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空前的農民起義，推翻了明王朝，卻為何不堪一擊迅速潰敗？歷史頭條網

公元1644年（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北京城，雖已入春，卻依然寒冷。蜂擁而至的隊伍裡，有許多人等不到冰雪融化，萬物復甦，死在了依然蕭條的初春裡。大明朝的末代皇帝

崇禎帝，只是這人群中的一個。

自1628年李自成殺了債主和與人通姦的妻子然後投奔起義軍，到轉戰“大旱荒，人相食”而“土寇蜂起”的河南地區，提出了“均田免糧”、“平買平賣”的革命口號，貫徹了“割富濟貧”、“發粟振飢”的系列惠民政策，所率領的起義軍軍紀嚴明，對百姓秋毫無犯，深得民心的起義軍出現“民奔走赴之者百萬”的迅猛發展，浩蕩的起義隊伍勢不可擋，敗少勝多，節節走向勝利。孤立無援的崇禎帝披頭散髮地自縊於一顆看似乾枯的大樹下，標誌著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經過近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

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吊死煤山

然而，起義軍佔領北京後，僅僅過了41天便讓滿清聯合地方漢族武裝夾擊，昔日對明君勢如破竹的起義軍卻兵敗如山倒，李自成領著起義軍屢戰屢敗，一路潰逃，最後在湖北通山縣南九宮山被忠於明朝的程九伯地方民兵殺死，屍首不知何處，一說李自成自知無力挽回敗局，出家為僧了。也罷，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只是李自成率領的起義軍發展如此迅猛，卻潰敗得如此迅速，面對滿清和吳三桂聯手後便不堪一擊，使得這次規模空前的農民大起義迅速失敗，何故？或者說，Why？

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鴻基，小字黃來兒，又字棗兒，明末農民起義領袖

李自成及其領導的起義軍腐化了？

在明清之交的各類史料裡，有關李自成農民軍佔領北京後“腐化”的描述有一籮筐。但是許多真實性極高的資料，卻告訴了我們另一個真相。

比如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城時，惶恐不安的北京官民們，看到的卻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部隊。明朝工部官員趙士錦的《甲申紀事》裡，說起農民軍，都是一口一個“賊”字，卻也描述農民軍士兵進城時“但不抄掠”，如果有士兵敢渾水摸魚搶劫，立刻被“以手足釘於前門柵欄上”——不但處死，還要示眾。如此表現，比起殺良冒功成常事的晚明軍隊，儼然面目一新。

如果說趙士錦的記載，還只是說的入城當天的情況，那麼在佔據北京城的幾十天裡，面對繁華的帝都，起義軍慢慢開始“腐化”了嗎？

妻女都在農民軍打進北京前自盡的明朝官員楊士聰，可以說恨李自成恨得咬牙切齒，卻還是在《甲申核真略》裡對農民軍“追贓助餉”事件進行了說明：受害的絕大多數都是北京城的官宦公侯甚至廠衛太監，雖說行動十分殘忍，但普通北京百姓，當時很少受到騷擾。所謂“農民軍姦淫擄掠”的傳言，在他看來都是“大屬妄語”！在寫到農民軍治下的北京郊區時，卻也承認“今布帆安穩”，“居民稠密”“太平光景”，連盜賊都跑得精光。簡直是崇禎年間時少見的情景。

那李自成本人呢？《明季實錄》裡的李自成，是一個禮賢下士的形象。接見京郊百姓長者時，往往態度和藹可親，穿的依然是天藍箭衣，生活十分樸實。

可以說，農民軍雖然也犯了很多錯誤，但比起明朝以前的多次農民起義來，李自成及其部隊，在“

抗拒腐化”這條上，已經做的很好了。

可見，關於李自成及其農民軍奪取明朝政權後開始腐化，從而導致其民心渙散，迅速敗亡的說法並不太可靠。

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不徵糧、不擾民，深得百姓擁護

起義軍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是屬於“流寇主義”？

有人說李自成領導的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重視建立根據地，鞏固地方政權，只是派遣明朝的降將分兵把手攻下的城池，任命明朝的降官和諸生為地方官，屬“流寇主義”，與歷史上的黃巢所領導的農民起義一樣，所以迅速潰敗。

事實是，李自成從西安出發，親率大軍攻北京時，不僅沒有放棄西安，而是逐漸擴大了根據地的建設。據《小腆紀年》記載：為最後推翻明朝，攻佔北京，李自成先是“遣劉宗敏、李過率眾二萬為前鋒”，因進軍順利，“所過皆破”，於是下令“可長驅矣”。當時，“留李友等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兵五十萬從禹門渡河”北上。

據《罪惟錄.李自成傳》記載，起義軍攻佔西安時，已“眾至百萬”，其中“入冊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而李自成親率的兵力僅為五十餘萬人，尚有四十餘萬起義軍留守關中和湖廣地區，以鞏固後方根據地。

李自成率軍進入北京後，同樣沒有忽視尚未建立政權的地區，而是及時地派遣大批官員分赴包括今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山東、甘肅、寧夏的大都和湖北、江蘇、安徽的北部以及青海的西寧地區，並“分遣大將，鎮撫各地”，以配合這一地區建立地方政權。這與黃巢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建立什麼根據地的情況時大不相同的。

為了鞏固地方政權，當時派遣的地方官一部分是在京明朝降官，一部分是通過科舉考試錄用的州縣生員，所以有人認為李自成過於輕率，甚至兒戲，以至於在山海關之戰敗給滿清和吳三桂聯軍後，起義軍的根據地隨之全面動搖、叛變，結果是一再撤退，直至失敗。因此認為，起義軍攻佔的地區地方官，由明朝的降官和諸生員來擔任，是其迅速潰敗的重要原因。果真如此嗎？

李自成起義軍建立的大順政權，委任的明朝降官和諸生，都是經過甄別和擇優選派的。如在京的明朝降官，被委派地方任職的有四百餘人，但規定他們不準先帶家眷前往，家眷“待到任一二年做得官好來迎未晚”，因為大順“

所遣守土之吏，無敢暴民”。

從“無敢暴民”四字中，可以說明，大順政權選派明朝的降官和諸生為地方官，基本都在地方兢兢業業的為大順政權和為民服務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什麼人數嚴重不足的滿清貴族採取了同一做法，並派遣了數量遠比大順政權多的明朝降將降官，反而能迅速地穩定他們所佔領的廣大地區呢？

以此可見，李自成起義迅速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分兵防守，派遣了明朝的降將，也不在於任命的地方官，委派了明朝的降官和諸生。

任命明朝的降官降將，並不是李自成迅速潰敗的原因

李自成起義迅速失敗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內部“腐化”、“流寇主義”所致，不如說是入京後施行的政策，不能適應形勢發展變化的結果。

明代田賦，自嘉靖以來，逐漸加重。萬曆年間，又以對付遼東清兵的名義，前後加徵三次“遼餉”，崇禎三年（1630年），第四次加徵“遼餉”，崇禎十年（1637年），為鎮壓農民起義，加徵“剿餉”，崇禎十二年（1639年），又以訓練新兵為名，加派“練餉”。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三餉加深”，總計增賦1670多萬兩，超過常賦一倍多。

這還只是朝廷正式加派的田賦、軍糧，臨時需索，尚不在內。至於地方官府的私加暗派，貪婪稅吏的敲詐勒索，則更是數不勝數。導致民生凋敝，民不聊生，在此重壓之下，貧苦農民只得逃亡他鄉。而且，明朝廷對此不僅毫無體恤之意，反而實行嚴酷的“攤逃”辦法，“一戶逃則令九家分賠，九戶逃則逼一家獨承”

，出現“有赤子無立錐之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有一鄉屯而包賠數十頃空糧者”的荒誕現象。所以，攤逃攤逃，導致越攤越逃，致使大片土地荒蕪。

李自成本人，就深受重賦苛稅之害。其家十世務農，在其父輩時期，天災連年，農民衣食無著，被迫大批逃亡。幼年李自成迫於生活，只得出家為僧，後又給地主家放羊，成年後當驛卒為業。崇禎三年（1630年），朝廷裁撤驛遞，李自成無業為生。迫於繁重的稅賦，其向地主艾同知借貸，後艾同知逼債甚急，還不起貸款的李自成被抓起來遊街，不堪受辱的他將債主殺了，憤而起義。

可見，李自成不僅目睹重賦帶給勞動人民的種種苦難，他本人也深受其害，有如切膚之痛。殘酷的苛稅盤剝下的廣大窮苦農民，被迫走上揭竿起義的道路。

李自成成為起義軍領袖後，明確提出“均田免糧”、“三年不徵”的綱領，並始終信守到底。“迎闖王，不納糧”成為吸引萬千農民參加起義隊伍的巨大磁石。當時，中原大地，廣泛流傳著這樣的歌謠：

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夠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大家快活過一場！

歌詞生動地道出了廣大農民擁護李自成起義軍“不納糧”的政策，而且起義軍所到之處，不徵糧，不殺掠，深得人心。“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應，而其勢燎原不可撲”，短短几年，農民軍隊伍迅猛發展龐大，以摧枯拉朽之勢，席捲了大半個中國。

追隨李闖王的農民，日夜不絕，一呼百應

李自成的農民政權不向人民收稅，又靠什麼維持軍需和政權的開支呢？

起義初期，主要靠“打糧”，即沒收官府、豪紳的糧食和資財來維持；在西安建國後，又沒收明秦王朱存樞資財數百萬，並開始實行著名的“追贓助餉”政策，即強令官僚豪紳退出貪汙剝削之髒款物以助軍餉。

在佔領北京的42天中，大順政權仍沒有正規的稅收政策，主要財源一是沒收府庫、皇宮、宗室、勳戚和太監等的財產，二是繼續在北京及大順轄區推行“追贓助餉”。明室官僚及京師富紳，被逮住後“嚴厲追比”，抗拒不交納或交不足數的，則用“夾棍刑逼”的手段予以嚴懲追繳。到四月八日李自成發現這種做法確實威脅到北京的穩定，下令停止京城的追餉行動時，僅用13天便收繳餉銀七千餘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