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助新冠疫情，構建釋放社會大眾創造力的機制，加速中國重回世界之巔
文\\丁彥皓-可信財商
一、境外疫情的蔓延態勢與最終結局預判
最近我就盯三個數據，即中美兩國的股市動態、世界各國新冠的確診量與各國的應對之策。現實是新冠疫情已經在全球失控，意大利、美國、日本與伊朗的數據都參雜大量的水分，而新冠疫情通過輕症甚至無症狀的患者傳播的特徵，決定其最終的應對之策是政府對社會的直接強勢管控力，這恰恰是西方所推廣人手一票民主制度的最大軟肋，所以，註定該疫情一定會在歐美日韓等國家或區域蔓延。在當前的條件下，應對新冠疫情的最佳之策則為社會所有活動暫停一段時間，切斷疫情在不同人群之間的蔓延，讓其充分爆發，最後再精準治療。所付出的必然代價是社會所有活動暫停14天以上，這無形中動搖了所有人的利益，歐美日韓人手一票與相互牽制的政治體制決定政府不但斷然不會採納該策略，而且政客為了各自的私利以鴕鳥的方式縱容疫情的蔓延，致使其已經錯過最佳的防範時機。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冠疫情必然會使歐、美、日、韓與中東各國社會矛盾驟聚，部分國家甚至會因此而出現社會動盪與政治不穩定的悲劇。歐美所遵從的那套制度體系在防範風險時由於需要社會相應的代價付出而被斷然拒絕，但是，一旦疫情惡化，影響到大部分人的利益時，所有的人又開始對政府不滿，示威遊行，迫使政府下臺，甚至引起社會動盪與政治不穩定。當前可以肯定的是在歐洲、中東與美國都已經錯過了最佳的防範時機，疫情已經開始大面積蔓延，且失控，只是暫時問題尚未惡化到影響到大部分人的利益，以致於矛盾尚未被激化。但是，新冠疫情的蔓延速度是以天為單位呈指數級攀升的，而除了隔離，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療之策，所以，在兩週之內必然會讓問題全面惡化與徹底失控。
從目前的態勢來看，疫情應該對美國最終的影響或許會最嚴重。新冠疫情的來臨適逢美國大選，特朗普政府陷入首鼠兩端的困境，如果大力防範疫情，必然影響全部美國人的直接利益，影響選票。如果縱容疫情的惡化，一旦疫情實實在在的威脅到所有人的利益時，也必然影響大選結果。而
目前特朗普能做的就是祈禱與迫使美聯儲降息，刺激股市的虛假繁榮，以為社會讓利的方式換取社會對疫情的包容，等待奇蹟的降臨，但是，貌似當前出現奇蹟的概率極低。按照疫情的發展態勢來看，最終影響大選的可能性極高。二、全面釋放社會大眾的創造力是當前中國的最佳選擇
中國無力改變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態勢，但是，必須做好防範措施，不但要試圖將自身的損失降至最低，而且還要藉此修正自身的不足，以提升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潛力與在全球的話語權。新冠疫情對經濟最大的影響是其高傳染性讓人與人無法見面，從而影響商業的往來與抑制經濟的增長。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與中國應對疫情措施有效的大背景下，中國必須在全球經濟合作與確保疫情輸入型衝擊之間找平衡，但是，慶幸的是中國具有龐大的內需與完整的產業鏈優勢，這就意味著，即使境外疫情惡化，中國能夠憑藉與外界有限的交往確保內部經濟能夠低速運行。所以，為了將外部疫情惡化對自身的衝擊降至最低，中國必須全面整合已有的資源，以使利益最大化。
如果仔細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決定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已有成就的因素主要是釋放了社會大眾的勞動力與構建了完善的基礎與平臺，即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釋放了農民的勞動潛力，以大規模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釋放了人口紅利的潛力以及多年基礎設施與平臺建設，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相應的基礎。但是，隨著行業顛覆的頻率加快與力度加大，固定成本開支過大的大企業被顛覆的速度更快與創造力更不足，而基於完善的平臺基礎，小微企業的活力、創造力與內生性卻越來越強。然而中國經濟的底層架構依然傾向於規模性大企業，嚴重抑制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順勢全面釋放社會大眾的創造力不但是應對此輪疫情衝擊的最佳之策，而且也是增加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途徑之一。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衝擊主要是打亂了全球產業鏈的互補協同，疫情蔓延嚴重的國家必須通過停工停產來防範疫情的蔓延，恐懼被感染導致國與國之間的人員流動頻率降低，抑制了經濟的發展。而中國經濟不但要承受因為抑制疫情全國禁足導致經濟瞬間暫停的損失，而且還要承受在復工後，恐懼被傳染人與人之間降低交往的頻率與全球經濟協同受阻的損失。
經濟受到傷害必不可免，而防範疫情對經濟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性損傷才是當前的當務之急。在經濟遇到危機時，寬鬆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協同是必然選擇，這也是西方經濟學的老套路。但是，根據不同的經濟現實，選擇不同的貨幣寬鬆效果傳到機制與財政寬鬆方式卻是決定最終結局的主要原因。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前期紅利釋放後的下行期，新的增長點與紅利尚未產生價值，處於方向探索的階段，當然肯定是技術與科技附加值推動型，但是，問題是該如何推進卻是決定最終結局的核心要素。最近資本市場熱炒“新基建”的概念，在我看來，純屬亂點鴛鴦譜，思維拘泥於2008年應對次貸危機時的套路，連最基本的方向都錯了。因為中國的基建已經非常成熟，未來必須繼續搞，且要持續升級，但是，經過多年發展，新舊基建的市場機制都已經非常有效，如果依然堅守政府主導或者刻意培育的方向，拘泥於僅僅短期取得一點經濟成就的思維，必然得不償失，導致市場效率打折與資源浪費，而是要回歸市場屬性，完全讓市場主體根據市場原則來開發與通過開發基建衍生出系列相關產業，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培育贏利點。另外，
大企業制是工業時期與經濟上行期的產物，在這個時期更需要將人的能力片面化，組成體系，協同產生價值，而未來屬於信息與智能產業主導的時代，社會大眾的創造力是決定信息與智能化價值發揮的最核心要素。所以，基於市場原則，激活社會大眾的創造力就成了未來全球核心經濟體博弈的主要方式。三、如何釋放社會大眾的創造力
當前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具備完整的產業鏈與堅實的平臺基礎，另外，社會主導力量80後與90後通常清一色的受過高等教育，這為社會大眾創造力的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在新冠疫情肆劣全球的大背景下，不是忙著政府主導搞基建這類具體的事務，而是要提升緯度，構建可持續的發展機制才是關鍵。不可否認，中國經濟既已出現階層化，但也處於大眾創業與萬眾創新的時代。靠傳統的僱傭制更多抑制了社會創造力發揮的最大化，而基於已有平臺，且權責利界定較為清晰的價值創造機制構建才是決定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但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底層架構依然是工業時代的產物，諸如銀行傾向於大企業與房地產，尚未培育出能夠激活社會大眾創造力的機制與架構。在新冠疫情將全國人民禁足於家中之時，現實逼迫企業為了降低運營風險，必須降低固定成本開支與讓社會適應居家辦公等對構建激活社會大眾創造力的機制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辨證的說，重新定義員工與企業權責利的創新機制應該是新冠疫情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另外，必須抑制資產價格非理性繁榮對其他行業的擠出效應，中國已經在房地產的擠出效應上付出太多，斷不可再次陷入美國當前的困境。從當前中美的現實來看，中國根本無力模仿美國資本市場的模式與發揮其已有的效力，通過資本市場從全球收割財富。平衡各行業收益的大體均等是確保經濟全面發展的關鍵，如果某一領域，尤其是資產價格，出現大起大落決定的暴利性獲利機會時，其他行業的資金、資源與人力必然會趨之若鶩，自然抑制了其他行業的發展，形成擠出效應。美國社會就是因為實體產業中空，華爾街通過吸引全球資本投資獲利來維持經濟的發展，致使經濟過度虛擬化。但是，美國在培養硅谷等高科技領域的架構設置卻是確保其持續保持全球技術領先的關鍵，所以，中國當前必須既要杜絕資本市場非理性繁榮擠壓實體產業中空，也要開發能夠釋放社會大眾創造力的硅谷式機制，而非所謂的基建。
其實，真正抑制社會大眾創造力發揮的主要因素還是確保小微企業發展的資金支持與孵化機制缺失。資金支持當然為信貸授信與PE/VC機制，資金支持機制不到位是抑制創業創新業務的最大障礙。所以，鼓勵機構資金、社保基金與社會資金進入PE/VC領域，且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降低該類基金的運作成本就成了關鍵。 另外，抑制社會大眾創造力發揮的另一因素則為生存成本過高，決定生存成本的主要原因還是所處的區域，這除了政府對房地產管控不到位有關外，對新興行業的扶持政策不到位也直接相關。其實，在平臺經濟時代，創新是基於網絡與信息，空間對其發展的權重並不大。所以，激活社會大眾的創造力必須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區域規模化開發創業園區，且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與政策優惠，這最為關鍵。最後是健全資本市場，讓創新與創業的價值能夠在資本市場變現。資本市場必須與經濟建設相匹配，迴歸價值屬性，使企業的價值能夠公允的被體現，而必須杜絕資金共識性的高拋低吸，防範其成為零和博弈式財富再分配機制。
我初步預估，美國政客拘泥於自身的私利而放縱新冠疫情的蔓延現實，除了很有可能會導致美國大選結果更改外，也會大概率的打亂美國的經濟發展節奏。為了大選迴避疫情，強迫美聯儲降息，刺激股市，緩解社會對新冠疫情的緊張，一旦疫情對整體經濟形成致命衝擊之後，虛高的股市必然會搖搖欲墜，加劇了社會對政客的不滿。另外，中國社會在疫情初期付出的成本較高，但在疫情控制之後，社會只需支付恐慌導致的降速，而不用承擔實實在在的大面積停工與社會動盪。根據中國經驗，從目前歐美日韓的態勢來看，疫情在歐洲、美國、日本與中東已呈失控態勢。雖然當前各國政府以放縱新冠疫情的蔓延來維持經濟運行，但是，如韓國與伊朗的現實，最終政府會部分採納中國的方式，然而很難平衡各方矛盾，效果必然打折，從而很難達到中國的效果，最終陷入與疫情博弈漫長的拉鋸戰。
中國必須藉助受此輪新冠疫情衝擊的時機，順勢重整全球產業鏈與培育新的增長機制是長遠之道。在社會由於受新冠疫情衝擊，導致大面積破產與失業的大背景下，社會必然尋求新的出路。以往的大企業僱傭制在黑天鵝事件衝擊下的脆弱性已徹底的暴露無遺，另外，僱傭制也很難充分發揮社會大眾的創造力，所以，僱傭制必然會在疫情過後成為眾多合作機制之一，而非絕對。因此全面釋放社會大眾的創造力就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勞動密集型產業釋放社會大眾勞動力之後的第三次社會潛能大釋放，只是這次釋放不僅僅是制度層面的改革，更多需要社會理念的升級。
寬鬆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應對疫情對經濟衝擊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必須摒棄銀行通過傳統迴避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方式將其投放至大企業的方式，而是通過全國債務重組，整體延緩已有債務的償還時間，減輕社會應對疫情衝擊的負擔，確保大量的中小微企業與家庭不至於因為受疫情衝擊而破產。另外，也必須通過以向中小微企業主個人信貸授信的方式向社會注入流動性，確保其有實力在疫情過後東山再起，即將寬鬆的貨幣政府投放至中小企業與個人，而非僅僅直接通過傳統方式投向大型企業。積極財政政策的前提必須是政府退出直接參與市場的行為，以稅費減免的方式減輕社會大眾的財務負擔，將財富留給更能夠創造價值的機構與個人，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導，而非政府主導的大基建。 事實多次證明，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的遠見性與有效性遠遠高於政府。另外，在成本較低的區域鼓勵開發創業園區與對PE/VC等輔助創業機構給予稅費優惠的支持，允許社保基金與機構資金等進入PE/VC領域，多途徑解決抑制社會大眾創造力發揮的困境。
四、結論
在危機中，“危”中必然帶有“機”，不破不立，人為推倒重來的成本實在太高，變遷過程緩慢。既然新冠疫情一次性徹底的摧毀了大量過往的企業與改變了職場的運營模式，現實也讓社會充分的意識到將命運與某一企業完全掛鉤的不確定性，所以，藉此疫情危機，順勢構建能夠使發揮社會大眾創造力的機制就尤為關鍵，這也是中國未來與美國奪取科技話語權的關鍵所在，更是中國重回世界之巔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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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彥皓 博士、博士後，專注資本市場，聚焦權益投資、資本運作、大宗期貨、期權以及宏觀經濟等領域的研究與投資，關注國際關係、歷史、哲學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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