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帝制年代，自秦始皇一統六合開始，直至清帝遜位，大約有2130多年，此間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正是規範的

雖然柏楊對此批評說：“所謂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也未必是什麼值得自豪的事情，十來億人對掐起來，用這地大物博的產物互相打來打去，確是世界歷史上的奇觀。”

但筆者想到的是，人多地廣在古代確是一種硬實力的體現，至於內耗，機器內部運行時，其部件尚有機械壽命，此壽命就是在“有限”的內耗中喪失了其繼續存在下去的價值，國家也是如此，有限、良性甚至是無可避免的內耗是無關大局及國家最終命運的。

柏楊

正是由於這種治國的基本方法，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其治國之具裡便有了一種具象的操作方法，名日“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就是“舉國體制”，它是國家能力的一種體現，同樣也一直被路徑依賴加強著，是類似於我們這樣的歷史型國家一條必由之路。

我們先來看“舉國體制”的應用案例一，瞭解一下什麼叫做“舉國體制”。

上古時代，身處黃河流域的許多部族始終面臨著一個極大的生存威脅， 即頻繁的水患，因為黃河一直以來都以流域廣、流量大，水害頻繁在世界長河中著稱，治水便成了黃河流域附近部族的第一要務，即使在今天，國家面對偉力的自然災害時也沒有多少辦法去主動地應對，更何況上古時期人類脆弱，生產力發展緩慢，那時的人們就更加應對無力了。

大禹

但事情總得解決，如今中國人的骨子裡天生就有一種“人定勝天”的堅定信念，大概也是自那時傳下來的，彼時，黃河附近的大禹部族、嬴氏部族一東一西聯合了起來，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國體制”下的治水工程，也就是開鑿禹河，這條河是溝通南方淮河與北方黃河的一條通路，今天我們看到的巍巍黃河，正是改道，經由禹河古河道遺址形成的，夏王朝也在此的基礎上建立了起來。

這部分壯舉，正是神話傳說“大禹治水”的史實，這是華夏民族第一次以“舉國體制”來應對天災，除了大禹的治水方略正確以外，“馴服大自然”的又一因素自然還有高度集約化的組織與“舉國體制” 對於集體生產力的效率提升。

彼時黃河附近的大小部落，聯盟在一起的原由，其實就是為了應對水害，就像人為什麼是群體動物，就是因為個體面對大自然太過無力，只能結成遠比其他動物關係更緊密、牢固的家庭乃至部落，由部落到部落聯盟再到國家經歷的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

這時我們已經可以分析出來“舉國體制”到底是什麼，它有兩個限定條件，其一是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就像一個人，它腿部患上了病變，痛風了，其實就是免疫細胞淋巴和正常細胞的內訌，敵我不分地打起來了，那麼這個人的效率一定會因此而降低，道理都是一樣的。

其二就是需要群體的系統內部不太複雜，這其實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例如拖拉機可能就沒有電子控制系統，因為它系統內部的協同效應比較簡單，相比於此，更復雜的飛機就明顯不同了，它是有飛控系統的，因為一架飛機的子系統太多了，光一個線纜的長度拖拉機就較之不如，如果剛一開始大禹部落、嬴氏部落面對的系統太複雜，沒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那麼部落聯盟肯定不會以這樣的形式建立，更就無從談起“舉國體制”了。

通過上面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出來“舉國體制”究竟是什麼？

就是一個系統內唯一一個控制中心的高度共識通過政治的機體，或為公或為私（為私多），動員和調配全國有關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也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盛焉”的的驅動力，還有就是物質資源，比如國家的人力、物力等，集中力量辦一件事，這就是舉國體制，舉全國之力辦一件事。

我們再來看“舉國體制”的應用案例二，瞭解一下“舉國體制”的優劣。

筆者曾經在網上看到過一張很有趣的統計圖表，內容是唐朝的經濟水平，一個黑點代表一萬人，因為在古代，耕地數和人口數可以充分地衡量一個國家的GDP，圖中，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地區、河南地區、山東地區、陝西地區，人口大量集中，黑點多也就意味著人口密集， 同時也說明當地的經濟水平遠超其它地方。

那麼，這種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在今天，這是違反今人大眾所熟知的經濟規律的，眾所周知，“改開”以後，國家對外開放的重心是面對海洋，分佈規律是沿海經濟佔比重，剩下的就是逐步向內地遞減，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2018年內蒙古的GDP是多少，廣東的GDP又是多少？一個在榜單頭部，一個在榜單尾部。

但古代的中國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像我們這樣曾經“內向發展”過的龐大經濟體，古時的經濟發達地帶多集中於大河兩旁，因為農耕文明大多都起源於大河，故而，文明的經濟活動也要圍繞大河展開。

而我們今天要說的，正是隋唐大運河，說它“舉國體制”的應用，還有就是其中的深刻意義。

隋唐大運河博物館

大運河的修建

近些年來，史界對隋煬帝的認識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以前對他是全盤否定的，這和我們當時的社會進程有關，當一個社會的社會治理體系全靠“道德自覺”來維繫的時候，一切“離經叛道”的事、人都會受到全社會的自發性輿論攻擊。

況且隋煬帝又不像北宋“奉旨填詞”的柳永那樣：“忍把浮名，換得淺斟低唱”。自然會因為好大喜功受到抨擊，甚至我們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不是看做鬼，便是視為神，就是沒有當人的機會”，古代的史官可不會問你暴政背後的軍事、政治、經濟意義到底是什麼，他只看到了隋煬帝不人不鬼、民夫獨賊的樣子，但煬帝的一些舉措，如開運河，實不亞於秦始皇的過在當代，利在千秋。

隋煬帝開運河的目的，據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德採輿頌，謀及庶民”，“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隋煬帝

上面說到過，古代中國的宏觀經濟可以概括為區域經濟下的內河經濟，再細分的話就是以家庭為單位存在的小農經濟。

這一歷史上曾有過的經濟基礎，無疑是受地理因素影響的，在未開大運河之前，南北是有極大不同甚至隔絕的，商周之前，北方的大部分政權都可以稱之為

運河的修築，事實上打破了這種不利局面。

那麼，這樣一個意義重大，改變了客觀歷史進程的歷史事件，它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示意圖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下詔：

“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陸續開始了運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濟渠的開鑿。

據史載，通濟渠是在戰國時期鴻溝的遺址上修築的，一是此地的戰略意義重大，春秋戰國時期及之後的歷代帝王都或多或少出於政治、軍事上的目的，在此修築、挖鑿過運河，再一個就是為了省時省力。

當時的開鑿工作，應該說是純人力的，並沒有機械設備的輔助，政府動員了近百萬人，這恐怕在當時的世界中唯有隋朝能舉全國之力動員這麼多人，而且，這也不僅僅是人數多寡的問題，還有一個組織力的問題，這正得益於當時的中央集權，同時期同樣也是人口大國的南亞某國，肯定動員不起這麼大的力量，不是說他們人少，而是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權。

通濟渠的西段起自皇家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陽渠故道注入黃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今惠濟黃河南岸引河口），利用黃河的自然河流；東段起自板渚，引黃河水，循汴水故道，經泗水，注入淮河。

可以說，這段河道的意義就在於溝通了黃河與淮河，打破了南北二元的桎梏，也為日後全國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打下了堅實基礎。

對通濟渠的稱呼，後世也多以汴河稱之，這條大河，可以說為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活動提供了極大便捷。

據史載，通濟渠不僅承擔著由江淮流域向關中運送糧食及其他物資的使命，在戰爭時期，還要運送兵源和軍用物資；同時，也為農業灌溉和在戰爭中以水帶兵提供了水源，在和平時期，更是由此構建了一張溝通南北的貿易網絡，漕運商旅，八方輻輳，糧商、鹽商、茶商、絲商這些也往來不絕，可以說是隋朝版的

幾百年後的西方有大機器生產，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生產力的科學大躍進，當時的運河事實上也承擔起了這一歷史使命的，當然，兩者是不可完全等量齊觀的。

第二段，就是永濟渠的開鑿

“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永濟渠是黃河新流向的一種新嘗試，就如楊遵義所言：

“歷史上，黃河屢在華北平原上肆無忌憚、搖頭擺尾地北流，最終造就了永濟渠，也促成了今天的海河水系。黃河北流是永濟渠的成因，永濟渠又是黃河北流的主要通道，黃河是永濟渠的主要塑造者。”

歷時多年，永濟渠最終與通濟渠一樣，構成了一條貫穿南北的水上大通路。

這其中，我們大約可以梳理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因為“舉國體制”的利處，隋煬帝有條件修大運河，條件一為“集權”，條件二為系統內部因素少，簡單。由此下來，煬帝舉全國之力，著手修築大運河，最終取得了成功，它的重大意義就在於消融了南北二元的局勢，構建了一張龐大的貿易網絡，也將支撐全國的骨架聯結了起來，同時，運河也為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做出了保證，當時的南方其實剛收服不久，有了運河，隋朝的軍隊、軍事物資才可便捷地運動到南方，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同時進一步地將組織內的利好發展反饋給了“舉國體制”的良性循環。

舉國體制的好外：

好處有，可以依靠政府大包大攬來配置資源，然後地方主動依附，從而使軍事、經濟活動的組織力得到強化，效率得到提升，

我們國家的周圍，一直被群狼環伺著，正是由於這種“舉國體制”，我們才能得以保全、生存、壯大，繼而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人類文明的奇蹟。

但這種陳舊的“舉國體制”有沒有弊端，也有，而且是隨著歷史進程的螺旋上升，弊端越來越嚴重。

第一就是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

因為“舉國體制”必須要集權，集權即意味著效率的提升，但古代皇權獨大，君權神授，君是由神監督的，可我們都知道神不存在，故而便談不上對權力的制約。

大禹興修水利的政治決策做對了，催生出了夏，經過了歷史的考驗，可隋煬帝就不是這樣了，事實證明他沒經受起這項考驗，假想一下，若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也就是隋煬帝的野心得到了制約，不再除了運河以處還營修東都、築長城，也不要集全國力量數徵高句麗，運河的開鑿規模也可以小一點，時間拉長一點，那麼隋朝會不會延續下去，可能會！

第二，就是集權與國家內生髮展的對沖性，

這種舊制度實際上扼殺了創造，就像一臺大型的化工設備，如製作化肥的系統，動輒佔地幾平方公里，重也有幾萬噸，肯定須得時時檢修，而一隻簡單的電燈就不用如此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細了，系統也龐大了，有時候就會造成集權與內部發展的衝突，社會需要分工，社會治理的“舉國體制”也需要分情況、有彈性。

第三就是偏重宏觀治理而不重視微觀治理

宏觀與微觀的差別，可以說是古代“舉國體制”一大問題之一，像細菌社會那樣微觀的治理，社會便可以長久地存續下去，可當時的古代統治者大多是從宏觀出發，這樣避免不了很多指令都顯得太過粗暴，像現在說的：“一放就亂，一管就死”。

正所謂過尤不及，尤其是帝制時期，都說治大國如烹小鮮，道理也是如此，揚州菜多麼的精緻？背後廚師得多下工夫，紅樓夢中有一道菜，需要將豆腐以高湯煮四十多個小時才能呈現出來，以隋煬帝為代表的統治者們恰好都不懂這一點，缺乏烹小鮮的耐性，沒有微觀操作的技術手段，做了一道不甚精緻或者難吃的菜，客人當然不滿意，甚至還有掀桌子的可能。

最後總結：

就古代的一系列社會配套條件來看，舉國體制是配合中央集權來使用的。

既有利處，壯大了我們，並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世界奇蹟，也有壞處，導致了一次又一次地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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