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财新周刊》、《三联生活杂志》等杂志被大家买断货，像一只火柴被短暂地被擦亮，只为照亮真相的火光很快熄灭，我们重回疫情前的舆论环境中。
假如这个舆论环境是健康的，为何会有追星的小孩子们感到被冒犯后，选择按下成人世界最恐怖的“举报”键。是谁递给了小孩递了第一把枪，却不告诉他们开枪的代价？
大人又是何时学会了听见不赞同的声音，直接放弃讨论，要求其闭嘴，“封杀”、“举报”等放在现实生活中很重的词，渐渐变成互联网交流方式一种。而毁灭式的结局总被形容为“大快人心”。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4世纪法国，骑士Jean de Carrouges控诉妻子被人奸污，因证据不足，在法官主持下，他与嫌疑人展开决斗。仲裁以杀死一方为结束，死者即说谎者。这场血腥仲裁，也是历史是最后一场靠暴力自证清白的决斗。
读书人对此恐惧本该更甚，却在方方被打压后，又将她送上神坛。文学渴望的自由讨论，变成拜神的狭窄寓所。同时引出另一种极端——对方方创作的不屑与贬低。本该是百家争鸣，却沦为一场让对方闭嘴的游戏。
那些不想参与非黑即白讨论的人，只能夹在中间选择沉默，于是沦为新“沉默的大多数”、新世纪“看客”。是变得犬儒了吗？还是比起犬儒，其他选项看起来更糟。
除此以外，还有“中国男孩”理直气壮地将“永久居留”对应为“断我血脉”，将女孩视为某种不可被掠夺的资源。
烧不尽的“咪蒙系”，吹又生的“青年”组，此类新媒体为何总能煽动情绪、踩中痛点？即便风月投资笔记稍稍动用逻辑就能吊打的五个大号。但其中一个长好早在疫情爆发时写过阅读数、点赞双10万+爆款，有2.3万人打赏支持。
以上这些话题在几天内同时爆发，成为我们2020年中过于魔幻的某些天，随热搜散去将不再特殊的某些天。
这些话题爆发时，有多少人注意到《南方都市报》完成了一份名为“记疫”的时间轴。
我们曾经不是约定好了吗？用文字记录真实，这次选“不忘记”。
现在他们做到了，你还有兴趣看吗？
01
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
所以无法只发布我们喜欢的内容
“记疫”将新闻主题进行分类，并用不同颜色标出行动主体，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谁在场谁缺席，一目了然。
翻阅这条由新闻串起的时间轴，真实地回到了某一天。
截取时间轴上的除夕夜与大年初一，你是否回忆起那时的你和这个特别的春节？
点开对话框，能看到相对应的新闻。根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12月1日首例感染者确诊。时间轴从这里出发。
12月15日，财新网。
12月29，《三联生活周刊》。
12月30日，《南方都市报》。
而在这个特殊的一天，在他发出那条微信前，发生了什么？真相又是什么？
12月30日，《央视新闻》。
在这条漫长的时间轴上还有许多地方报刊，如《潇湘晨报》、《北京日报》、《广州日报》等等。
无论你是否认同或喜欢某些媒体的立场，只有他们合在一起才能拼出完整的疫情线。借由这条时间轴，新闻教会我们——得允许我们不喜欢的声音存在，否则将看不到事件全部。
如此多不同立场媒体完成了历史的第一稿。尚未消失的新闻传统是他们的墨水。
02
新闻传统
树立了关于真相的准绳
你无意间擦亮的那根火柴，真实地照亮了这一传统。一个在互联网之外的世界观。
这个传统能让400人编辑部的灯光不因疫情而熄灭，只为通宵赶出最新一期杂志。
这个传统是“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不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奥克斯回答：‘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就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王国与权力》）
新闻传统是，一份质疑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合法性的秘密研究寄给《纽约时报》，共47卷，包括3000多页历史分析和4000多页原始档案，时报记者连夜整理撰写，最终决定于1971年，5月13日开始连续10天的刊载。选择这天的原因是，星期天政府官员休息，能为报纸传播争取时间。既然猜到了会被审查，为何还要刊发？因为新闻的只效忠于真相与人民利益。
《纽约时报》被告上法庭后。这份危险的文件转转交给《华盛顿邮报》，看过竞争对手《纽约时报》的下场，邮报仍选择了刊发。“因为捍卫出版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出版”。
中国的新闻传统诞生于新闻最堕落、最无知幼稚的阶段，那时多数报纸和通讯社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新闻成了沽名钓誉的手段或骗钱的工具。黄远生本是清朝一批进士，却在辛亥革命的枪声打响后，选择当一名记者。
他报道过宋教仁刺杀案、袁内阁两次倒台、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也早在百年前就写出不输西方的小人物特稿《外交部之厨子》，一个“连结宫禁，交通豪贵”的厨子，勾勒出清王朝崩塌前的腐烂全貌。
当知识分子高呼开民智、破愚昧时，他以记者身份击碎精美的精英幻梦，“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平民之奴隶，奴隶之平民》）
对于同行，他敢怒斥他们捡权贵吃剩的东西填饱肚子，又游走四方打着新闻的幌子到处骗人，竟自诩是社会之耳目，“比起那些手足膑胝、终日劳碌不得温饱的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祝之欤诅之欤》）
对于自己既是“前清翰林”又是记者，面对新旧两种身份，黄远生主动发起良心自省写下《忏悔录》：身体像分裂出两种，一个为傀儡受强权者撮弄，另一个则冷眼旁观，并时常作呕。
袁世凯称帝，愿花10万块加一个官位买他一篇赞美。再三挣扎后，黄远生选择连续9天在各大报刊发声明与袁系划清界限。为躲避后续迫害而逃往美国避难，遭人近距离连开两枪身亡，年仅30岁。
黄远生短短四五年的新闻生涯，足以让他成为中国新闻第一人。他标出了中国新闻的标准在哪儿，什么叫新闻报道，何为记者。
在中国新闻传统里，前有1924创办办报、在新闻业待了77年的成舍我对年轻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后有《财新》主编亲自去局子里领实习生的壮举。
前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当权者公开处死的记者邵飘萍，由他创办的《京报》， 以“铁肩辣手”与同事共勉。
后有2003年创办的《新京报》向其致敬，发刊词说“报业乃是社会生态链条中不能薄弱、不可或缺的一环。”
03
新媒体重新定义了新闻
但再无传统
《新京报》成立的同一年，两位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第一次定义了什么是“自媒体”（We Media）——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并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自媒体引发了信息源革命，即“自媒体将传统媒介时代潜在的、数量有限的信源及沉默的受众变成了积极的、无限量的传播者。”人人都可以是媒体，但不一定都是记者。
曾经由一个新闻机构成系列地报道某一事件，变为由多个主体散状报道。一件事发生后，不再是几家传统媒体深挖问题本质，而是自媒体中瞬间出现成百上千篇观点相似的文章，讯息传播像被按下100倍速的快进键。
而网络互动性，让读者可以在看完讯息后快速互动。新媒体很急，急着追热点，读者也很急，急着发声。在这种急促中，先出来的往往是情绪，而非思考。这也导致了互联网内容质量越来越差。
内容变得不再重要，流量正成为优劣善恶的唯一指标。于是，逼得90后不得不熬夜为周杰伦微博打榜，并伴随着些许懵逼——音乐成就与一代人共同记忆已不足以证明周杰伦江湖地位了吗？
对于那些全无新闻理想，亦不具备专业新闻知识的新媒体人找到了流量即正义，那么无论内容讲什么，说到读者心坎里，获得认同才是关键。新闻从对社会“预警”、传递不同声音，变成大众想吃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与其说是文化产业，更像是服务业。
由新闻传统缔造的权威，在新媒体产业中崩塌。与之一起消失的正是我们渴望的真相。
04
网络中定义真相的标准
是人数
举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你最近是否总在网络上看到这句：“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网上几乎清一色地注明来自基辛格《论中国》。
然而这本书已经在中国出版，如果不想读。微信读书也已上架，只需检索关键词，就能发现《论中国》中并没有这句话。
网上也有人对此提出的质疑。
然后我查到某平台一篇阅读量两千多的文章中写道，这句话出自BBC纪录片《冷战风云录》。
在这条点1.5万个赞同的帖子同样指向BBC纪录片。
然而你只需1分钟，就能发现《冷战风云录》出自CNN。
BBC拍的那部叫《审判基辛格》：
然后，我看了CNN的《冷战风云录》，还是没有找到。也试过去谷歌检索英文关键词，仍然无解。
最后冲着“确实说过”这四个字，我点进了这个链接：
看到这里，我对自己之前的查证产生怀疑。
如果大家都认定这句话出自《论中国》，你说“不是”，很像在撒谎，你如何说服反对你的人通读《论中国》，也无法让他们去看24集的纪录片。如果一百个人都跳出来否定你，紧接着就会有一百个自媒体痛斥你撒谎，那么你真的在撒谎。
以上这个逻辑就是“回声室效应”。当你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比如互联网按照你的口味定制内容，比如“饭圈”，比如某一热点事件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你很容易相信这些声音就是真相全部。
“回声室效应”的本质不是靠理性、讨论和思考得出真相，而是数量和音量。你是否觉察到，网络中事实不再能胜过雄辩，个体声音永远赢不了大多数。“举报”之风能成立，除了恶之土培育恶之花，“人多势众就能为所欲为”的错觉同样铸造了一间完美温室。
仲裁谎言与真实的不再是论证、知识和真理，不再是新闻树立的标准，而是某种压倒性的声音，某种奇妙的暴力。
真正的新闻绝不愿将我们引回这条路上去。或者说，新闻之存在，就是为避免落得如此下场。
05
传统媒体式微
与人类的危险处境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仅2017年12月29日这一天，共10家纸媒选择休刊。
报道这则新闻的“澎湃”正是《东方早报》早期的新媒体项目。直到2017年1月1日起《东方早报》休刊：“原有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功能，将全部转移到澎湃新闻网。”与《东方早报》齐名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知名报业集团，为在互联网求一线生机，积极投入新媒体转型。
纸媒沉入互联网，如同一块五花肉，与各类讯息摆在菜场案板上被等价贱卖。“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模糊。”当互联网混淆了传统媒体与草根出身的自媒体之间的界限时，真相与谎言的界限也在消失。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大众对知识的不尊重，逐渐变为对“专业性”的践踏，新闻的专业性也未能幸免。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
以上这些引文来自《专家之死》，副标题为“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书中说得也是全世界的现状，而中国媒体有实力杀出重围重塑瞭望者的角色吗？
我对此没有答案，但在杂志被买到断货中，的确看到了一星由众人点亮的火光。
当我离开网络，看到几本杂志就扔在桌上，有种很微妙的安全感。
可能在网上害怕惯了，特别庆幸这些“危险”的文字被印刷在纸上，就没人能将它们涂抹成404。也庆幸纸张从不会发出些刺耳的咒骂声，我可以随意批评或赞美一篇报道，无论哪种，都不会被任何人点赞或反对。我庆幸杂志的页脚上永远不会出现10w+，诱导我全盘接受文章观点，因为站在群众中去比较稳妥。
这几本杂志像咖啡杯、钢笔或沙发，成为我家中的一部分；我无法像关掉一个页面那样轻松地将它们扔掉。在现实生活里，我并不像网上那样健忘。
在由杂志所创造的同温层中，我边读边幻想着世界上的同类们。有天我会在另一个人的书桌上看到这本，简单一句“我也买了这本”，然后心照不宣地点点头互相微笑。我们或许会对某篇文章有分歧，但一定不会因此互相举报。
从被挤得越来越窄的网络空间，以及网络中任何一方发起的暴力之恐惧中脱离，我在这些杂志里我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信任感和自由。如果面对越来越无法理解更不敢讨论的互联网，纸媒会成为我们这些网络“看客”的避难所吗？
借由杂志我们或许能找到同样沉默的朋友。为找到彼此，请不要让我们手里擦亮的火柴再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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