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风头正劲的老牌世家比起来，韩、魏两个家族虽出道晚、资历浅、资本积累也不够丰厚，但作为经历了上百年流血冲突存活下来的强卿家族，作为对这场战争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两方势力，他们不可能就像小白一样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其所持有的态度也显然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
因此要想搞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叛智投赵，就必须弄明白一个问题：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世纪大战中，他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晋国归一论
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回看历史，晋国被三分似乎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去为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然而正如身处当今世界的我们总会对未来感到迷茫一样，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也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他们所处时代的发展脉络。
公元前544年，也即晋平公在位的第十四年，有吴国公子季札（又称延陵季子）周游上国，分别到访了鲁、齐、郑、卫、晋等国。在晋国时，他对诸卿家族进行了一轮友好访谈，其间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谈甚欢，因而留下谶语，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对于季札的预言，人们大多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都是根据战国时的现实政治局面做出的修正。相对来说，银雀山竹简《吴问》中孙武所做出的预言，似乎更能反映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
根据简文记载，阖闾对晋国的政治走向很感兴趣，他向孙武询问：“晋国的六卿谁会最先走向灭亡，谁又能活到最后呢？”
孙武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智氏为次，韩、魏再次，而赵氏则会笑到最后，成为晋国的主人。”孙武主要依据的是当时六卿各异的经济制度：范氏中行氏采取传统的小亩制，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智氏稍作改良，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魏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以二百步为一亩；而赵氏则最为大胆，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亩制越小，财富便越容易集中到主家手中，从而造成国富民贫的局面。与此同时，公家越是富有，花钱的时候就越是管不住手脚，难免就会多养门客、“冀功数战”，令百姓更加疲敝。由此而论，亩制最大的赵氏，若是能够一直执行当前的制度，自然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这个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姑且不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孙武的预言中，他从来都没有季札所谓“萃于三族”的概念，而是认为“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同样的判断在晋国诸卿的对话中也能找到踪迹。
比如东阳内战爆发时，梁婴父在劝谏智跞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又如晋阳之战中，张孟谈密见韩、魏主君时也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
也就是说，无论是身处局中的晋国卿士，还是隔岸观火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几乎所有人都在以齐国田氏独大为样板预测晋国政局的演变逻辑，笃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一家独大的局面，这对于韩、魏两家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冗长而残酷的噩梦。
与智氏的博弈
在当时四卿共存、两强相争的格局下，无论以何种口径来判断，这个最后的胜利者都只能是在智氏和赵氏之中二选一，以韩、魏两家微薄的实力，想要成为最后赢家的几率实在太过于渺茫。而在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哪一方取得胜利，他们也都难逃“二君为之次”的命运，这种前景实在是太令人悲观了。
这个时候，假如你是韩、魏的主君，而你也对这种判断深信不疑，你会怎么做呢？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鸵鸟战术，也即尽可能地让两个强家保持均势，维持割据共存的总体态势。只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处于风口浪尖的智、赵两家内心恐怕比他们还要焦虑，尤其是在智瑶的强力推动下，战争的爆发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在已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韩、魏两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隔岸观火谋求自保。然而可惜的是，智瑶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因为他深知，韩、魏两家尽管弱小，可智氏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忽略他们的地步。尤其是当他想到四十年前的那场战乱，赵氏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围困下迅速翻盘，靠的就是局外势力的干预，便更是不能任由两家置身事外。要想避免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在开战之前就必须要将韩、魏这两股势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韩、魏两家原本就对智氏心存顾虑，智氏对韩、魏也并非全然放心，这就使得智氏与韩、魏两家之间的联盟从根本上就缺乏牢靠的基础。在双方各怀鬼胎的情形之下，我们大可以设想一下，当智瑶提出让韩虎、魏驹带兵讨伐赵氏时，双方的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于韩、魏两家来讲，家族主君亲身犯险，对于战场上可能遭遇的种种后果都要有充分的预估。他们不仅要保障君主在战场上的人身安全，更要为整个家族的长续发展准备好应急的预案。
因此，在跟随智瑶前往讨伐赵氏的时候，他们不会倾尽全力，而是会“设守而后行”，将大部分的武装力量留在都城。如此一来，当韩、魏两家在外围保持了足够的军事存在，便会使智瑶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的主君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将最坏的情形纳入考虑范围。也即万一主君在战场上遭遇不测，太子也要在家臣的拥护下尽快即位，并迅速动员所有力量展开反击，确保其家族基业不会因战场上的异动而出现致命的危机。
对于智瑶来说也是一样，他有充分的理由对韩、魏主君的忠诚感到怀疑。
只要两家存在被赵氏策反的可能，那么他们带来的人员在联军中占比越大，将来可能诱发的风险便越不可控。站在智瑶的立场上，他也不希望对方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理想的情况，是让韩虎、魏驹孤身前来，像人质一样留在军中，保证他们不会在后方搞破坏就足够了——这恐怕才是他强拉韩、魏两家参与围城的真实目的。
韩魏的选择
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心态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在洪水的冲刷之下，赵氏越来越虚弱疲惫的时候，韩虎和魏驹对未来的担忧便愈发强烈。经过长久的思虑和讨论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便开始浮现了出来：
既然无法维持现状，那就改变规则。
没错，在人们过去的认知当中，晋国的政治似乎只有沿着四进三、三进二、二进一的路径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为这场永不停歇的的晋级赛画一个休止符，未来的道路是不是就更清晰了呢？
这个时候，谁的道德情操更为高尚，谁在道义上更加站得住脚，谁给出的条件最为丰厚……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战争的胜利者真正地放低身段，接受一个他们起初没有想过的方案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对于韩、魏两家来说，他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胜利者？是一个凯歌高奏的全胜者，还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惨胜者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选择后者。
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一败一伤，任何一方笑着赢得战争，都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也就是说，作为这场博弈游戏的参与者，先帮助智瑶围困晋阳，随后再等待时机渔翁得利，是韩、魏两家主动选择的结果。当赵无恤看到“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也正是韩、魏两家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这与智瑶是不是贪婪不仁、骄横跋扈，张孟谈有没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智瑶的困境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智瑶在战争中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举动，便更容易理解了。
赵氏在被围困的情况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倒不假，而智瑶作为联军统帅，他能够自由选择的空间更是有限。在两家都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智瑶一时冲动杀掉了两家主君，不出意外的话，已经摩拳擦掌备战三年的韩魏大军，定然会在新主的带领下倾巢出动。智瑶哪怕再张狂，也不敢说自己以一敌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也正因为如此，都不消智果、郗疵的提醒，智瑶一早就知道二君会有反叛情绪。只是在他看来，自己给出的条件已经足够丰厚，韩魏两家不可能不动心。同时，为了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围困晋阳，他还会一再表示会信守承诺，甚至将还特意将人们劝谏的话透露给他们，以缓解其紧张情绪。
这也就意味着，在韩、魏两家的积极谋划下，原本作为优势的人质策略，此时反而成为掣肘智瑶的力量，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到两家的主君大开杀戒。
除此之外，智瑶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便是军事运筹太过于周密了。战争刚开始不久，他就放弃了围城作战，选择水灌晋阳的方式，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战争本身来讲，尽可能减少己方的消耗的确是正确的选择；对于一个家族亦或者是国家的治理者来说，尽量减少战争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也是负责任的做法。
然而，政治博弈显然要比军事、经济更为复杂，也最让人感到难以捉摸。当韩、魏两家已经决定了要渔翁得利的时候，最经济高效的战术选择反而成了他最致命的弱点。与之相反，赵无恤这种自残式的示弱，反而博取了韩、魏两家的青睐，成为他赢得战争胜利的终极法宝。
当智瑶站在汾河的大堤上，满心欢喜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并为将来的美好图景展开想象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战术上取得的胜利，恰恰也是战略上失势的重要标志。
智瑶因为一时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将自己锁死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如此作茧自缚，恐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这样的困境，就算是换成了赵无恤，恐怕也同样无能为力。
因此，晋阳之战表面上看是两个强者之间的战争，然而细察其根本，整个战争的进度和节奏却是掌握在两个弱者的手中；两个看起来最缺乏存在感的家族，却成了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主宰。这场战争与其说这是一场力量的搏杀，倒不如说是智氏、赵氏的独存战略，与韩、魏两家共存战略之间的高维对决。处于强势的两家，谁能够放弃原有战略，主动向共存的战略靠拢，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无恤没有坐在执政的位置上，不必像智瑶那样承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误打误撞地成了韩、魏两家的“天命之选”，这或许也是一种运气吧！
閱讀更多 逸川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