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劇《慶餘年》第一季中，出現了一起重要的外交事件——北齊使團前來慶國和談。這段劇情中，慶國以宰相林若甫之子——林珙之死發動對敵國北齊的戰爭，戰爭勝利後，兩國在慶國都城——京都進行了一場和談。
《慶餘年》這部劇的世界觀雖然是虛構的，但其中借鑑了許多真實的歷史文化知識，比如，這起“和談”外交事件中的一些細節。
《慶餘年》中慶帝劇照
一、《慶餘年》中外交的“真實”
- 外交中涉及的政府機構
慶國接待北齊使團的相關人員，雖未明確指出，但從劇情推斷，應是鴻臚少卿辛其物、禮部尚書郭攸之等官員。
在真實的歷史外交中，所涉政府部門很多，以唐代為例，根據《大唐開元禮》記載，一起完整的外交事件中，參與的政府部門有：尚書禮部、鴻臚寺、門下省、中書省、殿中省、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衛衙寺等。
其中，鴻臚寺和尚書禮部是負責外交的專職官署，其主要職責如下表所示。
除鴻臚寺和尚書禮部外，其餘七個政府部門只是外交中涉及到相關禮儀程序時需要配合的輔助機構。而《慶餘年》中的這起外交事件，也的確主要是由以郭攸之為代表的禮部，與以辛其物為代表的鴻臚寺負責。該細節完全遵照了真實的歷史文化來進行設定。
《慶餘年》中南慶禮部尚書郭攸之
- 外使的居所
劇中這場外交事件中，以莊墨韓為首的北齊使團被安排在慶國鴻臚客館中居住。至於為何是鴻臚客館，可參照唐代歷史進行解釋。
唐代的鴻臚客館是鴻臚寺下屬典客署主管的一個重要客館，位於長安皇城內南端，朱雀門西側，地理位置有些偏僻，非常便於唐帝國對外國使者進行控制、監視。故而，在唐代，大多數外使都被安排在鴻臚客館居住。
依照劇中南慶對北齊的態度，安排北齊使團住進鴻臚客館，必然有監視這一層面的用意。而莊墨韓竟然在嚴密的“監視”中從鴻臚客館溜走去慶國皇宮私見長公主。這在真實的歷史上，即便有禮部尚書的幫助，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但就避開鴻臚客館周圍嚴密監視的各方官府勢力，已經困難重重，更何況，還有皇宮的層層森嚴守衛。解決這兩道難題，莊墨韓才能來到後宮長公主的居所。而這兩道難題，莊墨韓解決的可能性實在太過渺茫。
唐代長安皇城圖
- 國力決定使者座次
這起外交事件的參與國，除了以莊墨韓為首的北齊使者團外，還有以雲之瀾為首的東夷使者團。慶帝在慶國皇宮祈年殿內舉行的宴會上，國力更強盛的北齊使者莊墨韓的座位被排在了雲之瀾的前面，長公主李雲睿的下首，這個位置顯然更靠近慶帝。這個細節並非是導演或者編劇的隨意安排，在外交範疇內，這其實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
在真實的外交中，由於各使者團母國的大小不同、國力不同、威望不同，在外交禮儀中所受到的待遇自然也會不同。
比如唐代，據《新唐書》記載，“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為簿，朝見辨其等位。”
根據這則記載可知，唐代對前來的蕃國會進行等位劃分。在唐代，進行外使等位劃分的專門機構是鴻臚寺。劃分的具體標準是：
“三品以上準第三等，四品、五品準第四等，六品以下準第五等。其無官品者，大酋渠首領準第四等，小酋渠首領準第五等。”
在之後的一系列外交活動中，便會根據劃分的等位進行相應的安排，如面聖或者是宴請時的座席排列，宴會中的食物分配規格、出使期間的生活日用品分配規格等等。
這部劇在外交細節上縱有許多可取之處，但與歷史上真正的外交相比，仍然存有許多“疏漏”之處。
《慶餘年》中莊墨韓座位圖
二、《慶餘年》中外交的“疏漏”
- 慶國對北齊使團的迎接，不夠“正式”
一場熱誠的歡迎儀式，最能讓遠道而來的外使產生一種受到尊重的感覺，對外交事宜，往往起著良性的影響。
北齊使團遠道而來，按照外交中的禮儀，南慶作為雙方戰爭中的勝利方以及東道主，應做好迎接工作。更何況，使團中的莊墨韓雖是北齊文壇大儒，但因南慶文壇不振，他其實相當於天下文人之首，被包括慶國在內的天下學子所尊崇。即便為了籠絡國內文人之心，南慶朝廷也應對其禮遇有加，在迎接禮儀上，自然不能怠慢。
然而在劇中，莊墨韓的車駕來到慶國都城京都後，只受到了城中文士的熱烈歡迎，南慶官府對於使團的到來，在迎接方面卻並未做任何交代。
結合後面雙方使團在和談中的表現，基本可以確定的是，南慶官方對北齊使團的尊重顯然不夠，那麼對其迎接禮儀方面，想必也不會多麼“熱情”、“隆重”。
結合劇中慶國、北齊、東夷城三國的實力對比可知，慶國是劇中三個國家中國力最為強盛的，是名副其實的“大國”，而它在劇中也以“大國”自詡。
這種背景下，以唐代為歷史參照最為合適。那麼，依照唐帝國對外使的外交禮儀，南慶官方在對北齊使者的“迎接儀式”上，應該這麼做，方能體現其“大國”的自信與氣度。
《慶餘年》中“和談”現場
1）郊外慰問
得知北齊使團快要到達京都後，南慶應派出迎勞“主持人”——“存問使”和“迎客使”前往郊外等候使團的到來。一般情況下，使團不會被直接迎進京都，而是在京都郊外的官方驛館暫歇。
在等待使團的時間裡，南慶官方迎接團隊中掌管帳幕供設的守宮署官員，需要抓緊做一件事——為慶帝代言人“敕使”搭建帳篷。
帳篷搭建的地點就在驛館的門外，需要注意的是，搭建的帳篷應是在驛館門外西側、南向。這是因為“敕使”是皇帝的代表，所以帳篷的方位其實是“君臣”觀念的體現。根據《周易》記載：“君南面，臣北面……此其不易也。”
故而，代表“君”的帳篷方位，應是坐北朝南，而如果是坐南朝北，則有著“敕使”拜會北齊使團的意味，這在慶國方面，顯然會覺得有損“尊嚴”。
慶國迎接團隊接到北齊使團後，會將他們迎入驛館休息，畢竟風塵僕僕地奔波了那麼多日，總要先歇一歇，養足了精神再進行其它活動。
在此期間，南慶迎接隊伍中的“敕使”要代表慶帝向北齊使團進行慰問，並告知他們進入京都後的下榻之處。接著，便要為使團在驛館外面搭建的帳篷中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
《慶餘年》中北齊大儒莊墨韓劇照
2）入城儀式
儀式的那天，身穿南慶朝服的“敕使”由中書省通事舍人引入帳中。同時，外使在慶國鴻臚寺典客署的相關官員引領下，來到驛館內廳堂的東側臺階下，面朝西站立。
這一步驟完成後，接著，“敕使”出帳，在驛館的大門西側面朝東站定，他的隨從人員手持束帛站在他的南面。然後，典客署官員走出驛館大門，在門東側面向西站定，向“敕使”問道:“不揣冒昧，敢問來此有何貴幹?”
“敕使”回答道：“奉皇帝之命，前來慰勞北齊使團。”
問完後，典客署官員返回到驛館門內，向外使稟報。
隨後，外使走出驛館，在大門東側面向西站定，歡迎“敕使”，行“再拜”禮。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敕使”並不還禮，接受了外使的“再拜”禮後，直接與其一同進入驛館，並先於外使登上廳堂的西面的臺階，他的隨從人員則手持束帛跟在他身後，待他站定後，面向東站在他的北側。
外使則登上廳堂東側的臺階，面向西而立。接著，“敕使”手持“禮品單”宣佈：“皇帝有制。”
外使聽後要欲下跪聽旨，此時“敕使”再次宣佈:“皇帝另有制，外使無須下拜。”
外使隨後轉身向北，行“再拜稽首”禮，感謝皇帝的恩典。敕使宣佈敕旨完畢，外使上前接受皇帝的禮品，然後退回原處將禮品交給其隨從，再次“再拜稽首”。“敕使”仍不還禮,率先步出驛站大門，立於西側，面向東。外使跟在他的後面走到大門外，立於東側，面向西而立。
在此期間，敕使”和外使的一舉一動，都要在中書省通事舍人和典客署的官員引導下進行，不能出現一絲差池。
來而不往非禮也，外使接受了帝國的禮物，自然要進行回禮。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此處的回禮，並不是給大唐皇帝的，而是給代表皇帝的“敕使”。
“回禮”自然也是有一套完備的禮儀。
外使首先向“敕使”行揖禮，“敕使”仍不還禮，然後兩者一同進入驛館。到了臺階下，兩者要對“誰先登階”相互謙讓一番。
此次，外使作為“客”方，是被尊的一方，率先登上東階，面向西而立。然後，敕使登上西階，面向東而立。
站好後，外使向“敕使”展示自己要送的禮品單，“敕使”行對其行“再拜”禮；使者代表還以“再拜”禮。禮畢後，敕使首先走下西階，使者跟在他的後面，二者來到大門外。站定後，使者代表再次向敕使行再拜禮。至此，入城儀式結束。
3）住進鴻臚客館
北齊使團被迎入京都後，還需要做一件事：拜訪中書省。
在鴻臚寺典客署官員的帶領下，北齊使者來到中書省。並在這些官員的指示下，在北齊方位的指定位置面向北站好。
中書省官員通報外使來訪，通事舍人即入內接受詔敕，再走出中書省的廳堂宣佈：“有詔敕。”
北齊使者行再拜禮，聆聽慰勞詔敕，聽完後再行“再拜”禮。禮畢後，這次拜訪算是結束了。
然後，北齊使團在鴻臚寺典客署官員的引導下，前往指定地點下榻，該“指定地點”自然便是指鴻臚客館了。
至此，南慶對北齊使者團的迎接工作方才算是完滿結束。
唐代都城長安圖
- 宴會上的幾處“失禮”
拜見皇帝是外使最重要的外交活動。慶國為了彰顯大國氣象，也為了外交關係，自然會對北齊及東夷城的使者進行接見，而宴會是必不可少的。關於劇中的這場宴會，幾點重要信息如下表所示：
1）沒分“級別”的食物，等於“變相歧視”
《慶餘年》劇中關於慶帝在祈年殿賜宴一段劇情，細看之下會發現，眾人的食物，似乎沒有太大區別。首先是菜類相似，其次是菜餚的盤數一樣，都是四盤。
這點細節對劇情而言“微不足道”，但在真實的外交中，無論古今，都將是一個極大的“疏漏”。因為，對外使的食物供應，是有著嚴格的食物等級劃分的。
以唐代為例，《唐六典》中規定：
“蕃客在館設食料五等。蕃客設食料，蕃客設會料，各有等差焉”，以及“客初至及辭設會……蕃望非高者，視散官而減半，參日設食。”
這兩則記載明確了外使的飲食規格直接取決於其國家威望的高低。而劇中不論是北齊大儒莊墨韓，還是東夷城九品高手雲之瀾，甚至是宴會中在場的各色慶國官員，食物都基本上沒有差別。這種“平等”，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
變相歧視”。因為這意味著，代表北齊的莊墨韓與代表東夷城的雲之瀾，以及南慶的在場官員們，等級一樣。這在劇中無傷大雅，但放到真正的歷史外交中，恐怕又是一場外交風波。
《慶餘年》中長公主與莊墨韓劇照
2）“皇家樂隊”的缺席，是宴會上最大的“失禮”
美食是味蕾的盛宴，歌舞是眼睛的盛宴，而音樂則是耳朵的盛宴。美妙的音樂能夠使人心情愉悅，但就外交而言，音樂的功能顯然並不僅僅是愉悅耳朵這麼簡單。實際上，它是外交宴會中的重要禮儀環節，肩負著彰顯國家氣度、文明的“重任”。
例如，在唐代，當皇帝進入宴會大殿以及宴會結束離開時，宮廷樂隊演奏“太和樂”；在外使進入宴會場所，以及宴會結束後離開時，樂隊奏“舒和樂”。而皇帝進餐、飲酒時，樂隊演奏的是“休和樂”，該樂曲反映的理念是：
“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做十二月均，感天和氣。”
那麼，慶國作為一個文明的大國，在這種“嚴肅”的外交宴會中，當然應該奏樂，而且，此事還應由範閒這個相當於“皇家樂隊指揮”的“太常寺協律郎”來負責。然而，劇中這段劇情，宴會上並沒有相應的音樂響起。這在真實的外交場合，是一件十分“失儀”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段劇情的確存在著“疏漏”。
《慶餘年》中“太常寺協律郎”範閒
3）慶帝的酒，飲“錯”了
很多影視劇中，在正式的外交場合，皇帝似乎都是“自斟自飲”的，到了該喝酒的時候，舉杯喝下，下面坐著的一干人等也舉杯喝下。在《慶餘年》中的這場外交宴會上，慶帝喝酒時也是如此，他的酒是自己倒，自己喝，完全“
自力更生”，而在場的皇室人員、慶國官員、北齊使者、東夷城使者等人，也都是自己倒，自己喝。但在我國曆史真正的外交宴會中，這樣是不對的，不對之處在於，不能體會皇家的“威嚴”，國家的“禮儀”，以及大國招待外使時半遮半掩的“驕傲”。
參照唐代外交宴會中的飲酒程序，祈年殿中這場宴會飲酒時的“場面”應該是這樣的：
1.慶國尚食局官員“尚食奉御”帶著酒到祈年殿的臺階下，站在臺階上的“典儀“這時朗聲宣佈：“酒到，起立！”
2.站在中階下的“贊者”傳令，莊墨韓及雲之瀾等外使行“俛伏”禮，禮畢起身，站到自己的座椅之後。
3.“殿中監"來到階下驗酒，驗完確定酒沒有毒，然後，由“尚食奉御”將酒獻給慶帝。
4.慶帝舉起酒杯，“典儀”朗聲宣佈：“再拜！”
5.“贊者”傳令，莊墨韓及雲之瀾等人“再拜”，拜完後接過酒杯。
6.“典儀”再朗聲宣佈：“就坐！”
7.“贊者”傳令，莊墨韓及雲之瀾等人這下才能坐下，然後開始飲酒。
關於宴會中飲酒這一“小事”便有這般繁瑣的程序，不難想象，我國曆史中真正的外交宴會該是多麼“嚴肅”了。
希言說
外交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從古至今，都是極為重要的。我國是禮儀之邦，在外交中自然不會忽略“禮儀”。
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深知，與窮兵黷武的武力外交相比，基於“德義”的“禮”具有教化之功，顯然是一種更加卓越的外交策略，有助於培養外國來使對本國的親善印象，建立和睦的外交關係。
但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對外使無論如何“禮遇”，其背後彰顯大國“威風”的主旨沒有改變，與現代社會“國家之間平等”的外交理念截然不同。
參考文獻：《新唐書》、《大唐開元禮》、《唐六典》、《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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