周總理教誨，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聽周總理的，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1970年9月2日，父親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
山革命公墓。
（摘自《縱橫》2016年第6期）
愛新覺羅·載濤“貝勒爺” 全國政協委員的之子愛新覺羅溥仕先生。
愛新覺羅溥傑，愛新覺羅·載濤“中，末代皇帝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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