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與

從1992年處女作《落水狗》的一鳴驚人，到1994年《低俗小說》的轟動全球，雖然只有兩年，卻是多年積累的結果。此前昆汀曾在一家音像店工作了很多年，而在此後的電影中，對新好萊塢與戈達爾等法國“新浪潮”的致敬都是顯而易見的，也是影迷情結的體現。而他的電影無形中與華語電影大師王家衛的後現代解構、林嶺東的暴力美學等形成某種程度上的互動，這也是中國觀眾在其電影中更能深刻體會的樂趣。

錯綜複雜的黑幫關係，小人物自說自話卻饒有興致的“碎碎念”話癆模式，血腥、暴力、慾望等強烈感官衝擊力元素的糅合，荒誕、無常的命運，這些都構成了獨具辨識度的“昆汀電影”標誌。而最為重要的是，充滿戲謔與反諷、解構傳統的黑色幽默，成為後現代語境下先鋒電影解析的範本。

開放性的非線性敘事結構

過往電影中的古典線性敘事，一方面是受制於電影發展水平、受傳統舞臺戲劇影響很大，而最為主要的是順序模式使得“觀賞門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降低，是對觀眾最為友好的敘事手段。而隨著觀賞水平的提高和導演創作風格化的加強，封閉式結構、線性敘事逐漸被摒棄，開放性的非線性敘事結構開始為觀眾喜愛。

比之經典非線性敘事黑澤明《羅生門》中角色主觀視角下的閃回再現，《落水狗》首先是用創作者的全知視角顛覆敘事的順序；其次，這種非線性結構沒有太多心理學、社會學及哲學層面的象徵義，它更多是為了增強故事的懸念度，增加劇情“反轉”和觀感“重塑”的觀影快感。

《落水狗》的脈絡非常清晰，一對黑幫父子，六個互不相識的打手，打劫珠寶店失敗，由此產生了電影的懸念：誰是臥底？誰是叛徒？如果採用傳統的順序方式，這或許是一部再平淡不過的犯罪片。但在昆汀

最初的漫無目的的談話，引發了“電影要講什麼”的懸念；打劫的失敗，又引出“誰是臥底”的主要情節推理線；最後階段的臥底身份揭曉，又引發了一場心理的較量，誰是角力中的最後贏家？

構圖的隱喻與細節的表意

在一個大的敘事架構中，昆汀用畫面的表意性與文本細節的生動性架構起了故事。因此，對很多形式花裡胡哨、故事卻不通順的電影來說，是一個正面教科書範本。六個強盜彼此間互不相識，相互之間以代號稱呼：白先生、橙先生、粉先生、金先生、藍先生、棕先生。這種疏離的關係，導致了難以通過。彼此間一種深度互動交代人物的性格。

而昆汀通過將人物於立體空間內的微妙關係通過二維畫面構圖完成隱喻。例如，影片的開頭，白先生（哈維·凱特爾飾）與橙先生（蒂姆·羅斯飾）經常處在同一視角的靜態構圖之內，暗示了兩人間的幽微情誼與精神互動親密度要遠高於其他人。而洗手間內橙色瓶子與紅白分置兩方以及飄過的橙色氣球都在暗示橙先生飾真正的臥底。

對人物的完整與立體性生動呈現更是影片一大趣味。白先生性格老道、幹練沉穩卻看重情義，在與橙先生建立起深厚的朋友情誼之後，他便對其深信不疑，甚至不惜違抗黑幫世界的秩序捍衛這種黑幫男性間的樸素情誼與精神上的欣賞認同。從某種程度上看，白先生與橙先生的關係模型，仿若林嶺東暴力美學巔峰作《龍虎風雲》中的李修賢飾演的匪徒與周潤發飾演的臥底。

而金先生的性格乖張暴戾，與黑幫boss父子之間的親密，也在那種更隨意率性的互動中給足了暗示。因此，這種彼此間矛盾複雜的關係顯得更有層次、張力十足，在大的利益面前的合作，在各自更高的精神追求層面，發生了衝突，一切水到渠成。

昆汀注重表現人物暴力行為的儀式感，與吳宇森的酣暢淋漓不同，他的誇張中總含有一種嘲諷愚弄。從開頭“全員惡人”式的霸氣炫酷慢動作展示升格鏡頭、中間金先生獨舞的張揚狂傲、到最後槍林彈雨後的曲終人散，一切的暴力遊戲，最終卻是個“笑話”，只是這種幽默蘊含著的是一絲命運的悲涼。

傳統意義的後現代性消解

六個強種身份的模糊性與王家衛的《重慶森林》中以代號663、223作為梁朝偉與金城武飾演警察的身份區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名字只不過是一種代號，而彼此卻一無所知。

而結合昆汀一貫的“生與死”的母題，即是類似於後現代主義者所說的：主體性的喪失，更強調了命運的無常性與偶然性。黑先生因為名字炫酷成為強盜爭奪的“符號”，紫先生因為曾經出事而被黑幫老大視作一種不吉利的象徵。這種悖謬與荒誕，在昆汀戲謔的口吻下，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如果說臺詞日常化、語言生活化，尚且只是現實主義電影的一個普遍特點，在法國新浪潮、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乃至全球的紀實性電影中屢見不鮮。那麼昆汀電影中的語言，某種程度上，甚至是粗鄙、隨性的，充斥著俚語。沒有刻意追求高雅與文學性，而是貼近現實生活、充滿著大眾情趣。從更深層的角度看，昆汀電影中的語言，甚至是夾雜著某些無意義與不確定性，即是說，並非每句臺詞都意有所指，甚至可能就是一句沒有任何目的性與表意性的“廢話”。

例如，開頭長達7分鐘的“廢話連篇”，除了交代劇情與反映人物外，他們本身的對話也不需要做過多解讀，麥當娜等流行文化作為日常談資、兩性間的幽默調侃，就仿若現代社會眾生的日常生活，並非全是陽春白雪，更多是對熱點、明星、八卦、段子的熱愛。

因此，昆汀電影從敘事、語言直至主題內核中，後現代的解構意味都是極為明顯的。生命本身就是處在各種凌亂、無序、未知、錯位、荒誕之中，是無法用一種明確的線性邏輯完全表達的。

在電影的最後，有名有姓、有理想有追求、講道義存正義、有個性有鋒芒的人全死於一場層層角力的大混戰之中。而最終帶著珠寶逃之夭夭、逍遙法外的卻是那個沒名沒姓、甚至不知道從哪裡來的粉先生。他沒有任何固定的立場、沒有引以為傲的執念與操守，他的任何行為都以個人利益為絕對標準。但他卻成了操縱自己命運的人、成了最後的“贏家”。

這種黑色的幽默與辛辣的反諷，恰恰與影片內容、形式上對傳統的後現代性解構是一致的。他放棄了在其他人看來代表著絕對價值的東西：男性尊嚴的捍衛、正義的恪守、情誼的守護、秩序的維護、權力的控制，而是對既定的價值觀與人生信則做出徹底的反叛與消解，如“落水狗”般逃之夭夭、逍遙法外的他，成就了一種後現代英雄神話。

在林嶺東、吳宇森等港式暴力美學話語體系下，恪守傳統道義、樸素信念的周潤發飾的古典英雄，在時代變遷中顯得落寞又失意，總是免不了悲情宿命；而在昆汀電影中，消解了既定價值體系與權威話語意志的後現代英雄存活下來，而我們卻無法感到釋然，更陷入一種對價值取向和生命意義的迷惘與困惑。

這正是昆汀電影最微妙之處，它不會用一種既定的價值觀與生命觀去試圖規劃、勸慰觀眾，而是在一種後現代解構中，讓觀眾用自己的方式感受一種深遠、複雜而不需要被任何刻板定義矮化、束縛的生命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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