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對於讀書人來說是個“枷鎖”，這個枷鎖是禁錮與釋放的雙重象徵，讀書人金榜題名了，枷鎖被震碎，然後就是鮮花榮譽和掌聲；但是，大部分人是受困於這把鎖的，它像毒蛇一樣緊緊纏住讀書人，耗盡了他們的心力後，再狠狠將其吞噬。
儒家理想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其實還要加上一個，是立自己的名。通過科舉當官，“揚名聲，顯父母”，是古代讀書人的統一理想，值不值呢？
請你跟隨我的文字，看看古代讀書人在科舉體質中的愛恨情仇。
科舉考試中的人生狀態
以大的歷史維度看，科舉考試是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核心制度，是像稅收一樣的體制槓桿，怎麼評價它的重要性都不過分。尤其到清代，隨著君主集權達到頂峰，科舉的系統化水平也達到了頂峰。
從歷史和政治角度，該怎麼評價科舉的作用，不是我這篇文章要講的。我要帶你看的，是自下而上地觀察科舉考試中的人生狀態。
古代有很多文人才學“冠絕當時”，比如孟浩然、杜甫、李白等，可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有考中，或者是取得科舉上的成就。所以許多讀書人要把這歸結為命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對自己遭遇的解釋。從概率上說，中舉、中進士，本來也是件比較渺茫的事。
梁啟超就統計過：他那個時候，一個縣裡讀書的童生多則上千，少則幾百，能考上秀才的只有幾十人。
秀才也不是都能考舉人，要參加定期的歲試取得資格。當時有句俗話叫“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什麼時候考上舉人，什麼時候才不用再參加歲考。蒲松齡的時代，大清國內地十八省，大省有上萬秀才，鄉試通過率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每三年，全省有一百多個舉人名額。
為什麼舉人的地位不一樣的呢？因為中舉就有了做官的機會。清朝初年，還實行比較普遍的“揀選”制，就是按照包括外貌形象在內的標準，從舉人裡直接選拔知縣等官員。舉人們是當地的士紳階層，政治和經濟地位都很高，在老百姓面前是真正的老爺。
中舉後，再考中進士的比例又是低到三十分之一，進士或同進士出身，是最受讀書人承認的當官途徑。
那我們來算一算，從童生起步的讀書人，成為進士的概率是多少？最高只有幾萬分之一。只追求中舉，也只有幾千分之一的機會。
而且科舉和高考不同，不但概率低，又難以禁絕權貴內定、徇私舞弊等情況，連當時的國家級學霸，都要幾十年如一日地發揮失常。普通學子的機會究竟有多大呢？
一個國家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追求這樣低概率的人生目標，把全部精力花費在學習一種單調的應考技巧上，對時代而言，這是極大的智力浪費。對個體而言，也是成本巨大、並不明智的人生選擇，類似於用生命在買彩票。
沒有選擇的體制化生活
那麼，為什麼上千年裡，全國有知識的人都在熱衷於幹這麼件低概率的事呢？
因為科舉對國家是一種政治制度，對讀書人來說，則是一種幾乎沒有選擇的體制化生活。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在監獄裡服刑五十多年的老犯人終於獲得假釋後，卻一出獄就自殺了。原因是“他被體制化了。人入獄之後，起先恨監獄，後來就會習慣它，不能沒有它，這就叫體制化。”
科舉創制於隋朝，興起於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自己溜達到考試機構去視察時，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是天下的英雄都進了我設置的籠子了。
科舉制越清晰明晰，對思想的規範就越嚴格，體制化的水平也就越高。唐代科舉的考試內容和選拔機制還相對靈活，到了清初，核心的八股文考試，由形式到內容都是高度嚴密的。
從大的歷史視角看，八股取士當然有它的原因和意義。而從個人體驗而言，這個籠子已經狹窄得連轉身都難了。上面說的，是制度設計的體制化。
而且還有觀念上的、知識上的體制化。
那些文章冠絕的讀書人，冠絕的是什麼文章？不是《古文觀止》裡的古文，而是八股文。榜上有名甚至是高中狀元的人，是一定要熟稔八股文，背下來起承轉合的套路，碰對了題目，抄出來就是了。
除了紀曉嵐這樣的大學者，普通舉人連進士甚至有的翰林在內，所謂讀了一輩子書，其實只是把科舉相關幾種經典、幾十篇文章背得滾瓜爛熟，頂多再學幾句詩詞。你可能很難想象，有的翰林連司馬遷是誰都不知道。這種知識結構，只是將一種意識形態不斷固化。
這種體制化，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老囚犯在監獄裡住了五十年，讀書人則在科舉制裡呆了上千年。“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是中國古代最理想、最受推崇的家族觀念。讀書中舉是傳統家庭的頭等理想。
清末，一個叫明恩的傳教士記錄了他在山東傳教的見聞：他說，讀書人考不考科舉，不是自己能完全選擇的。有個年輕人本來不想走仕途，但他父親強迫他必須考秀才。他很聰明，十九歲就考中了。然後父親又逼他考舉人，於是這個年輕人絕望地上吊自殺了。這樣的事情，信奉科舉的中國文人當然不願意記載。
明恩溥發現，科舉考試不僅機會渺茫，而且也很危險：考試時間在雨季，很多考生一連幾天泡在雨裡。曾經出過考場倒塌，壓死考生的事件。光緒十四年山東的鄉試考場裡暴發了霍亂瘟疫，上百名考生也包括官員病死，即使這樣，他們都不願意退出考試。
那麼，回到前面關於實現人生價值的話題，讀書人這樣的悲劇人生，有什麼挽回機會呢？
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考舉人一直考到五十多歲，連賢惠的妻子劉氏都看不下去了，勸他放棄算了。但他還是截長補短地去嘗試，他生活在這個體制裡，付出的沉沒成本實在太大了。
然而，我們知道，在賭桌上：“我輸得太多”根本不是“我下一把能贏”的論證前提。所以，七十來歲時，蒲松齡寫過一首詩說“落拓名場五十秋……歸對妻孥夢亦羞”，意思是自己被困在科舉裡五十年一事無成，真是連夢裡都沒臉見人。
可是，真的如此麼？連清史專家也背不下來清代每一科的狀元榜眼，很多人記不全清朝歷代帝王的年號，但是今天又有誰不知道蒲松齡呢？
從蒲松齡的心態來講，寫《聊齋》只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在他自我感覺好像對人生認輸的時候，卻贏得了歷史上的偉大地位。他通過做天賦中最擅長的事情，實現了不可替代的人生價值，沒有完全讓一種外在的體制來定義自己的意義。而且，他那種名垂千古的執念，也確實實現了。
墨萱小結
這一次，我們觀察了科舉制，也觀察了科舉下讀書人的生活。
古代讀書人死了都要考的執著，放到這種低勝率、高精度、全覆蓋的體制中，讓我們看到了古代讀書人的無助命運。
我們不妨來思考一下：你覺得它在中國社會存續超過1000年的內在邏輯和價值又是什麼？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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