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请莫入
门被重视，由门前的礼仪可见。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齐而得齐都邺地，做过北齐国子博士的熊安生闻信，即命人扫门。家人怪之，熊安生解释说，当朝周皇帝重道尊儒，必来见我，我也要以儒礼相见。果然，不久宇文邕亲往熊家，宣称得一贤人为最大收获。
有时，迎宾之礼不只要把门内门外打扫干净，主人还亲自举着扫帚出门见客，问候致敬毕，又持帚（或曰彗）在前引路，直至把客人迎入堂内。战国魏文侯对待孔子弟子子夏，就用上了这样的礼仪——拥彗而迎，敬若师长，终于打动了年逾古稀的子夏到西河传授经艺。
如今，当然看不到这样的待客之道了，但机关单位仍保有一种习惯，迎接视察、参观访问的来宾时，总要大扫除一番，并在门前挂出“欢迎某某莅临”的标语，以示尊重，可算是拥彗迎宾的演化吧。
不要说迎来送往，有时，回家都要讲规矩。汉初轶闻集《韩诗外传》里讲到，有一次孟子回家，见到妻子盘腿而坐，孟子立即禀明母亲要休掉无礼的妻子。孟子的母亲却不以为然：按照《礼》经的要求，入门之前，要问有没有人，入堂之前，要大声讲话提示。你做到了么？是你无礼啊。
好在一种设计周详的建筑——四合院诞生了，只要按照“约定俗成”去做，人人都可以显得有“礼”。王府级别的垂花门里有根红漆棍子，叫水火棍，未经允许进去的人便可用这根棍子打死。内外有别的观念，深深地融入到中国人的性格当中。
宇内无门最理想
在中国人思想里，固然觉得门户要关得严丝合缝，但有时又认为大敞遥开最理想，即“夜不闭户”。它是孔子向弟子言偃描述的理想国后世便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美好愿望。
清代文学家袁枚撰写了一部文言体小说，记述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奇人鬼怪，因《论语》中有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句子，所以戏名《子不语》。有趣的是，小说中有篇《无门国》，竟如孔子心中乌托邦的翻版：常州有位商人贩货出洋，舟船失事后，漂至一国，此国甚奇，奇就奇在，国中楼居竟“有出入之户，无遮阑之门”。接着袁枚用自己的描述，为无门国的存在做出了解释：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愉快祥和、国人富足、无盗窃事。
不独在传奇小说中，作为一种美好的懂憬“夜不闭户”不绝于经史子集。它常常是对地方官治理有方的一种褒奖之辞。《史记·循吏列传》赞扬春秋时代子产的政绩就是“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三国时，诸葛亮治蜀，使“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隋唐嘉话》称颂唐太宗的太平天下同样是“户不夜闭，行旅不赍粮”……
有篇历史随笔提到韩愈和贾岛“推敲”的典故作者认为韩愈改月下“推”门为月下“敲门，或许不仅出于意象审美的考虑，要知道能推”开的门，是不可能上锁的，韩愈作为管理长安的官吏——京兆尹，可能会想到治安问题因此认为“敲”的状态，才应该是门在夜里应有的状态，也即中国大部分时间、地点的常态乱世、盛世；贪官、清官；决定了门的有无。
“夜不闭户”的理想，虽然几千年在中国人内心纠缠，其实，“门”在其中都不过是一个假托的物象罢了。
对墙的迷恋到底胜过了“宇内无门”的理想，门是墙最好的控制者。骨子里的中国人向来有强烈的外防心态，并且希望独善其身。与其说这是门造成的，无如说是这种心理造成了门。垂范之作《朱子治家格言》开篇便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户，必亲自检点。”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教诲。
门还是要有。不单要有，而且应是一家一户，最受重视的部分。
门面与门第，沉重的话题
民间俗谚说：“宁为十家修坟，不为一家造门。”为何要慎言修门？理由有两个：古人视门户如咽喉，认为它通达天地之间、沟通内外之气，门户得体，便能不悖自然规律、顺应天地造化，这是所谓门的风水；古人又视门户如冠带，认为它就如宅第主人的冠冕一样，体现着身份与地位，尊与卑、荣与辱，这是所谓门的排场，中国人酷爱体面之门，主要是后一条原因。
魏武主簿杨修，为曹操修相国府。曹操到现场视察，在刚装好的门上写了个“活”字，众人皆不解。幸亏杨修富于才智，猜出了曹操的心思：门上一个活字念“阔”，他是嫌新修的门过大了，于是赶紧命令工匠重新设计，把门改小，最终皆大欢喜。故事出自《世说新语》。
故事中的工匠为什么将相府的门设计得很大？因为站在高大的门楼前，人会产生某种压力感，《红楼梦》中刘姥姥初到荣国府，吓得不敢进门，在大门前的石狮子旁站了好一阵儿才溜到角门前，向门卫道了一声“太爷们纳福”可见，高门大户显得尊荣而有威仪，所以曹操的工匠认为高门与丞相应有的“门面”相当。
而曹操又为什么不接受高门，不讲门面？文中并没论及。但推想可知，盖因他“奉天子以令不臣”，自不能授人口实。《礼记》中区分诸侯和大夫的用器时，有这样的要求：诸侯有宝龟，有瑞圭，大夫却不能有；诸侯可以在门外建一种叫观”的建筑，大夫则不能。虽然唐代以前并没有对大门的尺寸做出严格限定，但曹操却能做到克己复礼。他不会忘记，当年管子学着王在门前造了一个影壁，都被孔子作为僭越的例子教育学生，何况是一所家宅最重要的部分——门呢。
见微知著的曹操，也无法预想到，在他百年后不久，中国即掀起了一场“门阀”之乱，从此人人心中都难免对门“比高比阔”了。
埋下种子的是古代察举、征辟的选官办法，也即用推荐和自荐的方式为国家选人才。在东汉，选士首先得看族姓阀阅。阀阅之家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有优先权，于是家族累世公卿，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何为门阀？就是门第、阀阅的统称。“第”宅有面向大街开院门的特权，自是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阀阅呢，《史记》中则有解：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为了表彰以上五种功绩的臣子，便允许他们在宅门前设立两根柱子，门左为“阀”，门右为“阅”。
门前这份光荣，最盛大的是东晋。司马氏偏安于江南，阀阅家族给予很大的支持，因此权力也日益膨胀，结果桓氏家族的桓玄逼晋安帝禅位，建立了桓楚，被刘裕剿灭后，刘裕又废晋恭帝而自立“刘宋”……这股士族之风，从南方刮到北方，从乱世刮到盛世，一直刮向了大唐王朝。当时的崔、王、郑、卢氏四大姓，虽然多次受到皇族削弱士族政策的打压，居然还长时间坚持不与外姓通婚。所以时至今曰，“讲求门第”最直接的表现都还是婚姻。造成后世很多不幸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在当时主要还是为了保持血统纯正。
经过大唐李氏数代帝王的努力，科举制终于取代了察举制，从此士族势力渐微。唐太和六年（832年），李唐王朝颁布了一纸《唐缮令》，从此把家宅之门的营建规格限定得死死的：王公以下，三品以上，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包括庶人，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且不得辄施装饰。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责其改正。这样一来，皇族便远远甩开了士族的攀比。
尽管如此，“门第”概念已经刻骨铭心地写到了中国人的思维中。门的尺度可以被限定但精致无法限定，从此中国人的宅门，越修越讲究，越修越繁复，有门面，才有面子。百世家族也难免兴衰，但一朝鱼跃龙门、衣锦还乡，便要加高宅门，再挂上巨幅的牌匾，或曰“进土第”，或曰“大夫第”，光耀了“门楣”，并且从此“门庭若市”起来。
当然，这“门第”等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个世纪中叶，常见一种门头钉着的小铁牌，上书“光荣军属”、“五好家庭”。于是做媒的人就会踏破门槛。曾几何时，门第之别又与城乡之别画上了等号……
再说门面呢，有人讲门面，就有人“装门面”。再后来，“爱面子”这词便被贴上了国籍的标签，这一评价是中性还是略带贬义，各抒己见吧。
一门之内的天下
除了“爱面子”以外，有时西方人还会面带迷惑地叹息：“中国人真爱搞关系……”他们如果通读了中国古代名著《易经》，知道中国人自古认为寻找“同人（志同道合的人是成功的关键，也许就不会那么惊讶了。
《易经》第十三卦“天火同人”，其上乾为天为君，下离为火为民。天与火有性质上的相通，所以这一卦就意味着“上下通达，同仇敌忾”是吉卦。再看初爻（上下6枚符号为六爻，最下一个符号为初爻），意为“同人于门，无咎”。卦象描述了这样的景象：“君王将意志和同的人们，聚集在自己门前，将行大事，不会有灾祸。”可见，《易经》认为，门前集聚有同样志向的人，何畏事之不成。
周文王演八卦之后不过数百年，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从此刻泛滥，那就是师与门人（学生）对诸子来说，问政、游学，都不如授业解惑的影响大，这或许是因为群体总能迸发惊人力量，试想孔子若无“门人”（学生），何来《论语》；墨子若无“门人”，我们就很难理解日后鲁迅的那句话，“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四个叱咤战国的杰出弟子，鬼谷子才堪称纵横家的鼻祖。
对学生而言呢？《礼记》不失时宜地教导说，要谨慎地选择老师：能广泛地晓喻，然后才能当老师。能当老师，然后才能当长官。能当长官，然后才能当国君。所以，教师这个职业，是用以学习做君主的。所以，“虞、夏、商、周四代三王，选择老师都很慎重”。从人生，到人师，再到人臣，再到人君…原来，投师对学生来说亦有无尽的好处。
行文至此，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何称学生为“门人”、“门生”？这从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毛传》中可以找到线索：“基，门塾之基”，后人陆德明解释这句话说：“塾，音孰，门侧堂也”。可见教与学的场所—一塾通常设于门边，有时是里闾坊门边，有时是宅院门边。称学生为门人，还有一层道德的意义，《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弟子入门拜师，老师便把弟子当做半个家人了。
后来，弟子不一定真的在老师门内学习，也可能只是登门拜师，举行个仪式。本质倒没改变—为实现科举、仕宦的理想，而让可能“出身寒门”或者“师出无门”的自己有更好的归属。
南宋文学家洪迈的随笔《容斋五笔》有则故事，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师门关系：后唐裴尚书，其门生马裔孙中举，放榜后引新进士登谒、感谢老师，裴大摆宴席来庆祝，还写下诗句：“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著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这首诗说白了就是：官场前途最重要的是科举取士的主考官啊，上天给了我三主科举考试这个荣耀，今天我已年至八旬，连门生的下也有门生了。
某种意义上讲，师与学生，就是一群志气相或曰将要志气相同的“同人”，他们共同组成了“门派”。今天，我们往往只看到门派之间因差别而有竞争—门户之见、门派之争，却很少思考，《周易》中“出我门户，为我同人”、“同人于门，将成大事”的积极意义。
蓬门荜户可逍遥？
在对门的称谓里，有驷马高门、朱户彤扉也有蓬门荜户、柴门柴扉。营建这种毫不引人瞩目的小门，有时固然是等级制度所限，有时却也是主动的行为。门反映阶层差别，也反映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的不同。
古代最著名的一座“柴门”，在今日成都的杜甫草堂之内。园林迭现的宏大建筑群，其实是后世人为诗人所造的纪念祠堂，唯有三重院落之后的那座“柴门”，是揣度当日情形而建相传，“柴门”为杜甫亲手营建的草堂院门，因其简朴低矮而得名。
“野老离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诗人在诗中自称野老，过着散淡而低调的生活，远离朱门酒肉臭”的闹市，他谦虚地说自己“岂有文章惊海肉，漫劳车马驻江干”。
明代的文人何宇度曾巧妙地作了一下改动，表达对诗圣的景仰：“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独劳车马驻江干。”如今高悬在“柴门”上的即是此联。诗人的高风亮节托付在“柴门”之上，后人共祀。
对杜甫德行的赞赏其实源于《礼记》的思想。《礼记·儒行》有云：“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曰而食。”用荆竹编织简陋的筚门、墙上掏出圭形的门洞，居室的湖门」，用蓬草与别人共衣，不饱食终曰，这种简朴的品行才是儒者的生活之道。
然而，上下五千年，隐土为何而隐？全是为了追求简朴的德行？未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就说到了“门”对于隐士的作用，“门虽设而常关”，暗示着文人“避世”之风的开始。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在白居易貌似轻松的吟咏里，门又暗喻着文人苦守最后的心理防线。
一生经历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陶弘景，是典型的文人，研读经史、探究历法，“一事不知，深以为耻”。十多岁便被召到齐朝的宫廷里，担任诸王的侍读，也兼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36岁那年，他做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挂袍辞官，他把朝服挂在皇宫门上，准备归隐。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热衷于名利场的人，对高致清怀的高士越表现岀热情。据说，当时建康城中的王公贵族，纷纷在路边停车列帐相送，时人说，这是宋齐两朝数十年都不曾见到的盛景。
陶弘景隐居在江苏句容的句曲山，筑起简简单单的茅堂馆舍著文研药，更多时间则徜徉在山水之间。可世俗对他表现出的热情，仍迟迟不退，很快齐高帝就下诏书来问：“山中何所有？”陶弘景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越想追求清净无为的人，社会越不会让他轻易得到安宁。梁武帝萧衍登基后，也时时修书或派人前来问候，希望他出山。陶弘景这次用一幅画来婉拒：画中有二牛，一牛散游山水之间，悠然自得，另外一牛头戴金笼头，却被人用绳子牵着，后面还有举棍驱赶的人。梁武帝会意，便在国家需要重大决策的时候，修书请教，陶弘景再无法推脱，于是几乎每个月他们都有几次书信往来，因而当时的人都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用现在的话来解释，陶弘景可以遥控梁朝的政事。
历代文人对陶弘景的故事津津乐道，隐身蓬门荜户，又不忘庙堂朝政，介乎出世和入世之间，让多少文人艳羡啊。可在《遁轩》一诗中，苏轼却将这种隐士心态嘲讽得一无是处：“冠盖想望起隐沦，先生那得老江村，古来真遁何曾遁，笑杀逾垣与闭门。”你既然要归隐，这门是开是闭，又有何关系呢？
一个苦思的人，推开门的历史，在一道道“门”前徘徊了又徘徊。关于门，想不透中，也有想得透的；想得透中，也有想不透的。交织一道，发人深省，引人爬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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