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黎劫
全自称奴才？没这事。汉臣是没资格自称奴才的。清代臣子自称“奴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皇帝攀关系，但又不能攀附亲戚关系，脑袋不够砍的，所以只能放低自己的身段，以自轻甚至可以说是自黑的称谓来讨好、提醒皇帝说，你别拿我当外人，我就是你族内的属人呦，鞍前马后甘听使唤还绝对忠诚的那种。
如果是和珅自称奴才的话，乾隆不以为意，正常的，但如果换成纪晓岚自称奴才，皇帝能把他一脚踹飞，因为纪晓岚根本没有资格自称奴才，更何况乾隆帝一直都是拿他当做戏子一般的人物看待，如果没有刘统勋的推荐，纪晓岚会在新疆扎根一辈子。
虽然清代自称奴才的官员很多，但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自称“奴才”的，偶尔也有几个数典忘祖的汉臣非要舔着脸自称奴才，但几代皇帝都会表示斥责，赶上皇帝心情不好还可能搞个内部传阅，狠刹“攀附”风，奴才的地位很高么？不一定，这样以奴才自黑的目的只是拉近与皇帝关系，与官阶没什么关系。
奴才这词的特殊用途
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汉地虽然也有“奴才”一词，但一般是指诸如签了卖身契，没有人身自由，属于主人私产，或说主人附庸品的那种人。
而奇怪的是，在汉族语言习惯中被视为最低贱阶层的“奴才”二字，在清朝却比比皆是，很多满洲大臣都自称奴才，并籍此在汉臣面前洋洋得意，在他们看来，这是无上的荣耀。
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必然有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也可以说是满洲族入关前的体制造成的，明末清初时期，后金（大清）可以说是领主制，也有人称之为庄园奴隶制，奴才一词。
“奴才”一词带有的最大意味仅仅是个提醒而已，提醒谁？皇帝。提醒什么？我是你族内的亲近人。
如上是起始，截止于何时呢？如果按意识形态算的话，直至清朝灭亡，这种习惯，这种优势心理一直都在。
官迷们为何会有这种“攀附”心理呢？
当然是眼红喽~清代皇帝效法汉武帝的路数，也就是所谓的侍中、侍卫提干，这都属于近臣，比如卫青、霍去病、李广。
以乾隆朝满汉红人举几个栗子：
和珅就是奴才的典范，由一个三等侍卫，一旦被皇帝看重，3年副都统，4年次长，时隔两个月进入清廷最高军政机构军机处，当时多大呢？26岁！就这还是加上了和珅初期默默无闻的那段时间。这种待遇，这种提拔速度是汉臣做梦都不敢想的，谁能有这待遇，把自家房点了当高香烧都成。
和珅并非个例，袭承不提，福康安也是三等侍卫出身，5年左右就是副部级的官员兼副都统，时年18岁。
阿桂，5年，军机章京，26岁。这都是乾隆近前的红人。
再看另外两个人，刘统勋和王杰，他俩是乾隆帝非常器重的汉臣，刘统勋猝死在上班途中，乾隆帝亲自去刘统勋家悼念，回驾的时候走到乾清门，乾隆实在没憋住忽的哭出声来，“刘统勋真不愧为真宰相，朕至此失一肱骨”。
这种评价可了不得，类似张廷玉那种人的工作能力，乾隆帝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而且他非常忌讳，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厌恶“宰相”这个词：
一是汉家色彩太重；
二是明清两个朝代虽势如水火，但是取消类似宰相、丞相这种职务方面都是不遗余力的，老朱杀了李善长，取消了丞相制，而清廷不但沿袭前明旧制，康乾时期还彻底架空了内阁（只剩下政务常务）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是中央集权之最者，他们非常讨厌这种制约、掣肘皇帝的职务（架构）。
三是乾隆一生始终认为，什么重臣不重臣的，都是在我的领导下干事而已，天下就我说了算，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干，你们有什么功劳。比如当初平定准噶尔定名新疆，起初大臣们都极力反对，特立独行的乾隆力排众议才在机缘巧合之下最终完成了前两任皇帝的未竟事业。
所以“宰相”二字能被乾隆帝用到刘统勋身上，非常难得，但是······但是我们看看刘统勋的仕途：
1724年，老套路，进士→庶吉士→编修，这算入门开始实习了。
1752年，军机处行走······52岁，整整工作了28年才得以进入顶级政治圈。
而王杰当上军机大臣的时候已经61岁了，古代不同于现代，赶上身体不够结实的，61岁坟头草都能藏人了，但您能说王杰不红么？王杰的状元是乾隆钦点的，乾隆也非常喜欢和器重这个汉臣，以王杰的受重视程度，他是根本不鸟和珅，多次顶撞和珅，而和珅还没有办法，他知道王杰是红人，自己搞不定，而且王杰做人做事很干净，和珅也抓不到任何把柄。
由上可见，满汉相比，这升迁速度是天差地别的，“奴才”不分品阶，也没有文武之别，最重要的功用是区分满汉，某些汉臣非要自称奴才的原因无非就是想勾上这个门槛，有利于和皇帝拉近关系，利于升迁、重用，有点宁当家奴，不做汉臣的意思。
谁先以“奴才”称谓攀附的呢？
最先攀附是不是汉臣，而是满臣，同样是表达亲近之意，这种习惯由来已久，往简单里想，就是有些自称皇帝本家属人的意思。作为皇帝，有喜欢听的，也有不喜欢听的，比如雍正初年，皇帝就禁止满洲大臣自称奴才，因为他觉得不成体统。
乾隆帝觉得沿袭旧制挺好，同样是传统，想和皇帝亲近也是好事，这样才能忠心卖力的干活，但还是制定了规则，即：公事、公文一律称臣，不允许自称奴才，这是朝廷的体统，但是如果是诸如问安、谢恩这类比较私人化的文本可以自称奴才，其实还有一个例外，在和珅“废掉”奏折制度前，朝廷大员如果是满臣的话，他和皇帝的密信，是自称奴才的，不过凡事无绝对，这并不是硬性要求。
在后金、大清发展初期，因为体制和文化教育问题，文书比较简单，很多事都是面对面交流的，文书相对不多，不似明朝要一层层一级级的传递，那时候女真人的奏事方式简单快捷高效，即便因出征等问题写了文书，文字方面也都非常简练，没有那么多虚头巴脑的东西，落款不具名也是正常的，而文内的也大多自称为“我”。
后来，地盘越来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相应的政务也愈发繁杂，所以来往的折子随之增加，但在清代的初级发展阶段，我们很难发现具有“奴才”字样的题本。
较早使用奴才一词并就此风行的是康熙一朝，最初的奏折是具有私密性质的，而“奴才”一词的使用者全部都是满臣，这就说明，乾隆帝所称的所谓“旧制”并不很旧，几十年的历史而已，但是传播速度很快，套近乎的效果也很好，没过多久，这是“时尚”渐渐传播到了汉军八旗，但同样是世事无绝对，满臣和汉臣都有不屑使用如此称谓的人。
这种情况沿袭到雍正年间，虽然雍正多次提醒了多位满臣，但是收效甚微，再递折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以“奴才”自谓。再到了乾隆年间，皇帝觉得这无伤大雅，反倒是臣子们表忠心的必要手段，所以不单满臣，汉军八旗的大臣递折子的话，如果是私事或者问安，他也要求使用“奴才”一词，这就是传播挺广的卑近尊远说。但是纯粹的汉臣如果称“奴才”，乾隆帝是不乐意的，他觉得这是攀附，没规矩。
总结来说，“奴才”一词从最初的亲近作用逐渐沦为帝王对臣子的精神控制工具，康熙年间能自称奴才的都是近臣，他所对应的是皇帝最亲近的人，甚至关系莫逆的人，而且还必须是满洲人。这个阶段的“奴才”称谓与上三旗、八旗、二十四旗、包衣都没有直接且必然的联系。
到了乾隆时期，“精神控制”作用逐步体现，这就不得不提及军队各级将官，他们是不做一切区分都要自称奴才的，如果前言还有牵强附会歧义之嫌的话，到这里，应无疑义，皇帝最担心的环节和从属部门，对于“奴才”这个称谓的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具备强制性的。
“奴才”一词，虽然到了乾隆年间被逐渐扩大化，但扩大归扩大，并不是没有限度，对于纯粹的汉臣自称奴才，乾隆帝的内心是抗拒的，他所担心的是，同化现象未必是正向的，如果太多汉臣参杂进来，他担心奴才一词不但不能有效区分身份、标榜出身不说，还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不利于团结，甚至被反同化。
满汉官员经常有合奏文书，满洲官员称奴才表示亲近，汉臣则是称臣意味着疏远，他既要满臣高人一等，又怕满臣拥有过分的自豪感而挑起满汉官员矛盾，这是一种很纠结的心理，但随着清廷的控制力逐步被削弱，连满臣也都不大在意这种称呼了，最后提出废除的是谁呢？载洵，他建议“永革奴才称谓”，这样才能满汉融合，文武并重，可惜以当时清廷的破落，这种后知后觉的变相示好已经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了。
古今通史
在清朝属于满族的官员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汉族官员还是自称臣的。
早期的时候，官员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官员可以任意称呼，特别是汉臣，他们在大清朝中甚至还可以称呼“我”的。
但是到了雍正时期，他打破了规则，统一称呼“臣”，不准称呼“我”。所以汉臣一律开始称呼“臣”，或者是“微臣”，但是满臣还是称呼“奴才”。
到了乾隆时期，他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便立下了规矩，满族的文职官员在办公事的时候，可以称呼“臣”，但在办私事的时候，只能称呼“奴才”。汉族的文职官员则可以办公事，或者私事的时候都可以称呼“臣”。
一般意义上，在清代，旗人臣僚对皇帝自称奴才，汉臣则称臣。
不过，在旗人看来，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并无卑贱低下之意，因为它带有满洲传统属主和奴仆之间的亲近色彩，反映了一种政治隶属关系。而在汉人眼里，“奴才”是宦官和家奴的自称，地位相当卑下，另在汉人文化里，皇帝与臣僚之间仅是君臣关系，而没有主奴关系，因此不称“奴才” 当然，实际上，也有汉臣为了向皇帝献媚而自称“奴才”的。 另外，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实际都将臣僚百姓视为仆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因而特意降旨斥责；还有，慈禧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大清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而订下了种种规矩，臣与奴才只不过是一种称呼。
二弟聊历史
这是因为一方面，相沿日久，已成为习惯；另一方面，满清入关以前属于“化外蛮夷”，文化程度有限，他们弄不清汉人儒家文化多如乱麻般的长幼尊卑，包括“臣”和“奴才”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称谓间的关系。
再一点，在满人心理上，奴才是自己家里人，经常在家里走动，当然要比那些关内汉人大臣亲近、可靠。所以，在他们看来，“奴才”当然就比臣高一等了，那些汉人大臣是不够“奴才”资格的。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冒称”，往往要受到“严旨申饬”。
例如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
扩展资料
在清朝入关之前，“奴才”一词是满族属下对上级的自称，属于民族专用词汇。入关后，一开始时有些汉人也学满人自称奴才。但是鉴于“奴才”在汉语中是贬义词，有一些汉族官员不用这个称呼。
这样就使得一起面见皇上请安，或者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折时难免出现混乱，所以清廷下令汉人不许自称奴才。
后来，不同时期不同皇帝都有口头或旨谕规定，汉臣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满臣四品以下也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文官与武将有别，公事奏折与请安问候的私事书信有别等。
清代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某人给皇帝的奏折中用错“奴才”和“臣”，遭到朝廷“严旨申饬”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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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强调的是汉字的“臣”，本身就是奴隶的意思，只是千百年来官员习惯性的叫法，才让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个褒义词，实际上并不是，“奴才”也好，“臣”也罢，实际上都是皇帝的奴隶的意思。
清代中前期，实际上是严格禁止汉人官员自称“奴才”的，只允许旗人自称奴才，康熙雍正都曾严令禁止汉人官员自称奴才。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皇帝的更迭，奴才的自称就没有那么严格限制了，以至于后来甚至泛滥到民间百姓。
不要认输XYZ
清朝有包衣奴才一说，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李卫和年羹尧都是雍正的包衣奴才。包衣制度是清代八旗组织内部的一种封建人身领属制度，包衣也包括清朝统治阶层中隶属八旗制度内部世袭的满蒙汉八旗官员或士兵。所以满人大臣多称“奴才”，汉臣称“臣”。
胡言兑先生
这个问题本身不够严谨，因为在清朝，自称“奴才”是一种身份象征，不是所有清朝的大臣都能自称奴才。不知道大家在看《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和珅在参见皇上的时候总是说奴才如何如何，而刘墉在参见皇上的时候却说臣如何如何。那么同是一个朝代并且同朝为官而且两人官职相等的情况下为何一个自称臣而另一个要自称奴才？
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清朝的制度说起。
清朝的满洲人（旧称女真）创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使满人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以和亿万汉族人中有效的统治下去，清朝的统治者便运用了一些“法术”，这其中就包括包衣奴制度。
一、什么是包衣奴
包衣奴原是满洲话包衣阿哈的音译，包衣是家的意思，而啊哈则是奴才的意思，所以包衣阿哈翻译成汉语就是家奴的意思。包衣奴制度原本是满族社会中的一种奴隶制度，成为包衣奴的人其后代将世世代代成为包衣奴，即便是做了很高的高官，在面对主子的时候也要下跪磕头称奴称仆。比如曹雪芹他们家就是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
在满洲未统一之前，由于各部落之间处于连年征战的状态，而被俘虏的人便成为了本部落的奴隶，起初包衣奴只存在满洲各部族内部。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则包衣奴在数量和族群上有所增加和扩散，不但包括满洲人还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称为包衣奴的人在人身自由上是完全被限制的，他们不但要照顾主人的饮食起居还要为主人从事农作渔猎等工作。
后来努尔哈赤建立了满洲八旗制度，则在此基础上将包衣奴与八旗相结合，使包衣奴只存在八旗之中，其中上三旗的包衣由内务府管辖，服侍皇室；下五旗的包衣分属下五旗的王公贵族。
二、清朝建立后为什么依然保留包衣奴
清朝入关并统一了全国之后，将八旗制度和包衣奴制度也一并带进了中原大地。包衣奴虽然属于满洲部族中的下等人，但是由于入关后的清朝统治阶层主要以满人为主，所以包衣奴在地位上自然就高人一等，而且满洲统治者在统治初期并不信任中原的汉族，而这种从属关系的包衣奴才就成了为清朝统治这服务的最合适的媒介群体。
由于明朝后期大量信任宦官，并使其掌管明朝廷的一些重要岗位，从而导致朝野上下不能同心同德，民间百姓怨声载道流民四起，最终导致明朝廷威严扫地直至覆灭。清朝统治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承袭明朝的一些列制度的同时也改革了宦官机构，将原本从属于宦官管辖的二十四衙门替换成内务府，并将管理内务府的人交有包衣奴管理。
清朝前期经过一些列的制度调整和人事安排，最终得以使满族统治者获得了中原氏族和百姓的认可，并最终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其中包衣奴制度功不可没。
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称为包衣奴并自称奴才的
以我们汉族人的观念，奴才是一个表示讽刺意味的词，我们总是用狗奴才等词语表示那些为虎作伥狗仗人势植被，所以自称奴才更是万万不可的了。但是在清朝时候，皇帝和满族官员的对于奴才这个词的看法和我们现在人可大不相同。
在清代，自称奴才是满族官员的特许自称，上至亲王下至宫女，只要是满族近臣都必须称奴才，而汉族官员是万不可自称奴才的，只能称臣。由此可以看出在清朝奴才并不是一个地位很低下的称谓，相反奴才这个词要比臣的地位高。
据记载，乾隆时期发生了一场舞弊案件，负责审查的两位官员一位是满人一位是汉人，在想皇帝提交审查报告时，满人官员的署名写着奴才某某，汉族官员应该写着臣某某，但是因为本次负责审查的正职官员是那位满人官员，所以这位汉官也跟着将署名写位奴才某某，乾隆看到这份报告时当场震怒，认为这位官员是借着满人往上爬，所以下令以后只要是满汉官员一起办案，则署名一律称臣，在乾隆眼里，宁愿将满人降等也不愿意汉人攀附。在清朝，类似奴才和臣的署名的称谓而受到处罚的汉族官员不在少数。
换言之，清朝通过包衣奴制度和奴才这个称谓凝聚了大批满族人，同时也时刻警醒着统治者满族人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只有满族人才是自己人。
而其他王朝大部分都是汉族王朝，并没有自己人和外人之分，而且皇帝也需要这些熟读孔孟之学的士人帮助他来治理天下，所在人格方面相对比较尊重。
咕嘟趣话
古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学界对此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视为清廷强行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措施。
学界对清代“奴才”一称的理解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
陈垣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
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
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其实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当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所对应的对象有一个变化过程。
奴才一词，亦作“奴财”、“驽才”，在中国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个常见词汇。魏晋以降，常常作为贱称、卑称或詈骂之词，出现于历史记载之中。
《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至明清时期，宫内宦官常常自称为奴才，也被人骂作奴才，如《明史》卷244《杨涟传》：“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
另一方面，在北方民族中，臣与奴才本属一意，并无多少分别。
如《隋书》卷84《北狄》：“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臣与奴才二词通假，起自于北方，由来已久。清入关以前，奴才一词已出现于官方文献中，《清稗类钞·称谓类》：“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习耳。”
可见，满洲旧俗，以奴才与臣相等，并不以为有辱国体。
清廷起于北方，满语中有阿哈（Aha），汉语意译为“奴才”。沿其旧俗，奴才一词在社会上也得以广泛使用，当时及后世各种小说中也常有反映。《红楼梦》33回，贾政说宝玉：“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罢了”。在很多时候，奴才及其衍生词语都是贱称和含有贬意的。入关后，这类词语有时也出现在正式官方文献中和煌煌上谕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之语。在此种背景下，称谓用语中出现“奴才”一词，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
清入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旗人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雍正朝还曾要求统一用臣字
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康熙时期，仍有两称并用，甚至同一奏折中，既称奴才又称臣的情况。雍正初，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汉文文献如此，满文文献也如此。雍正帝亦并未因其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
与雍正朝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满族大臣公事与私事分称臣、奴才然而，此时旗员称呼问题也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朝的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所以简单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形：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
第二种情形：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则视为习惯。至咸丰二年，将武职称奴才之规矩推广至武科举人，令“嗣后中式武举引见。俱一律奏称奴才。如再有错误。即将该提调等奏参。”
清末，反满浪潮迭起，人们对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多有议论，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等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奏折中无论满汉一律自称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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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史
清朝时的大臣并非全自称奴才，只有一少部分满族人才有资格自称奴才。大部分臣子还是称为“微臣”或者“臣”！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首先它并非由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建立。而是由在明朝末年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人建立。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在他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手中不断壮大。1644年，腐朽落后的明朝终于无力再维持有效的统治，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了明朝的首都北京城！
而当时明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朱由检在北京城被攻破之时，并没有逃难到外地或者南迁到其他的继续与农民起义军作斗争。而是选择以身殉国，在自己的贴身太监王承恩的誓死追随下走到北京紫禁城外的煤山之上，一条白绫便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
发起于东北地区的清朝趁机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大一统封建王朝。而当时的满人不过几十万而已。但是汉人的数量却已经达到了一亿之众。因此清朝时期一方面不得不继续继承汉服的种种制度和文化，包括科举等为国选才制度。另外一方面又要维持满人在朝中的势力和绝对地位。因此有清一朝文武百官中基本上都有满人、蒙古人和汉人同时存在。但是三者之间的势力并不可比！首先尽管汉人也会被重用。但是在清朝前期，很少有汉人能够位极人臣位列军机处首席大臣！
而满人却可以在朝中担任要职。并且在朝做官的满人都是八旗子弟。这些旗人在见到自己的旗主或者皇帝时都会自称奴才。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亲近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十分忠心的表现。表达着自己终身会为自己的旗主和自己的皇帝甘心为奴、任劳任怨。
但是汉官员根本没有机会自称为奴才。这是因为汉本身便不可能在满族八旗之中！因此也就不存在着旗主。因此并没有资格自称为奴才！但是到了清朝的中晚期，随着满族人的腐化堕落很难再出能够独挡一面的人才和文武官员。因此清政府统治者不得不大胆地启用汉人担任朝中要职或者地方大员。这也造成了清朝晚期的政治势力彼消此长的变化。
珞珈山的猫
清宫戏不要看太多，奴才不是谁都可以自称的。
正常情况是满洲大臣自称奴才，这不是奴性发作，而是一种炫耀，表示自己不仅和皇帝是君臣关系，还有一层私人依附关系。这样自称的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种包衣，亲王级别的一般不这样自称，非八旗的蒙古人也比较少这么自称。不在旗的汉人官僚通常不这么自称，也有个别人这么做，但会被看作无耻之徒，有时皇帝还会纠正他。
真正鳄鱼不哭
清朝大臣，敢在皇上面前称“奴才”的，都是满族亲贵、旗人，这是由于八旗的上下级体制决定的。
至于不是旗籍的汉臣，是不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