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1910年至1911年冬春之交，在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死亡6万人，多亏有个叫伍连德的医生，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一举歼灭鼠疫，取得完胜。当时距离辛亥革命不足一年，就在大清摇摇欲坠时，居然还能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哈尔滨鼠疫的成功消灭，在中国第一次召开了国际医学学术大会，大清在临死前在国际舞台上又露了一小脸。
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
这场鼠疫据说是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传来的，当时有不少中国人到西伯利亚打工，知道俄国人喜欢貂皮大衣，但貂皮很难搞到，于是就用旱獭（也叫土拨鼠）皮冒充，获利颇丰。一开始还有行规，就是剥皮后深埋，后来做这种营生人越来越多，也就不讲规矩了，山林草场到处都是土拨鼠的尸体，结果有人感染上了鼠疫。
土拨鼠，又称旱獭
出现鼠疫后，俄罗斯当局很不地道，竟封锁消息，驱除患者。1910年10月，两位从西伯利亚归来的中国矿工住进了满洲里一家小旅馆，当天夜里发病，发热咳嗽，第二天双双死亡，与他俩同住一屋的另外俩人，不几天也突然暴毙。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就出现了相同症状的死亡案例，随即一场大的瘟疫开始在东三省暴发。
当时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一开始对疫情并不重视，只有几个医务人员开展救治，但疫情扩散很快，地方已经招架不住，眼看就要到年底、春节，那时就开始“春运”了，如果大规模人员流动开始，疫情很快会蔓延整个东北甚至全国。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东北已是日俄的势力范围，尤其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防疫工作甚为不满，提出要接管防疫工作。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可以借防疫之名，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瘟疫真叫日本人消灭了，肯定还会趁机攫取更多中国主权。这下子，清政府坐不住了，马上选拔得力干将挂帅出征。
当时清政府的掌权人是摄政王载沣，他很清楚，这场瘟疫已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事件了，有可能上升为一场外交行为，甚者引发政治危机。所以不敢怠慢，指示外交部长那桐马上选将。载沣和那桐都知道，消灭这场瘟疫，必须依靠精通西医的留学生，会洋文，而且事关国际争端，选派的人还不能仅仅只有个医生身份，还得是“公务员”，最好是军队的。这样的条件一匡，目标就清楚多了。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在马来西亚，早年在欧洲与当时国际上知名医学家从事医学研究和医务救治工作，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1904年回到马来西亚开了一家诊所。时值袁世凯在国内正在编练新军，急需军医，听说伍连德这样的大才居然在南洋开个小诊所，太浪费了。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发函邀伍连德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虽身在南洋，但心系祖国。接到袁世凯的邀请，正和心意，就爽快地答应了。回国就职前，专门去趟英国、德国考察军医事宜。正当伍连德踌躇满志回国想大展宏图时，已是1908年底了，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袁世凯受到排挤，被打发回老家，伍连德正好撞到枪口，也涉嫌“袁党”受到牵连。后来在好友的运作下，才摘除了“袁党”的帽子，到天津陆军军医学堂走马上任。
1910年底，哈尔滨疫情爆发后，清政府很快将目标锁定了伍连德——留过洋、医学博士、有军职，最佳人选。伍连德也很有一番报国之志，听到国家委己以重任，毫不犹豫答应了。12月24日，伍连德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抵达已被瘟疫肆虐2个月的哈尔滨。这时官方通报的疫情是：哈尔滨死亡5693人，长春死亡5827人，沈阳死亡2579人。伍连德到哈尔滨后，除了感受到处弥漫的死亡外，更对大街小巷老百姓甚至连为数不多的医生几乎没任何防护措施而大为惊骇。
当前首要任务是弄清传染源。鼠疫又称“黑死病”，一般认为是由老鼠传播的，老鼠身上的跳蚤跑到人身上或者碰过老鼠碰过的东西都会中招。但是，这让伍连德表示怀疑，时值东北的隆冬，老鼠钻在洞里很少活动，不该有这么大范围的传染性。究竟传染源在哪？是防疫的当务之急。当时日本俄国等医生也在寻找传染源，尤其是日本医生，抓了300多只老鼠解剖，也没发现鼠疫病毒，伍连德来的时候，他们还在不遗余力抓老鼠中，以期有所发现……
伍连德可不像日本医生那样先入为主，把目光仅停留在老鼠身上，他要做个病理解剖。但这谈何容易，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是思想观念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想找一具让人解剖的尸体很难，中国历来主张死者为大，如果听说有人拿死人做解剖，岂不亵渎亡灵，是要遭天谴的。伍连德初来乍到，总不能还没做出成绩，就触犯众怒，以后还怎么防疫。但不做病理解剖就不知道传染源，以后还是没法防疫。正在两难之际，伍连德发现了一个机会，有个日本人感染身亡，日本人对死者的态度不像中国人这么固执，伍连德说服家属，对这个日本患者做了病理解剖，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还是第一次。伍连德在死者肺里发现了鼠疫病毒，说明病毒不是通过血液传播的，而是通过飞沫，并将这次疫情命名为“肺鼠疫”。
伍连德提出了隔离、戴口罩的防止办法，一开始老百姓不以为然，隔离毕竟给大家带来不便，而且口罩是个什么东西，谁都没见过，更没戴过。伍连德考虑到口罩需求量较大，用专业口罩代价太高，就自己做了简易廉价口罩推广，也就是两层纱布之间隔一绷药棉，成本很低，每个老百姓都能买的起。有个法国医生不信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在给病人看病时，为了防止跳蚤，上下裹的严严实实，唯独没戴口罩，结果中招了；那些战斗在一线的警察，被感染上病毒的几乎都是没戴口罩的。实事面前，老百终于自觉戴上了口罩。
口罩问题解决了，隔离怎么办？哪有这么多专门地方让人集中隔离起来，那时不可能建成小汤山、雷神山的。于是伍连德找到俄罗斯当局，争取到了120节火车皮，稍加改造，就成了隔离病房。同时，要求市民多居家，少串门，不聚会，勤洗手。一时间，哈尔滨街上行人零落，店铺萧条。为了防止病毒传播，伍连德规定，禁止行人入关，不得不入的，要隔离5日，这项规定执行的非常严格，当时有个钦差大臣要回北京复命，也乖乖在山海关隔离5天才放行。
采取这些措施后，疫情虽有缓解，但传播势头依然不小，伍连德感到很纳闷，难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伍连德仔细倒查了防疫工作的各个细节，发现有个重大疏漏——病人尸体。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病人死后，地面冻得非常坚硬，加上死人很多，大量尸体就陈尸荒郊野外，甚至来不及抬出去，就仍在大街上道路旁，这就成了最大毒源。
伍连德决定，烧！但知易行难。当时，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还没时兴火葬，而且又是这么大的规模，阻力可想而知。这可不是解剖一两具尸体这么简单，所以任凭伍连德怎么说服做工作，老百姓就是不答应。伍连德只好上奏请圣旨，希望通过皇帝的威信让老百姓退让。清廷掌权者摄政王载沣，虽然大清在他手灭亡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处理还算明智，表现了对科学的尊重，下旨同意伍连德火葬的请求。老百姓见到皇帝都发话了，再加上对伍连德越来越信任了，终于答应了火烧。于是，1911年1月31日，大年初二，在伍连德的组织下，2200具尸体堆成22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火葬开始了。当时正是春节，伍连德鼓励大家多放鞭炮，一方面是驱赶晦气，一方面是通过硫磺达到消毒的目的。2月6号，俄罗斯方面负责防疫工作的官员，也效法伍连德，将1416名病死的俄罗斯人，其中有1002具已经掩埋的，也都付之一炬。
值此，哈尔滨的病例出现大幅度减少，3月1日，就是伍连德到哈尔滨后的第67天，再无一例新增病例，然后连续一周都无新增。后来，伍连德又转战沈阳、长春，不久，整个东北的鼠疫终于被消灭了！这次鼠疫，东北死亡6万，占总人口的1％以上，哈尔滨死亡近万人。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大会在沈阳召开，来自世界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并被国际医学联盟授予“鼠疫斗士”荣誉称号，因此也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即将倒台的清政府也将伍连德赐封“医学进士”。
閱讀更多 歷史與音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