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全能性的文化巨人
如果要评选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恐怕还不是欧阳修，而是一个名叫东坡居士的后辈，尽管欧阳修也很伟大，对宋朝文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相对而言，其整体的文化建树是不如这位东坡居士的。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全能的才子，恐怕就不是唐朝的王维了，尽管王维也是一个全才，诗、书、画、音乐样样都很精通，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就有那么一个超人，无论是散文、诗、词，还是书法、绘画，样样都是当时的天下第一，这个人就是眉山的苏子瞻。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文人，恐怕也不是李白，尽管李白也很惹人喜欢，也得到了后世士大夫们的广泛喜爱，但要说到雅俗共赏，士大夫和平民都喜爱的恐怕就不行了，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唯有那个苦中能够作乐且风趣幽默的苏东坡了。
无论是东坡居士，还是苏子瞻，还是苏东坡，其实都是一个人，他就是北宋的苏轼，中国历史上全能型的文化巨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伟大的文学家、诗人、词人、书画家、政治家、哲学家、佛学家还有美食家，四川眉州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超人那超凡脱俗的传奇一生：
一， 天才的横空出世
在今天四川省眉山市的苏家故居里，其大门之上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一门父子三词客，下联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上联的“三词客”指的当然是苏洵、苏轼、苏辙了，而“四大家”指的就不是他们家了，而是指唐宋以来最杰出的四位散文家，他们分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苏轼。也就是说，这上联与下联都写有苏轼，因此我觉得，这副对子主要就是讲他苏轼的。
唐宋八大家，顾名思义，就是指唐宋以来的八个人，在这仅有的八个人当中，他们苏家一家就占去了三席，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百年罕见的家庭。看来他们家祖坟葬得好，光发热也许是不行的，得要喷火才行。而他们家大公子苏轼，那更是五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
那么苏轼是如何成为这么牛叉的人物的呢？他的早年家庭教育又如何呢？
很多人都认为，苏轼之所以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那是来源于其父亲苏老泉的敦敦教诲，这固然是有理的，但是也不尽然，其母亲程氏在苏轼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前面讲欧阳修时，我们说过，但凡伟大人物他都有一个贤良的母亲，比如元稹，比如欧阳修。而苏轼也有这样一位贤良的母亲大人，加上还有一位善写文章的老苏在教导，苏轼想不成才都难。
关于苏轼的早年教育，从他的诗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苏对于这个小苏那是很严格的。后来小苏长到十岁时，老苏便游学四方去了，把小苏的全部教育工作移交给了他的老婆大人，也就是苏轼他妈程氏。程氏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亲自教小苏读书。《宋史》上说，苏轼打小就很聪明，“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就是说，这小苏很会读书，闻古今成败之事，一下子就能准确地说出其中的扼要来。
有一次，苏轼他妈程氏读了《后汉书·范谤传》，大为感慨，深为范谤的舍生取义而感到欣慰。这时，在一旁的小苏看到了，竟说：“轼若为谤，母许之否乎？”孩儿如果也想做范谤一样的人物，母亲大人可答应呢？
小小年纪，口气还真是不小，这下可就要考验程氏的教育能力了。
程氏当即就表示：“我儿如果真能成为范谤那样的人物，那么我又怎么不能够做范谤母亲那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对于范谤的舍生取义，其母亲是高度认可并且赞许的。
真是深明大义啊！能够有这样的老妈，苏轼是幸福的。
待到小苏弱冠之时，也就是二十岁，他已经博览经史子集了，已经非常博学了，下笔千言，言之成理，他尤其喜欢贾谊、庄子等人的文章。贾谊，何许人也？西汉名士，才高气短，善于写政论性文章，如著名的《过秦论》；庄子自不必说，超脱神逸，物我两忘，追求天人合一的超凡境界。可以说，苏轼汲取各家之所长，养成自己才高且洒脱诙谐的个性。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进京参加了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
关于这场科考，我们在前面讲欧阳修时已经详细说过：就是在这场考试中，欧阳大人乃是主考官，他听闻副主考梅尧臣先生发现了一篇绝妙的文章，于是他也看了看，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真是好文章啊！于是便有意想把这位考生定为第一名。可老欧一时惊醒，这莫不是我那门生曾巩所作？若把他定为了第一名，那别人岂不是要说我欧阳修徇私舞弊？这样不好，还是把他定为第二名吧！就这样，这位考生在瞬间就由状元变成了榜眼。
这份考卷哪里就是你那宝贝徒弟曾巩所作呢？你欧阳修也忒自信了吧！结果一揭开大名，原来是一个名叫“苏轼”的举子。其实，欧阳修的门生曾巩在这次科考当中既不是第一名，也不是第二名，不过好歹曾巩也算是考上了。
劳欧阳大人的一时“公正”，苏轼名列第二，也算凑合吧！后来苏轼又参加了殿试，中乙科。自此，苏轼在刚满二十周岁时便高中了进士。
作为被主考官欧阳修录取的考生之一，苏轼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欧阳修门下的弟子了，这拜见恩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于是，有一天，苏轼就带着自己的“拙作”去见欧阳修了。当时的欧阳修可是文坛泰斗，能够得到他的赞誉，那完全就是一种至高的荣耀，可以使被赞之人很快名满天下的。
其实，我们的苏轼是很自信的，尤其喜欢卖弄自己的学识才华，拿文章去拜见欧阳修，很有这个意思。您老不是文坛泰斗嘛！看看我小苏写的文章，兴许不比您差呢！当然，苏轼绝没有要与欧阳老前辈一较高下的意思，这其中有尊敬，有请教，还有一丝骄傲在里面。
欧阳修当然是识货的，他看了小苏的几篇文章之后，便摇头叹息，感慨道：“哎呀呀！三十年之后，恐怕天下再也没有人记得老夫以及老夫的文章了。”言外之意就是说，三十年之后，天下间的文士们都只知道他苏轼了，都只诵阅他苏轼的文章了。并且，欧阳修还对他多年的文友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我呀！应该退出文坛了，以便让这个年轻人出人头地——这也就是“出人头地”这个成语的来历了。
——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啦！
小苏自此名声大噪，而使他名满天下则还在于另一次科考：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参加了朝廷举行的制科考试。
我们知道，唐朝也有制科考试，比如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等，那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后，几乎跟进士科一样，每隔二三年便举行一次，只有进士、明经及第的人才能参加的，通过了你才最终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宋朝的制科考试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考生在进士及第之后便可授官，无须再参加制科考试的，而制科也不是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的，制科考试说白了，就是宋朝的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而已。
据史籍记载，有宋一代，北宋与南宋加起来，大约共三百多年时间，但一共只举行了二十二次制科考试，共录取人数四十一人，掐指一算，也就是平均每次录取二人。而两宋加起来共录取了进士四万多人，相比之下，中制科的概率就好比是中六合彩特等奖的概率了，不，比它还要小。
不过，对于像苏轼这样五百年难得一遇的超级人才，这个制科考试也还是小菜一碟的。面对皇帝亲自出的题目，苏轼奋笔疾书，不一会就搞定了。仁宗皇帝一看，大加赞赏，破天荒地给了他一个第三等。
大家不禁要问了，怎么才第三等？怎么不是第一等、第二等呢？要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位置纯属摆设，而宋朝制科的第一等、第二等就是一个摆设，因此，这第三等就成了最高等级了。对于苏轼的这一绝无仅有的光辉战绩，就连《宋史》上都由衷地发出了感慨：“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就是说，宋朝自建立以来，只有两个人入了这第三等，就是吴育和苏轼了。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吴育还是个第三次等，比苏轼的第三等还差了一个层次。这样的牛人真是古今罕见，文章写得好也就罢了，没想到应试也这么牛。
对于这样特殊的优秀人才，仁宗皇帝自然也就要特殊对待了，苏轼作为刚大学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可朝廷竟给他安排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这是一个正八品的官职，按照苏轼的资历，只能给他派一个从九品下的不入流的芝麻小官，但苏轼是天下的考试状元，自然与其他人不一样了。
好，自此，苏轼便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开始为人民服务了。
二， 为人民服务
说到苏轼的做官能力以及为政水平，那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唐朝的很多诗人都要好。你让李白去当官试试？你让杜甫去当当看？我看多半都是不及格。究其原因，我想还是源于唐宋科举考试的不同——
我们知道，唐朝的进士考试是以诗赋为主的，注重的是考生的文学才华，因此，能考上的多半都是些才子，都能吟诗作赋的，文人气质很浓。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多半不适合当官，因为才华与能力是两码事，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等同的。当然也不排斥一些牛人，比如张九龄、李绅等人。
不过要说到宋朝的科举，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宋朝的科举不再是以诗赋为主了，而是更加注重策论，也就是对当时的一些国家政治问题或者刑罚，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考的是这个。所以，能够考上的举子，就不仅要有文学才华了，更重要的是要有施政能力。因此我们看宋朝的那些大文豪、大词人们，他们往往在为官上都很牛，在地方上他们能造福一方，在中央他们也能有一番作为，比如欧阳修、司马光，再比如王安石、范仲淹，他们都称得上是卓越的政治家。而我们的苏轼也是一样，他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后来在中央工作，都很有一番作为。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话说苏轼在密州担任知州期间，有强盗作案，于是，当地的治安主管部门安抚使便成立了专案组，对强盗作案一事进行调查抓捕。只是这所谓的专案组，其实就是由一些骄悍的兵卒而组成的，他们以抓捕盗贼为名，私闯民宅，开展大搜查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诬陷老百姓家中藏有宫禁之物，这当然是要“没收”的，一旦见老百姓稍有反抗，这些兵卒们便格杀勿论。
这哪里是为民做主的警察啊？这比强盗还要强盗！
这一伙人见自己抢了东西又杀了人，心中不免有些害怕，于是纷纷逃散了，不回去复命。
面对这样严重的形势，老百姓纷纷跑来告诉了苏轼苏大人，希望苏知州能够为他们做主，并说这一伙大头兵还要作乱的，望大人想个法子把他们统统给抓起来，将他们绳之以法。
苏大人一看他们呈上来的控诉书，眼睛骨碌一转，立马做出了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接着就将那一纸诉状扔在了地上，露出很不屑的神情，说：“我看不至于吧！一定是你们诬陷！”
老百姓看后直摇头，贪官一个啊！
那些杀人掠货的兵卒们一听这话，都放心了，看来老大人很有觉悟，于是一个个又都出来了，不再藏匿了。好，苏大人等的就是你们，苏轼马上派人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抓起来了，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老百姓拍手称快，看来老大人真是睿智，演技真是高啊！
这第二个例子便是苏轼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故事了：
话说苏轼在担任徐州知州时，有一年正赶上黄河发大水，只见当时那个哗啦啦的黄河水啊向东流，奔腾到海不复回。两岸的堤坝抵挡不了黄河的这种气势，做千里溃堤状，在曹村这个地方决了口，一路泛滥到了水泊梁山，流入到南清河，汇聚在徐州城下。水位上涨迅猛，一发不可收拾，眼看这徐州城就要变成汪洋大海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徐州城里那些有钱的富人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当然不是抗洪救灾，而是要出城避难。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拿起了大喇叭，对着他们是一番慷慨陈词，说：“你们这些富人都出去了，老百姓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样一来的话，太守我和谁一起守城呢？那样的话，这徐州城必破无疑。现在有我在这里，洪水就一定不能冲塌城墙！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富人们于是又都被赶进城里去了。紧接着，苏轼去了当地的武装部门——武卫营，对他们的卒长说：“如今眼看洪水就要冲坏城墙了，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现在姑且给我出力，听我指挥。”
卒长应声答道：“太守身先士卒，抗洪抢险，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于是，他就率领着兵卒们拿起畚箕、铁锹等工具出去，筑起了一条东南长堤，这条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
雨一直下，日夜不停，苏大人也没顾得上休息，也是日夜不停地坚守在大堤之上，在此过程中，他还学起了人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百姓感动了，眼泪哇哇的。最终，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徐州城总算是保住了。
尽管苏轼没有听过毛主席的敦敦教诲，也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更不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他却都做到了。相比之下，当今中国的某些官员，虽然整天把这些大道理、大口号挂在嘴边，但一干起事情来，那就------那就不好说了，顶破天不过是拿着个大喇叭吼两声，然后继续搂着小情人睡觉去了。
此外，苏轼为人民服务还相当具有艺术性：
据史料记载，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时，有一次，遇上一个案子，案情是这样的：张三向李四借了一笔钱，用来做扇子生意，可谁曾想，杭州连日来阴雨不断，张三这扇子生意自然是惨淡无比，可是李四却不管，坚决问他要账。张三没钱还他，李四只得将他告上了法庭。
按理说，这案子还不简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钱拿房子抵押就是了——这是一般庸官以及现在的法院干的事，到了苏轼这儿那就不一定了。苏大官人听完之后，略微沉吟了一会，说：“张三，你把那没有卖完的扇子全都呈上来。”接着，只见苏轼在那些扇子上面分别画上了山水花鸟以及各色花卉，然后又对张三说：“去，把这些扇子再拿出去卖，一把卖三百文，卖完了就去还债吧！”
经苏轼的妙笔一画，这些滞销的扇子自然是一售而空了，债呢也还清了，房子呢也不用抵押了，岂不是两全其美？
在苏轼徐州届满之后，朝廷又任命他为湖州知州。苏轼来到湖州以后，先是上表称谢，然后便继续开始为人民服务了，可是他却不知道，就在这时，一场惊天大阴谋正在慢慢向他逼近——
三， 惊天大阴谋“乌台诗案”
应该说，苏轼之所以会辗转在各个地方当知州，回不了朝廷，也不想回朝廷，那是因为总的来说，苏轼属于旧党中的一员。这个旧党，也称保守党，是相对于王安石的新党而言的。
宋神宗即位之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也力图改变北宋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状况，于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了，王安石以及追随王安石的诸多官僚便被称之为“新党人物”，他们所组成的党派也就是所谓的“新党”了。
当苏轼出任湖州知州时，新党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了，这时的王安石已年近六十，闲居在金陵。而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也辞官在家。宋神宗尽管将王安石给罢免了，但依然对他很尊敬，对他所倡导的新法也依然在贯彻执行，将他罢免不过是为了顾全大局而已。
因此，朝廷里面仍然是以新党占统治地位的。只是山上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王安石走了，他以前的那些追随者们自然也就上位了。只可惜这些人就没有王安石那样的君子之风了，说白了，都是些小人，比如说其中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应该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最终失败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他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些小人，这些小人根本就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才追随他王安石的，而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现在他们当政，加上又有神宗皇帝的支持，他们自然找各种借口严厉打击那些旧党人物了。他们还想树立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他们最终找到了苏轼，因为苏轼名气大，又是旧党的得力干将，对于像司马光那样的领袖人物他们是惹不起的。
好，他们锁定了目标，接下来就该出击了，但是如何来定苏轼的罪名呢？他们想到了苏轼写的诗文。因此，李定、舒亶、何正臣这哥几个便不遗余力地收罗起了这方面的证据，甚至就连苏轼的一篇《湖州谢上表》，他们哥几个都能闭门在家研究好几个月，可真够有毅力的。经过他们的层层推理，最后得出结论，苏轼在这篇上表中，诽谤朝政，讥讽新法，藐视皇上。
他们一起上书神宗皇帝，说尽了苏轼的坏话，要求神宗严惩，最好是将苏轼给咔嚓了，免得他毁坏了皇帝的一生英明。神宗当然不会相信，但又要考虑到这几位新党大臣的感受，于是就说，那你们就派人去调查调查吧！
好，等的就是您这句话，紧接着，这些小人便派人快马加鞭地去湖州抓人，生怕他苏轼跑了。苏轼正准备在湖州大展拳脚以为民请命呢！不想却来了这档子事，可怜的他还以为自己这次是在劫难逃了，于是便对公差说，容我跟我的家人告别。为首的官差冷冷地说道，那还不至于，接着二话不说，就把一代大文豪给五花大绑拷走了。
在押赴京城的途中，路过长江岸边时，苏轼几次欲投江自杀，可转念一想，又怕连累了家人。如果我们的苏学士真的投江死去的话，那么那几个陷害他的小人将是历史的大罪人了，万死都不足以赎其罪，应该被凌迟、被千刀万剐。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俺们的苏轼真是比那窦娥还要冤啦！
——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了，也叫“乌台诗案”。所谓乌台，指的就是御史台，因为这件案子后来是由御史台来审理的。
苏轼被押往了京城开封，接下来等待他的就将是严厉的审判了。那些小人收罗了苏轼的全部诗歌文章，并作曲意解读，说这首诗是在诽谤朝廷，说那首诗是在讥讽新政。最后竟屈打成招，逼得我们的苏学士签字画押了。
这时，营救的呼声从各处传来，甚至就连在金陵的王安石都坐不住了，他给神宗皇帝写了封信，为苏轼求情。
北宋在建国之初，赵匡胤就曾颁下诏书，切不可因言论而杀士大夫，神宗皇帝自然也不敢。最后，英明神武的神宗终究还是将苏轼给放了，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神宗将苏轼贬到了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一职，大约相当于是地方武装部的副部长。但这仅仅是个虚衔，苏轼是没有实权的，非但没有实权，苏轼甚至就连官俸也没有，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带罪的囚犯。
——一桩赤裸裸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最终宣告结束！
另外说一下，由于苏轼是被贬的犯人，所以在黄州连个住的地方都是没有的。因此可以说，在黄州等待苏轼的将是一场艰难的旅程，那么我们的苏轼将是如何度过这场人生的危难的呢？这便要看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潇洒作风了。
苏轼在这里开始反省自己的性格缺陷了，正是有了这种自我反省与洒脱的情怀，苏轼才在黄州创作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千古华章来，一场伟大的文学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
苏轼在黄州
四， 黄州赤壁的千古华章
我们说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又说过，穷而后工，我们还说过，文章憎命达。范仲淹被贬了，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名句；欧阳修被贬了，也写出了《醉翁亭记》这样的好文，写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样的绝唱。
那么我们的苏轼呢？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又写下了什么呢？相对于范仲淹与欧阳修来说，苏轼在黄州更是写下了亘古未有的绝唱来，一首首诗、一首首词、一篇篇文章，都在宋代的文学史乃至中国的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道最为光彩夺目的星光——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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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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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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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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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记者问余秋雨，您最喜欢苏轼的哪些作品，余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写的。记者接着问，也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前、后《赤壁赋》嘛？余秋雨听后感到很高兴，忙说是。由此可见，这些作品对后世文人士大夫包括对现今人们的影响。
先说上面这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乃是宋词豪放派的奠基之作，一提宋词，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也许就是它了，至于这首词的影响，也就不用我在此多说了。
至于这前、后《赤壁赋》，那更是古文中的精品，尤其是这《前赤壁赋》，堪称绝唱中的绝唱，它将写景与抒情并举，将人文关怀与哲学思考融为一体，成就了散文中的绝世精品。
要说我们还真得感谢那些小人，真得感谢宋神宗，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的文化史会少了多少光彩夺目的篇章。
关于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态度，历来为后世的人们尤其是学者们所津津乐道，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苦中作乐的典范。这期间有着许多关于苏轼的逸闻趣事，这当然是所谓的佳话了。
可以说，关于苏轼的佳话实在是有很多，苏轼与欧阳修之间的师生情谊是千古佳话，与他的弟弟苏辙之间的兄弟情谊也是千古佳话。但有一点却让后人感到有些遗憾，那就是他与王安石的关系。
我们知道，苏轼之所以被贬黄州，那是因为受到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迫害，尽管王安石并没有参与，后来甚至还替苏轼说清了，但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梁子早在十年前就结下了。
作为那个时代的两位风云人物，同样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样都是那么让人尊敬，可是这两位偏偏就是合不来，老是在一起互掐对方。关于这哥俩的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五， 相逢一笑泯恩仇
前面我们说过，苏轼总的说来算是旧党分子，是保守派的得力干将，但他又并非像司马光那样完全否认新法。对于新法的某些内容，比如说免役法，苏学士还是举双手赞同的。这一点王安石可能未必知道，至于那位砸缸的小朋友那就更不知道了。
苏轼作为一名旧党人物，曾经遭到过新党的迫害。但风水轮流转，今天是新党执政，明天就该旧党掌权了。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极力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其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当时的宋哲宗还不满十岁，这样，便由宋英宗之后、神宗的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摄政。这位高氏一向都是反对新法的，她上台后，立即重用保守派的领袖司马光，让他担任宰相一职。司马光执掌大权之后，全盘否定新法，提出废除。这时的旧党人物苏轼也被朝廷重用了，苏轼对于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感到很恼火，便跟他理论。可砸缸的司马光一直都认为苏轼是坚定的保守党，这下可好，居然也跟自己唱起了反调。司马光勃然大怒，大骂苏轼，苏轼岂能示弱，也大骂他是“司马牛”，回家以后还骂不绝口，嘴里念念有词的。可见苏轼是持有一颗公正之心的，没有任何个人情感因素在里面。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我们还得来具体说说：
王安石，字介甫，比苏轼年长十六岁，两人都是一代人杰，又都受到过欧阳修的提携。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从地方上回到了朝廷。当时的王安石已经被神宗皇帝任命为参知政事了，开始主持变法。然而苏轼对于这个变法整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变法固然是需要的，但绝不能像王安石这样雷厉风行地去实施变法，他主张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所以王安石很讨厌他，他呢？也不喜欢王安石。
——这当然只是彼此的政见不同罢了！
为了不让小苏破坏自己的变法大计，王安石让他做判官告院。
熙宁四年，王安石着手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为变法培养专业人才。于是，神宗皇帝就下诏，让翰林学士、知制诰以及史馆的工作人员讨论讨论，整理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谁知俺们的苏学士马上上书皇帝，大发议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行，总之，不宜改革科举，再次惹得宰相王安石很是不爽。王安石为了推行自己的科举改革，决定让苏轼滚出朝廷，派他做了开封府的推官，想用一大推的公务来困扰他，让他忙死，最好是活活累死，免得碍手碍脚的。可是结果证明宰相大人这次又错了——以后每次只要王安石一上书推行新法，苏轼就跟着上书说这个新法不行，有着诸多不利的地方，至于推官一职他照当，而且当得还挺称职。
其实，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苏轼，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的，这中间当然没有个人感情因素，苏轼并不是因为看他王安石不爽才反对新法的，而王安石也不是因为讨厌苏轼才专门整他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哥俩围绕着新法那是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大宰相是越看苏轼越不爽了，而苏学士呢？也认为他王安石不是好人。
关于新法的实施，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分歧还在于用人上：王安石为了最快时间实施新法，迅速提拔和任用支持新法的官员，也没有时间来考察这都是些什么鸟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是为了荣华富贵，属于投机分子。苏轼旁观者清，就看到了这一点，而王安石却被蒙在了鼓里不知道，其实他的周围早已布满了小人，这也是后来导致他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面对苏轼的一再上书反对，最终王安石忍无可忍了，他叫来了御史谢景温同志，让他弹劾苏轼，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苏轼深感自己不适合再呆在朝廷里了，于是要求外放为官，这样，苏轼便来到了杭州，担任杭州通判一职。
此后近十年时间，苏轼都辗转各地，先后担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以及后来的湖州知州，直到“乌台诗案”的发生。
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神宗皇帝觉得苏轼人才难得，想重新启用他，将他从黄州团练副使量移到离京师开封很近的汝州但任副使。苏轼的仕途开始出现转机，有东山再起之势。
苏轼还未到达汝州就上书皇帝，称自己身体不适，加上又有田产在常州，因此愿意在常州为官。神宗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在去常州上任之前，苏轼途经金陵，决意去拜访一下昔日的政敌、现已退隐江宁的王安石。
应该说，苏轼此次去拜见王安石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毕竟王安石的政治影响力很大，尽管他当时已经不是宰相了。
毫无疑问，他们这两位巨人的此次见面，又成就了北宋文坛的一则千古佳话——
当时的苏轼是坐船去的，登岸之后，当他站在长江岸边远远望去时，就一眼看见了昔日的宰相王安石了。只见当时的王安石骑着一头小毛驴，正慢悠悠地向苏轼走来。苏轼赶紧迎了上去，王安石这时也下了鞍。
苏轼一上来就笑着说：“今日苏轼穿着这一身素服来见宰相大人，实在是罪过罪过！”
王安石也笑了，说：“量这等繁文缛节岂是为你我这种人所设置的？”
这一年，苏轼四十八岁，王安石六十四岁。
这时的王安石再也不是那个精明强干的宰相了，反而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头。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让那些同时喜欢王安石又喜欢苏轼的后人欣慰不已。
苏轼此次金陵之行一共待了有一个多月。两位巨人一同游金陵，一起赋诗唱和，王安石甚至还劝说苏轼就在金陵安家得了，彼此还能做个邻居。总的来说，这二人在金陵相处得很是融洽，尽管谈话时彼此之间都有所保留。
临别之时，王安石亲自来想送。最终，一段由政见不同而引发的恩怨已烟消云散，留给后人的则是无尽的欣慰与感慨——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六，来世还要与你做兄弟
王安石当然不是苏轼的兄弟，苏轼的兄弟是苏辙。
苏辙，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宋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比他老哥苏轼小三岁。
说起这哥俩的兄弟情义，那更是为后世的人们所传颂的千古佳话了。下面我们先来看一首很著名的词作：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水调歌头》，我想只要是中国人就没有人不知道的，它是苏轼在中秋之夜所作，为的就是怀念自己的弟弟苏辙。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苏轼杭州届满之后，他主动上书朝廷，要求出任密州知州一职，这样一来，在距离上，他就跟在山东济南为官的弟弟苏辙很近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苏轼准备去济南看望苏辙时，却因道路受阻去不了。于是，在一年的中秋之夜，苏轼举杯邀月，想念弟弟之情溢满了酒杯，这样，一首千古绝唱也就写了出来。
没有真切的兄弟情谊，没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我想这首词是不会感动你我的。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在河南任职的苏辙提前得到了消息，于是，苏辙马上派出了信使，让信使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州，提前告知苏轼，请他做好准备。
——这是什么？苏辙这么干，通俗的说，叫着“通风报信”，严重的说，那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属于违法行为，是要受到党纪处分的，会被开除党籍的，也就是撤销官职。但为了兄长他豁出去了。另外，苏辙还立即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撤销自己的所有官职，以赎兄长之罪。后来，苏辙终因这次事件而遭到了贬谪，被贬筠州。
而作为兄长的苏轼，在得知自己被捕之后，可能无生还的希望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他的好兄弟苏辙。在东京的狱中，苏轼写了一首长诗，以此来表达自己与弟弟苏辙的生死情谊：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你我两人今世做了兄弟，现在我可能要先走一步了，希望我们来世还能做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病逝，年仅十八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他大力提拔新党人物，打击贬谪旧党人物，企图继续实行他父亲宋神宗的新法。
苏轼和苏辙作为旧党人物，自然也都遭到了贬谪，苏轼被朝廷一贬再贬，直贬到了广东的惠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惠州，而苏辙则被贬到了广东的雷州。
当时的苏轼要从河北的定州千里迢迢赶往广东，由于没有任何积蓄，盘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苏轼便厚着老脸问自己的弟弟借。其实哪里是借，那就是要。老哥有难，好弟弟苏辙自然责无旁贷，他一下子给了老哥苏轼七百万文钱。这在当时来说，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要知道，苏辙也得赶路，也需要盘缠。
据《老学庵笔记》记载，当时这哥俩在滕州这个地方见面了，兄弟二人都在贬谪途中，情绪自然不太好，尤其是苏辙，不免唏嘘短叹的。但苏轼就“没心没肺”的了，看起来一直都很乐观。可谁知后来苏轼又遭到了贬谪，直接给贬到海南去了，也就是当时的儋州。苏轼可要漂洋过海了。
在所有的旧党人物中，苏轼被贬得最彻底，且哲宗皇帝规定，苏轼永远不予再录用，尽管苏轼曾经还当过他的老师。
于是苏辙又送他兄长去海南，两人一路走得很慢，送到海边时，苏轼笑着对苏辙说，老哥要出海了，要看看那海外的风景。苏辙则苦不堪言，想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有机会再与兄长相见了。的确，这就是苏轼与苏辙的最后一次相见。
后来宋哲宗病逝，苏轼遇赦北还，可谁知当他走到常州时竟一病不起了，几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嘱咐要让自己的弟弟苏辙替他写墓志铭。苏辙则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去世。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民间传说中，苏轼还有一个妹妹，名为“苏小妹”。非但有苏小妹，甚至还为她配了个情郎，她的这个情郎就是大词人秦观。故事讲得十分有趣，只可惜我们的苏轼真的没有这么个妹妹，这只不过是后世喜欢苏轼的人杜撰出来的罢了。
总之，苏轼与苏辙这两兄弟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他们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他们一起读书，一同考中进士，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都属于旧党人物，都同时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也都同时被贬，最关键的还在于他们都视对方为毕生的最重要的知己。这当然是千古佳话了。
说到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后来又被贬儋州，这就不得不来说说苏轼晚年的政治生涯了：
七，十年生死两茫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
这首词是苏轼为纪念自己的亡妻王弗而作的，言词哀切，饱含深情，读来令人垂泪，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便道尽了苏轼自亡妻离去后的辛酸与悲欢。
不过要说到苏轼晚年的宦海生涯以及生活状况，我以为用“十年生死两茫茫”来表述则更为恰当：
公元1085年，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遭到打压，被贬的被贬，罢官的罢官。苏轼作为旧党要员，自然也就得到了升迁，他在短短的一年之间，便由一芝麻小官一跃而成了三品大员，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不过当他看到旧党人物拼命压制新党人物以及尽废新法时，苏轼又感到了不满，加上当时旧党执政后，也暴露出了许多的腐败问题，对于这些，苏轼都上书皇帝对此等不正之风进行抵制。至此，苏轼又把旧党给得罪了，加上后来又闹出来个“蜀洛朔党争”，这一切都使苏轼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因此，他再次请求外放为官。
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兵马总督。在阔别多年的杭州，他在西湖搞了一个重大的水利建设，并筑起了一道堤坝，这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苏堤”了。
苏轼在杭州的几年过得是很惬意的，他也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宋哲宗元祐六年，苏轼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吏部尚书一职，这可是所谓的天官啦！但苏轼最终还是因为与某些当权者政见不合，又要求外放，这样，苏轼又来到了颍州担任太守。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试图恢复新法的宋哲宗开始亲政。苏轼作为旧党人物，其晚年的政治厄运开始了——
苏轼先是由定州太守兼河北西路安抚使一职贬为左朝奉郎知英州，再由英州知州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后来再由建昌军司马贬为了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无论是英州还是惠州，都远在离定州万里之遥的广东境内。
苏轼是一路从河北的定州往广东赶，一路被贬，还没赶到广东呢！就由原来的正三品大员贬为了芝麻小官，并且还是蛮荒之地，还不得签书公事。
当然，对于心胸狭窄的宋哲宗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在惠州这片蛮荒之地呆了三年之久的苏轼又被贬了，这会哲宗皇帝给他来了个彻底的：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也不得签书公事。这个琼州就在今天的海南了。如果说广东的惠州是蛮荒之地的话，那么这海南在当时来说那就是不毛之地了；如果说这宁远军节度副使是一芝麻小官的话，那么这琼州别驾一职就更不入流了，乃是一九品的小官，比那七品芝麻官还要小许多。
这时的苏轼已经整整六十岁了！
要说当时的海南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啊！在苏轼写给他朋友程秀才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略知一二，苏轼在这封《与程秀才书》中这样写道：“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冰。”
瞧瞧！这是什么地方？当时的海南可不比现在，现在那是旅游度假的圣地，什么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可在宋朝那会呢？没有肉吃，生了病也没有药，房子没有，冬无炭烧，夏无冰泉，对于苏轼这样爱说笑的大文豪来说，还没有个能说说话的朋友，至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更是扯淡。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苏轼仍然乐观地呆了三年之久。据说他每天一早起都要迎着海风梳理头发，中午的时候便靠着窗户午休，晚上临睡的时候总是要洗脚，还勤剪指甲。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轻的哲宗皇帝一命呜呼，其弟赵佶即皇帝位，是为宋徽宗，由宋神宗的皇后向氏听政。向太后一边开掉跟自己政见不和的新党宰相章惇，一边将元祐年间被贬的旧党人物召回。苏轼先是被调回广西廉州安置，后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后又复任朝奉郎一职。
苏轼先是漂洋过海回到了大陆，后又一路北还，可谓是舟车劳顿，一路颠簸，加上他早已年过六十，哪里还经得起这般折腾，于是在走到常州时便一病不起了。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7月28日，一代文化巨人苏轼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巨星陨落，飞鸟为之盘桓，草木为之含悲，世人皆为之动容。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书画家，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型文化巨人。
千古之后，再无苏轼，千年之间，唯此一人！
八，样样都是天下第一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苏轼是全能型的文化巨人呢？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样样都是天下第一的苏东坡，大家请记住，这里我所说的第一指的是在两宋时期。
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是写古文最牛的八个人，那么苏轼是不是两宋时期最牛的散文家呢？我觉得这得先问问人家欧阳修。所谓千古文章四大家，指的是韩、柳、欧、苏，苏轼自然是“三苏”中的佼佼者，比他老爸苏老泉以及弟弟苏辙都要厉害，比王安石、曾巩也要厉害。
关于这一点，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也说的很清楚，他说：
“唐宋号称八大家，而后世尤崇韩、柳、欧、苏。其中道理，当有专家深入分析。若以知、感兼擅为多才的标准，来权衡八大，则苏洵与曾巩质胜于文，几无美文可言。苏辙最敬爱兄长，也确有几篇传世的感性美文，亦能诗，堪称多才。剩下一个王安石，能文之外，兼擅诗词，当然称得上多才。不过就文论文，他笔下的感性固然胜于老苏与曾巩，但比之四大，却也较为质胜于文。”
余光中先生的意思很明了，就是说，如果要评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结合得最好的，恐怕还是四大家——韩、柳、欧、苏。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欧阳修与苏轼究竟哪个更好呢？
这实在没有标准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我还是认为苏轼的文章要略胜一筹。就拿两人的代表作《醉翁亭记》与《赤壁赋》来说吧！双方在知性与感性上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都结合得很好。在欧文中，我们能感觉到的是欧阳修的那种闲适的心境以及嬉游的快乐，更深层地挖掘一下，也不过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而苏文《赤壁赋》，则是让人感觉到苏子在畅游的同时，与客人们发出了某种人文关怀与哲学思考。“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笔下经常出现的，不足为奇，而人文关怀与哲学思考却很少提及，所以说，《赤壁赋》显然要更胜《醉翁亭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苏文要强于欧文的原因了，说白了，只不过是立意要更为高远罢了。
第二说诗：
宋诗历来都是被后人所瞧不起的，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说得很明了，但不可否定的是，宋诗的成就是仅次于唐诗的。
说到宋诗，有几个人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分别是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以及杨万里。
其实，确切说来，在宋诗的世界里是没有公认的老大的。北宋时，苏轼与他的学生黄庭坚并齐名，后来黄庭坚又开“江西诗派”，成为宋诗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南宋前期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位诗人。苏轼的诗清新豪健，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我们来说说书法：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众所周知的“宋四家”分别是指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简称苏、黄、米、蔡。顺便说一句，其实这个“蔡”，一开始指的并不是蔡襄，而是宋徽宗时期的太师蔡京，但由于他的政治名声太坏，故而将他的臭名给注销了，改为蔡襄。
从以上排名我们就可看出，苏轼是第一位的。另外，同样作为宋代书法大家的黄庭坚也认为：“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而苏轼手书的《黄州寒食诗帖》，便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三行书”了。大家会想，怎么才是天下第三行书？因为这“天下第一行书”是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这“天下第二行书”则是唐代颜鲁公的《祭侄文稿》。
第五，说说苏轼的绘画：
苏轼的绘画自然不是宋朝第一，但他在写意画方面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尤其是他画的那个《怪石枯木图》，乃当世一绝，极受后人推崇。
最后，我们来说说苏轼作为美食家这个身份：
苏轼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美食家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超一流的美食家，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美味佳肴。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美食家，并不是说他一生糟蹋过多少龙肝凤胆、山珍海味，赴过几回满汉全席的宴会。主要是说他能够真正懂得食物的价值，了解每一种食物的妙处，即便是粗茶淡饭，他也能品尝出无限的滋味来。当然，也要吃得够广、够杂才行，还得能吟诗作赋，用语言把食物的妙处、吃喝时的美好体验一一表现出来——这些对于苏轼来说，无疑都是小菜一碟的事。
由于热爱美食，中年时期的苏轼也发福了，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苏胖子了。他也有着胖子们的共同爱好，那就是吃肉。苏轼最有名的吃肉故事，当然是发明“东坡肉”了。
此外，苏轼还是哲学家、思想家、佛学家，说他是全能型的文化巨人，一点都不夸张。
九，谁人不爱苏东坡
对于这样一位千古文化巨人，应该是很难让人亲近的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苏轼是极容易亲近的，加上他又爱多管闲事，因此他一生都很多朋友。不像王安石，很骄傲，所以一生没多少朋友。这也正是苏轼难得的地方。
的确，苏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无论是文人学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他，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观了。用苏轼自己的话说，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乞丐平民，能够有这样的性情，苏轼得到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轼不仅具有旷古烁今的绝世才华，还有着高贵的人格品质，最关键的还在于他有一颗平常之心，在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洒脱的生活作风。在黄州时他是这样，在海南时他还是这样。关于这一点，可是有着很多很多有趣的小故事，下面就让我们来说几则：
苏轼在被贬黄州的时候，写了一首很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诗是这样写的：“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便是东坡肉的烹调法了。
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时，深受百姓爱戴，因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为了当地的一道名菜。
苏东坡在黄州，一居数年，一天傍晚，他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这哥俩正举杯畅饮间，苏东坡忽然用手往江岸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一条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随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扇子抛入水中。两人面面相觑，不禁大笑起来。
大家看懂了吗？我就糊涂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原来啊！这是一副哑联，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岂不妙哉？
后来苏轼复官后，仍不改幽默本色，有一次，他跟刘贡父在乱侃，胡吹海聊的：“想当年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都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我看世间美味亦不过如此！”
刘贡父很好奇，便问：“什么叫三白饭？”
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了。”
此事说过苏轼转眼也就忘了。一日，苏轼突然接到刘贡父的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饭，苏轼欣然应约。但等苏轼到了才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和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被刘贡父给戏弄了。
又过了几天，刘贡父也接到了苏轼的请帖，邀请他去吃毳饭。刘贡父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这“毳饭”到底是什么，到底还是去了。刘贡父到了苏轼家以后，苏轼就开始和他说话，对请客吃饭一事只字不提。就这样，苏轼陪着他刘贡父从早上聊到了晚上，从日出直聊到了日落，可怜我们的刘贡父，饿得是前胸贴后背。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催问苏轼道：“毳饭呢？”
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冇，即“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都在享用着啊！”
刘贡父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这也就是苏轼令人敬佩的原因了，因为他可亲可近。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说，他最喜欢的古代文人便是苏东坡；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表示，苏轼是他最欣赏的古代文人；而已故的台湾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则也是苏轼的忠实粉丝，为表达自己的这种敬仰之情，他还专门为自己的这位偶像作传了，即《苏东坡传》。由此可见，苏轼在后世文人学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可以说，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苏轼的喜爱经久不衰。苏轼的立身处世原则、苏轼在面对逆境时的达观向上，这一切，都为中国古时的文人留下了一个绝佳的范本，这也正是苏轼的千古魅力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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