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面对涌入长安的更始军士兵，新帝王莽将会想起众人劝进那一幕。
其时代汉建新，开启“新时代”，春风得意。谁知恍惚十五年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如今自己身败名裂，为俎上鱼肉，已经68岁的老王，始料未及。
王莽不会想到，自己被杀后，身体会被更始军士兵分裂，剁成肉块，而头颅则被切割下送到宛城悬于闹市，甚至舌头也被人切去吃掉。
王莽更不会想到，在死后的近两千年间，自己将以“篡位者”之名遗臭万年。
“当年推我做皇帝的，难道不是天意民心吗？”
1. 外戚之家
公元前45年，汉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在古代，一个牛逼人物的降生往往伴随着异象：什么“雷电晦冥”啊，“紫气充庭”啊，“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啊……
王莽呢？别说异象了，哪怕在王氏家族里，他的出生恐怕都不能算是个事儿。
虽说他的父亲王曼，是当朝皇后王政君的亲弟弟，但是要知道，王莽的爷爷育有八男四女，而王曼并不是长子。按宗法制来说，王曼一支在家族里没什么地位。而王莽也非王曼的长子：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王永。
可以说，虽然生在外戚之家，但王莽的血统，并没有给他太好的顺位。
剧照：王政君。老王家的靠山
不幸的事还在后面。
公元前33年，汉成帝继位，王政君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后，于是大封兄弟：以长兄王凤为大司马，权倾朝野；又封弟弟王商等六人为侯。王氏一族，飞黄腾达。唯独王莽一家时运不济。父亲王曼，以及哥哥王永都没活到这时候就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只有寡母、寡嫂和小侄子，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王莽的几位叔伯。
生活的重担，夹杂着人情世故，压在了这个12岁少年的肩上。
然而王莽并不抱怨。他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并在这种命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史载：
“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王莽待人，温良恭俭，不摆架子；侍奉母亲、寡嫂，抚养兄长的孤子，既周到，又检点；不管是结交才俊，还是侍奉家族叔伯，都委婉有礼。
王莽的大伯父王凤生病，王莽亲自照看，并为王凤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老王家飞升之后，王氏子弟多“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相比之下，王莽的行为宛如一股清流，不仅诸位叔伯喜欢，名声也传得快。
王凤临终前，嘱托妹妹，即太后王政君照顾王莽，而王商则直接提出分自己的采邑来为王莽加封。当时的名士，如戴崇、金涉、陈汤等人，也都为莽请封。戴崇、金涉在今天没什么名气，陈汤却是个大人物：灭北匈奴，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那个人，正是陈汤。
就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穷小子，没有耀眼的政绩，更没有军功，却在29岁的时候封了侯。
取得这样的成就，固然与王莽本人的德行和名望有关，与家族叔伯、姑姑的照顾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托时代的福：
在那个儒学大盛、标榜“仁”和“礼”的时代。
2. 儒学时代
与一般印象中儒学独霸古代中国政坛不同，初创时期的儒学那是相当不招人待见：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治国之道，却从未被采纳。而儒家学说的传人，如孟子、荀子等，也始终没能以儒致仕，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
秦朝建立，儒学竟遭到一记暴击：焚书坑儒，差点断了它的气。
及刘邦立汉，政治上一面承秦制，以法治国；一面又大兴黄老之学，与民休息。得益于汉惠帝时期“挟书律”的废除，儒学与百家思想一道，开始慢慢复苏。汉初虽然已经有儒生仕官，但在国家治理中，儒家的主张插不进一脚。
转折点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即20世纪初史家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多年的“教导”，人们普遍认为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已经掌控了一切。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儒术并没有被独尊，百家学说也没有真正被罢黜。甚至连汉武帝本人，其治国思路仍是以法家学说为主，杂取百家。
设太学，授儒经，这大概是儒家从汉武帝那里得到的最大好处。
数十年后，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与他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史载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柔仁好儒”，见其父汉宣帝多用酷吏，行法家之道。便忍不住劝：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没想到汉宣帝一听就不高兴了，拉着脸一本正经地说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字字如针。
说完汉宣帝还不过瘾，又补了一句：
“乱我家者，太子也！”
元帝只是好儒，多了句嘴，就被老爸批“乱汉家天下”。可见在汉宣帝时期，儒学尚不能被“独尊”。而关于西汉的治国之道，汉宣帝说得也很明白——霸王道杂之。
何为霸道？何为王道？
这个问题后世的唐高宗曾问其臣令狐德。令狐德回答说：
“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换言之，王道即以儒学为代表，为政以德；霸道则以法家为代表，为政以刑。而“霸王道杂之”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不教条主义：
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公元前49年，“仁柔好儒”的汉元帝继位。上台后的汉元帝，不仅大肆提拔任用儒生，更是将儒学“仁政”的思想在国家治理中践行。汉成帝时延续了这种做法。所以钱穆才说“汉自元、成以下，乃纯用儒术”：
真正的儒学时代到来了。
而王莽本人也是顺从于时代洪流的。史载：
“（王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如此，王莽以德行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因名声好而封侯也就不足为怪了。假如他所处的时代是文景、武宣之际，就难有这种封侯的好事了。
3. 气数已尽
儒学终于兴盛了，但汉家天下却并未因此变好。
西汉末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元、成时期，土地兼并严重，自然灾害频发，财政捉襟见肘，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虽然此时的强汉对外还是很强悍，但在帝国内部，危机四伏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汉元帝刚继位时，在朝中一大班儒生的建议下，撤销了盐铁官，以示让利于民。然而讽刺的是，没过多久就因为“用度不足”，复设盐铁官。多么尴尬。
另一方面，国内现状的捉急，引发儒生们的普遍不满。而灾害频发，竟让儒生们自带的天赋——“天人感应”觉醒了。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杂糅儒家墨家之学，将“天意”与“人事”相联系的学说。即所谓“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 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 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也就是说，当人的做法顺天意时，上天会降下祥瑞吉兆；若上天不同意人的作为，则会以灾害（水、旱、蝗虫、地震、失火），或者异象（彗星，血雨）的形式警告世人。
想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要“绌黄老、刑名百家言,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一方面是要借此突破黄老之学对汉武帝霸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儒学的“仁”和“礼”，来缓和汉法秦制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即“外儒内法”。而后来汉武帝召见儒家大名人董仲舒，更多的还是希望借助董先生的学说，明君臣尊卑，借天命立大汉之威。
只是汉武帝算盘打得太好：万一这帮儒生假托天意搞事情怎么办？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祭祖的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火灾。董仲舒一看好机会啊，便借此作书，说这两次火灾其实是上天对汉武帝不满，以此宣扬“天人感应”。却不想汉武帝闻之大怒，差点剁了董仲舒。
对务实的汉武帝来说，你儒生借异象、托天意粉饰太平可以，但批评时政？绝对不行！
西汉末年的元、成、哀三帝，各方面都比汉武帝差了一大截。他们不仅性格柔弱，而像元、成二帝这样的，本身就是儒家的忠粉。儒生们随便说两句，很容易就把皇帝带跑偏。那坑爹的“天人感应”，彻底管不住了。
而大汉的确也是倒霉：公元前后，全球开始进入“小冰期”，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举目望去，天下尽是“不祥之兆”：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
在一片唱衰大汉的声音中，汉哀帝顶不住了。在儒生方士的撺掇下，他祭出了大昏招——“再受命”。
公元前5年，汉哀帝建平二年，汉哀帝下了一道诏书：
“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什么意思呢？汉朝气数尽了，但老刘家有幸再受一次天命，于是本皇帝现在改元，改国号，以后我也不是汉朝皇帝了，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甚至，哀帝连计时方式也给改了。
汉哀帝原本指望通过“再受命”扭转国运。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国运还是那么烂。汉哀帝不得不又取消“再受命”，老老实实继续当汉家天子。
然而问题来了，你不是都下诏说汉朝气数已尽了吗？
4. 内圣外王
汉武帝太需要一个救世主了。
接下来这个救世主的故事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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