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三大疑案看似是毫不相干的个案，但其背后暗含着一条鲜为人知的主线，它在不知不觉中把三大疑案串联起来，左右着蜀汉的兴衰，并一直延续到灭亡。本期将结合蜀汉最后一大疑案——费祎之死，为大家揭示这其中的关键所在。

费祎

司马师的借花献佛

“费祎之死”是三蜀汉大疑案之中最匪夷所思的案件，由于史料的严重缺失和人为的刻意掩饰，致使关于“费祎之死”的诸多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要解决这桩疑案我们只有换一种非常规的思路才会有所突破。既然“费祎之死”是一个政治事件，我们不妨就从政治方面找突破口，或许能得到想要的答案。答疑解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整个事件的经过。

据《三国志费祎传》记载：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

《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

八月（公元253年），诏曰：“故中郎西平郭修，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抄修郡，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其追封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

以上是关于“费祎之死”的正史记载，乍看之下这一切都是魏国指使的，似乎没什么疑问。但仔细品读之后，就会发现问题还真没那么简单。我们先看曹魏这份诏书都有哪些疑点。

曹魏诏书

疑点一：同书竟然不同名

在同一史书中居然对同一人的名字有着不同的记载。《三国志费祎传》记载的是“郭循”，而《三国志三少帝纪》中记载的是“郭修”，这在正史中并不常见。很多人认为蜀汉不置史官，应该是陈寿道听途说，把名字给记错了，故应以魏书中记载的“郭修”为准。

但笔者却不这么认为，郭循在蜀汉的官职是左将军，这个职位已经相当高了，而陈寿当时在蜀汉任卫将军府的主簿，怎么会连自己国家左将军的名字都弄不清呢？显然刺客的名字应该以《三国志费祎传》为准。既然陈寿知道刺客真实的名字叫郭循，为什么在《三国志三少帝纪》中还要用郭修呢？恐怕这是陈寿的故意为之，目的就是告诉后人，这个叫

刺客

疑点二：令人费解的刺杀行动

费祎是公元253年正月被杀的，而曹魏的诏书是同年八月下达的，中间时隔七个月才下诏褒奖郭循，未免有些太过拖沓。刺杀蜀国大将军费祎可是一件大事，魏国绝不可能七个月后才接到消息。既然魏国早就知道费祎被刺杀了，为什么七个月后才下诏褒奖呢？郭循生前在魏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魏国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恩典，反而他在蜀汉却得到了重用提拔，怎么会替魏国做死士呢？而且蜀汉在费祎被刺杀后，并没有什么反应，更没有对外宣扬魏国的罪状，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还有一件更令人想不通的事，世人都知道费祎是温和派，不主张对外用兵，姜维是激进派，时刻都想着北伐曹魏。费祎死后，姜维掌权反而对曹魏的威胁更大，郭循一直在姜维手下任职，按说刺杀姜维应该更加方便，对魏国也是最有利的。为什么魏国会选择刺杀一个难度更大，对自己威胁更小的费祎呢？

司马师

疑点三、曹魏居然认为费祎想要发动北伐

曹魏在诏书中说：“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这里说大将军费祎打算侵略魏国边境，途经汉寿县时，大宴宾客，郭修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手杀死费祎。事实上费祎在公元251年冬天就已经屯兵汉寿，直到公元253年正月被杀，也一直没离开过汉寿。

汉寿县就是之前的葭萌关，刘备称帝后将其改为汉寿县，位于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在三国时期这里是从成都到汉中的必经之路，但是汉寿距离汉中至少还有三百多里的路程，而且汉寿与汉中之间的山路崎岖难行，如果费祎打算进犯曹魏边境，应该像诸葛亮一样屯兵更北部的汉中，而并非汉寿。曹魏与蜀汉打了这么多年仗，难道连这点常识都傻傻的分不清？很明显费祎屯兵汉寿是另有原因，具体情况将会在后面做详细论述。费祎不但没有进犯曹魏的计划，反而还经常限制姜维的北伐行动。因此，曹魏诏书上说，费祎想要进犯曹魏，途径汉寿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司马师

以上种种不合理的地方说明了，魏国想要利用“费祎被杀”这件事来达到某种目的。那么魏国当时到底发生什么大事了呢？

在公元252年底到253年初，魏吴两国爆发了著名的东兴之战，结果以魏国大败而终。当时司马懿已经去世，司马师以大将军的身份执掌魏国朝政，面对紊乱的朝政，司马师便想用对外发动战争的方式，来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掌控。恰巧此时吴主孙权病逝，东吴正处于主少国疑的境地，而且魏强吴弱，司马师认为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于是便派三路大军伐吴，由于魏军轻敌冒进，被诸葛恪大败于东兴，作为这场战争的统帅司马昭也因此被削去爵位。面对如此惨败，司马师在朝中的威望大减，此时急需一个建功立威的机会，来为自己抵御各方的压力，稳定朝中局势。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心里明白了，司马师正是利用郭循刺杀费祎之事来为自己邀功立威。只是这个郭循在曹魏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以至于司马师把名字都搞错了，所以在曹魏的诏书里就出现了“郭修”这个名字。由于魏国常置史官，

司马昭

千夫所指的姜维

郭循大约是在公元249年至250年间，姜维对魏国的一次小规模战争中被俘获的。但其在公元253年正月刺杀费祎的时候已经是蜀汉的左将军，这就不免让人产生深思。左将军这个职位在蜀汉可是相当高的，当年刘备入川时就是左将军，后来给蜀汉立下汗马功劳的马超，也担任过这一职位。一个不起眼的魏国降将，居然在短短两三年内就被升任为蜀汉的左将军，不得不让人怀疑这背后存在着某种势力的支持。当时在蜀汉有能力把一个敌国降将，在短时间内升任到左将军位置的只有刘禅、费祎和姜维这三个人，从费祎被杀这件事上来看，肯定是姜维的嫌疑最大，毕竟郭循是姜维俘获的，并且他也是最大受益者。

那姜维到底有没刺杀费祎的动机呢？

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

（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姜维是个激进的北伐派，而费祎却主张休兵养息。每当姜维准备对曹魏发动战争时，费祎总会出面制止。这么看来姜维和费祎之间确实有矛盾。

据《三国志姜维传》裴松之引《傅子》记载：

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

从郭循刺杀费祎的行动来看，这明显就是死士行为。姜维俘获郭循后，又在短时间内把他提拔到蜀汉左将军的职位，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郭循可能就是姜维豢养的死士。

姜维

另外，《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受到过姜维的赏识，在姜维的卫将军府做主簿，出于对昔日故主的感激，陈寿完全有可能替姜维隐瞒这背后的真相。但陈寿同样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当年黄皓专权，大臣都阿谀迎奉，陈寿就是因为不屈从黄皓而屡遭遣黜。作为一个良史官，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正是由于这种内心的纠结，所以陈寿在《三国志的费祎传》和《三国志三少帝传》刻意留下“郭循”和“郭修”这个明显的破绽，给后人一个了解历史真相的机会。

以上种种迹象都把矛头指向了姜维。但是姜维也并非是个阴险小人，诸葛亮对人才的道德品德要求非常严格，从诸葛亮对姜维非常器重来看，其道德品质应该没问题。姜维对蜀汉的忠心也是有目共睹的，后来刘禅下诏投降后，姜维依然没有放弃光复汉室的希望。难道这样一个人真会因为与费祎之间的政见不同，而去派死士杀死他吗？总感觉这个动机似乎有些牵强。既然姜维嫌疑这么大，为什么刘禅和朝中大臣不但没有怀疑姜维，反而还让他接替费祎执掌军权呢？到底是我们忽略了哪些重要的线索，以至于“费祎之死”这桩疑案总是围绕着姜维来回转？

姜维

诸葛亮的控人之术

历史的真相远没有我们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任何一个政治事件背后都有权利的尔虞我诈。要想找到关于“费祎之死”的一些蛛丝马迹，恐怕还要从蜀汉的政治体制开始说起。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大家对“丞相”一职都比较了解，这里不多做解释。“假节”意思就是可以代替皇帝行使特定职权，类似于后来的尚方宝剑。至于“录尚书事”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但这是解决“费祎之死”这桩疑案的突破口，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尚书台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尚书台权力极重，既出诏令，又出政令，朝臣选举，都由尚书台主管，同时还拥有纠察、举劾、典案百官之权，也可以参预国家重大政事的谋议、决策，对朝政有着重大影响。掌管了尚书台就意味着掌管了帝国的行政权力，“录尚书事”的意思就是可以行事尚书台的一切权利。因此，三国时期很多权臣的官职后面都加有“录尚书事”这项职权。

权臣曹操

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又有了开府治事的权力，“开府治事”的意思是建立自己的府署，并选拔出官员进入府署来管理国家。说通俗点就是有了一套独立管理国家的机构班子，选拔出来的官员可以不经过皇帝批准就能上任。诸葛亮不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还牢牢掌握了蜀汉的人事任免权，而刘禅手里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皇帝。

由于诸葛亮常年在外参与军事行动，府中和宫中就需要有人代替他行使这些权力。诸葛亮把相府的权力交给了留在成都的张裔和蒋琬，宫中的事务则由董允和郭攸之负责。

据《三国蒋琬传》记载：

五年，亮驻汉中。琬与长史张裔留府统事。八年，代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

《三国志董允传》记载：

丞相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亲兵。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为什么会多次提到，让后主刘禅亲近郭攸之和董允的原因了吧！刘禅这个皇帝做的真是够憋屈的，不但什么权力也没有，还要被诸葛亮指派的大臣监视在宫里，一旦犯了错误，就要被董允批评教育。这么看来刘禅跟汉献帝刘协还真有几分相似之处。

诸葛亮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蒋琬成为蜀汉的接班人，被任命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迁大将军”意味着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权力，“录尚书事”代表着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没过多久，即公元238年，蒋琬便可以开府治事，并加大司马。这就意味着蒋琬又掌握了蜀汉的人事任免权。在刘禅看来蒋琬又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权臣，当初被诸葛亮架空也就认了，毕竟他是先帝的托孤大臣，在蜀中威望甚高。而如今又被蒋琬架空，心里能好受吗？于是刘禅决定要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诸葛亮一死就废除了“丞相制度”，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诸葛亮对蜀汉的功绩无人能及，故应空出丞相之位给以最崇高的敬重，因此蒋琬最终只能以大司马的身份统领国事。蒋琬依然延续着诸葛亮对后主刘禅的监控政策，府中事务由费祎主持，宫中之事由董允处理。

公元243年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返回涪县后，病情突然加重，便命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要想掌管整个蜀汉政权，“录尚书事”这一职权是必经之路。蒋琬在病重时命费祎录尚书事，显然是要让费祎成为蜀汉的下一任接班人。此时的后主刘禅已经将近四十岁，却从来没掌管过蜀汉的真正权力，面对蜀汉的下一位权臣，刘禅不甘心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开始了他的逆袭夺权之路。

刘禅与诸葛亮

刘禅与陈袛幕后的玩家

蒋琬死后刘禅首先废除了大司马之职，因此费祎只能以大将军身份执掌朝政。费祎同样想延续诸葛亮和蒋琬的办法，利用董允继续监控刘禅。因此在蒋琬病重时，命董允以侍中身份兼职尚书令，这就意味着董允既可以以侍中身份在宫中监控刘禅，又可以替费祎处理国家政事，可惜董允没两年就病死了。费祎似乎感觉到了压抑多年的刘禅即将爆发，便把应对策略改为投其所好，试图让刘禅专注于享乐，而无暇顾及夺权之事。这就使得另外一位重要人物陈袛登向了历史的舞台。

据《三国志陈袛传》记载：

（陈袛）少孤，长于靖（许靖）家。弱冠知名，稍迁至选曹郎，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故超继允内侍。

刘禅对图谶、占卜等术数非常感兴趣，而陈袛是这方面的行家，费祎便破格提拔陈袛，接替董允为侍中，寄希望于陈袛能够充当他在宫中的棋子，以缓解自己与后主刘禅之间的矛盾。不过陈袛可不是费祎的提线木偶，在接替董允为侍中后，便与黄皓互通表里，沆瀣一气，很快就得到了刘禅的宠爱。

据《三国志陈袛传》记载：

自袛之有宠，后主追怨允日深，谓为自轻，由袛媚兹一人，皓构间浸润故耳。

陈袛看出了刘禅对一直大权旁落十分不满，便投桃报李，向刘禅提出应当限制大将军费祎权力的想法，两人自然是一拍即合。于是在公元247年姜维被升为卫将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陈袛这个人真不简单，一出手就从大将军费祎手中夺走了一半的行政权力和禁军的统兵权，还给费祎与姜维之间造成了不可调和矛盾。

刘禅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这不是让姜维担任卫将军和录尚书事吗？怎么会是陈袛夺权呢？

前边提到了，蒋琬病重后，让董允以侍中身份兼尚书令，侍中是皇帝身边得近臣，既可以出入禁宫，又能够参与朝政，与尚书令共同成为了联系宫中和府中的纽带。在三国时期，很多重要的官职后边都会加上“侍中”，其目的就是可以随时出入禁宫面见皇上。比如，曹魏的司马懿和曹爽受命辅政后都加衔侍中。尚书令本来是执掌尚书台的最高官员，可是自从诸葛亮大权独揽以后，可以录尚书事，尚书令的权力开始被削减，后来蒋琬、费祎掌权后第一要务就是“录尚书事”，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尚书令。之前的尚书令一职也就成为了诸葛亮、蒋琬和费祎在尚书台的提线木偶。董允死后权力被一分为二，陈袛接替了侍中的职位，吕乂则成为了尚书令。费祎常年在外，有什么重大决策就会交给陈袛和吕乂去执行。

据《三国志费祎传》记载：

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

现在陈袛让姜维与费祎共录尚书事，而姜维身为前线将领又兼凉州刺史，几乎很少回到成都。由于常年在外，姜维对成都的政治形势不太了解，对国家的重大政策也很少参与决断。因此，姜维的“录尚书事”只是个空头衔，实际职权落在了身处宫中的陈袛身上，本质上就成为了陈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此时的情形是，陈袛以侍中身份和尚书令吕乂共同掌管尚书台，而吕乂听从费祎的命令，姜维却管不了陈袛。

陈袛

卫将军的主要职责是统领禁军，一般都是由皇帝的亲信所担任。既然统领禁军，自然要一直待在宫中，而姜维常年外出带兵打仗，如何能统领禁军的呢？由此推测，姜维只有一个卫将军的头衔，他依然只是一个地方将领，真正行使卫将军职权，统领禁军的是身处宫中的陈袛。因此，姜维只是陈袛与费祎夺权的一个跳板。

此事之后，费祎认为姜维是在联合陈袛与自己争权，虽然在政权方面费祎被摆了一刀，但是军权还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费祎便开始在军事方面处处打压姜维，姜维对费祎的怨恨也就日益加剧，两人之间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陈袛这波操作真是一石三鸟。

黄皓

权臣之间的争斗

陈袛成功从费祎手中分得“录尚书事”的权力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公元251年，尚书令吕乂去世，陈袛又以侍中的身份兼职尚书令，这就意味着费祎虽然名义上可以录尚书事，但实际执行的权力却在陈袛手中，陈袛的背后是刘禅。自此费祎“录尚书事”的权力完全被架空了，宫中的禁军也被陈袛所掌控，费祎意识到成都已经成为陈袛的天下，便移屯至远离成都的汉寿。

《三国志费祎传》记载：

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东复北屯汉寿。

蜀汉的政权和禁军都被陈袛所掌控，成都当然没有宰相的位置了，费祎留在成都只会授人以柄。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陈袛的掌权和诸葛亮、蒋琬有所不同，陈袛完全依附于后主刘禅，因此陈袛掌权也就意味着是刘禅亲政。

费祎“录尚书事”的权力被陈袛架空后，也不甘示弱，一直希望能够翻盘夺回政权。而此时想要反败为胜的唯一希望，就是像诸葛亮和蒋琬一样开府治事。但是开府治事需要皇帝的授权，刘禅忍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皇帝”，怎么会同意呢？不过确实在费祎被杀的前一年（公元252年），刘禅命费祎开府治事了，这又该作何解释？如果站在陈袛的立场上就会很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陈袛是费祎提拔任用到刘禅身边的，目的就是让陈袛帮自己监视控制刘禅，可陈袛竟然忘恩负义，靠着阿谀谄媚在取得刘禅信任之后反咬费祎一口，费祎能轻易放过陈袛吗？

陈袛

刘禅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弱智，他不敢轻易与诸葛亮、蒋琬夺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外患的威胁。就连后来利用陈袛与费祎夺权，也只是夺其政权，军权还牢牢掌握在费祎手里。面对曹魏和东吴的外患，刘禅又不得不依靠这些权臣，毕竟保证蜀汉政权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当初蒋琬获得“开府治事”的权力也是受了外部因素的影响。

据《三国志蒋琬传》记载：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诏琬曰“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又命琬开府，明年就加为大司马。

公元238年至239年，曹魏发生了两件大事：公元年238正月，曹睿命司马懿征辽东，第二年正月曹睿就病逝于洛阳。蜀汉认为这是北伐曹魏的绝佳机会，便命蒋琬屯兵汉中，伺机北伐。蒋琬借此机会获得了“开府治事”和“加大司马”的职权。结果蒋琬屯兵汉中后却迟迟没有出兵，看来蒋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开府治事”也！

费祎

费祎屯兵汉寿后便一直要求能够开府治事，虽然刘禅不希望费祎开府治事，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费祎会不会利用曹魏与东吴的外患来要挟刘禅，一旦哪天让费祎得逞，陈袛的末日也就到了。陈袛就是因为想通了这一点，才有了除掉费祎的想法。当时费祎已经屯兵汉寿，要想除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调回成都来，毕竟在自己地盘好下手，于是就有了费祎开府治事的任命，其目的就是要把费祎调回成都，设法控制。

陈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费祎是一清二楚，他的应对之策也很简单，就是不回成都，直接在汉寿开府治事。这一下可把陈袛的计划给打乱了，费祎远在汉寿，又统领着蜀汉军队，陈袛拿他还真是一点没办法也没有。眼看费祎已经开府治事，逐渐掌握了蜀汉政权的主动，下一步很可能会拿陈袛开刀，无奈之下陈袛就想起了姜维。虽然姜维和费祎之间有矛盾，但还没有到必须杀死费祎的地步，陈袛要想拉姜维下水，就只能拿蜀汉未来的军权与之交换。

费祎开府

姜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一点恐怕是受到了诸葛亮的影响。在理想面前任何事情都要让路，为了成就自己的大事，绝对不会拘泥于小节。一旦姜维掌握了蜀汉的军权，就可以实施自己梦寐以求的北伐战略。在这种功名和理想的诱惑之下，姜维选择了与陈袛合作，便命自己的死士郭循在汉寿岁首大会上刺杀费祎。费祎死后仅过了三个月，姜维就开启了自己的北伐模式。

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

十六年（公元253年），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明年（公元254年），加督中外军事。

费祎死后陈袛没有了后顾之忧，姜维也顺利的执掌了蜀汉的军权。然而蜀汉的灭亡却进入了倒计时，陈袛与黄皓在内互通表里，排斥忠良，姜维在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蜀汉的国力就这样慢慢被消耗殆尽。

表面上看费祎是死于用人不察，不该用陈袛这种小人来投后主之所好。但是这场权力的斗争，并不是费祎能左右控制的，所有的一切似乎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

费祎

蜀汉的症结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蜀汉三大疑案，“李严被废”是由于李严与诸葛亮争权所致；“魏延谋反”是由于诸葛亮突然病逝，魏延与杨仪争权所致；“费祎之死”是由于陈袛、姜维与费祎三人争权所致。三大疑案全都围绕着权力斗争展开，每次权力斗争之后，都会让本就人才匮乏的蜀汉雪上加霜。李严、魏延、杨仪、费祎都成为了权力争斗的牺牲品，我们不禁要问蜀汉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其实这与诸葛亮治理蜀汉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关——“君主立相制”，意思就是君主只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真正治理国家的权力在相府，这与当代的“君主立宪制”有类似之处。这种看似超前的政治制度却暗含着巨大的隐患。

首先，诸葛亮“君主立相制”的关键问题在于其相权没有一个合理的继位规则。我们知道古代的君主都有一整套完整的继位规则，其目的就是保证国家权力的顺利交接。诸葛亮的相权代替了皇权，但是他并没有解决相权平稳交接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每当在权力交接的时刻，必然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诸葛亮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临时采用了上届指认下届的方法，即诸葛亮指任蒋琬，蒋琬指任费祎。不过这种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制度的保证，完全靠上届领导人的意愿来选拔接班人，时间长了难保不会出现“相权”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而且一旦上届领导人突然病逝或者死亡，就会引起大规模的权力斗争，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蜀汉四相

另外，诸葛亮的“君主立相制”使得“相权”变得比“皇权”还要大。这不仅让官员与将领之间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也把皇权卷入到这场残酷的斗争之中。结果就是下面的官员一心想夺权，上面的皇帝一心想收权，于是在皇帝、权臣、官员之间就上演了一幕幕争权夺利的政治大戏，让原本就复杂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诸葛亮想要在蜀汉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这就需要把国家政权集相府于一身，作为托孤大臣的李严首先看不过去，非要出来与诸葛亮一较高下，结果被废为平民。诸葛亮死后，魏延和杨仪都对这“至高无上”的相权垂涎三尺，结果一个兵败被杀，一个畏罪自杀。刘禅也不甘心于大权旁落，在诸葛亮死后便开始削弱蜀汉权臣的权力，使得陈袛、黄皓这样阿谀谄媚的小人开始得志，忠良遭到排斥，结果造成陈袛、姜维和费祎之间矛盾四起，直接导致了费祎被杀这一幕的发生。费祎死后，蜀汉的军政大权被陈袛和姜维一分为二，一个阿谀谄媚于内，一个穷兵黩武于外，蜀汉的国力就在这无尽的内斗中逐渐被拖垮。诸葛亮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手建立得高效廉洁的政府，却成为了蜀汉灭亡的催化剂。

诸葛亮

天下大势分合有因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为了保证收成的稳定，就需要有一个高度集权和统一的国家，建立一个这样的政权，就必须要强化皇权的统治作用，很显然诸葛亮的“君主立相制”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凡是皇权弱化的时候，天下就会出现动荡；皇权强化的时候，往往会造就盛世。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权的弱化，地方将领名义上尊奉天子，暗地里却招兵买马。以至于一介武夫出身的董卓，在进京后就敢废立皇帝，大权独揽。

在中国古代集权制发展的大势之下，弱化皇权或许能够增加政府的运行效率，但是同样也会给国家政权带来极大的不稳，相比之下后者对国家的危害要更大。皇权强化与弱化之间的循环反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造就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这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根本原因。

天下大势

关于蜀汉三大疑案的一系列问题已逐一解答，本文旨在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为大家还原一个不同的蜀汉，这或许只是蜀汉的冰山一角，也并非是其灭亡的唯一原因。蜀汉的灭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感谢诸位品读，后期还会对曹魏和东吴存在的疑难事件进行解疑，敬请期待！

閱讀更多 龍舞 的文章

關鍵字: 诸葛亮 司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