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後，許多投降的叛將都被分封到河北的藩鎮中，埋下了割據的隱患。唐代宗時因要對抗吐蕃與回鶻的威脅，無暇東顧，對藩鎮採取姑息的態度。他的兒子唐德宗繼位後，決定要實現中興，為此發動了削藩戰爭，不料卻導致四鎮之亂。在“涇原兵變”後，長安被叛軍佔據，德宗被迫出逃，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返還舊都。此後，德宗失去了削藩的勇氣，對藩鎮採取姑息態度，又開始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推行兩稅法，使朝政陷入黑暗之中。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一場名為“永貞革新”的改革運動在醞釀中。這場運動的主要人物有唐順宗、王叔文、王伾、韋執誼以及劉禹錫和柳宗元等。改革運動只持續了100多天，以順宗退位、王叔文慘遭殺害、劉禹錫和柳宗元長期被流放而告終。韓愈編寫的《順宗實錄》是最原始的史料，但裡面把王叔文等描繪成揹著順宗弄權的小人，是一場朋黨之禍。他還稱王叔文“詭譎多計”、品行不端，乃至於荼亂朝政。後來的《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鑑》也都是據此而作，一致將“永貞革新”描繪成王叔文小集團亂政的插曲。然而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說：“平心考其所為，亦何至此哉！”認為王叔文倒臺後，“永貞革新”明顯被政敵給醜化了。那麼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永貞革新”發生在唐順宗主政時期
唐順宗是否支持“永貞革新”？
德宗末年，國家積弊日深。順宗當了二十多年的皇太子，此時已經計劃未來登基後要進行改革了。當時東宮有兩個人，一個是擅長書王伾，另一個擅長下棋的王叔文，他們很得到太子的寵信。王叔文知道太子關心民間疾苦，所以常常私底下跟他討論政事。
一天，太子在公開場合表態，說自己將盡力勸父皇革除宮市之弊，眾人聽後都交口稱讚，唯有王叔文一言不發。之後太子私底下問他為何不發言，王叔文則說太子的本分應是“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以免被皇上懷疑干涉朝政，在收買人心，會有廢立之憂。太子聽後恍然大悟，十分感激王叔文。他們都意識到，德宗在位時是無法通過進諫來實現改革的。只有等到將來，太子登基並擁有權力後，才能興起改革運動。當務之急是一邊保住太子的位置，一邊廣納賢才，為改革進行人員儲備。所以王叔文常向太子推薦說：“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在太子與王叔文的謀劃下，形成了包括韋執誼、陸淳、劉禹錫和柳宗元在內的一個改革派團體。
就在改革醞釀的時候，意外發生了。貞元二十年九月，太子突然得了風疾，不能開口說話，德宗派人遍訪名醫，於是天下人皆聞知太子生病了。次年元旦時，太子依然臥病在床，不能入朝慶賀。德宗為此痛哭悲嘆，並因憂傷過度染上了重病。在隨後的二十多天裡，沒有人知道皇上與太子的健康狀況。月底，德宗就駕崩了。
唐朝搜刮民財的“宮市”
當時有宦官宣言“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百官不敢回答，只有翰林學士衛次公說：“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認為理應由太子繼位，不應再議擁戴。太子知道人情憂疑，便強支病體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始安。次日又出見百官，在太極殿登基，粉碎了宦官另立新君的陰謀。
順宗登基後，依然不能開口說話，所以他只是居住在宮中，垂簾聽政。百官每有奏事，都由宦官李忠信與昭容牛氏送入簾中，順宗看過後，再給予批覆。《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都稱為“自帷中可其奏”。韓愈的《順宗實錄》卻只說：“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讓人覺得順宗沒有參與決策，一切都是王伾與王叔文勾結宦官，矯詔所為。淡化了順宗在“永貞革新”中的作用。
然而，史書明白的記載著，在“永貞革新”的這100多天裡，順宗並沒有臥病在床或神志不清，相反他雖然不能說話，但尚未喪失行動與判斷能力。他先是朝百官於紫宸門，又登上丹鳳門宣佈大赦天下，開始新政。在看過鄭絪呈上“立嫡以長”的紙條後，點頭表示同意。順宗尚有立誰為太子的判斷力，說明並不糊塗，不可能是受王叔文擺佈的傀儡，也就是說
“永貞革新”的許多政策都是經過順宗批准的，他不僅支持“永貞革新”，而且還是這場運動的主要參與人之一。韓愈的《順宗實錄》淡化了順宗在革新中的作用，把它描繪成王叔文等弄權亂政的事件。
韓愈奉朝廷之命，主修《順宗實錄》
“永貞革新”都有哪些內容？
“永貞革新”被正史貶抑，但是通過《舊唐書》的《順宗本紀》，我們會發現在那100多天裡頒佈的決策其實大多都是針對實弊的“善政”。
永貞元年二月之後，在短短的五個月內順宗便將王叔文提拔到翰林學士的高位，主導著改革。這五個月內的善政頗多，大體有：
- 二月份，廢除全國各地的雜稅，除了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以此來節省民力；
- 同月，罷掉害民極深的宮市、五坊小兒等，糾正德宗末年的稗政；
- 同月，罷除鹽鐵使月進錢，打擊貪官汙吏；
- 三月份，放出宮女三百餘人，又出教坊女樂六百人，全部歸還給她們的親族；
- 五月份，以大將軍範希朝為右神策統軍，剝奪官宦對宮廷侍衛及禁軍的控制權；
- 六月份，免除百姓所欠的租賦、錢帛等，共計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
- 七月份，追贈德宗朝的忠臣陸贄為兵部尚書，為他平反；
從這些措施來看，“永貞革新”是惠及人民的改革，獨不利於宦官和藩鎮而已。罷除諸道的進奉，斷了節度使及地方官通過搜刮民財來討好朝廷的後路，不讓藩鎮與朝廷討價還價；取消宮市，完成順宗當太子時的心願，斷了宦官們的財路來源；另置鹽鐵轉運使，將國賦之權收歸中央，不再交予貪官汙吏；釋放宮女，表現出宮廷節儉為上、以人為本的治國原則；用武將來掌控神策軍，能夠削弱宦官對宮廷的控制權；免除百姓租賦，是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的大事，搬走百姓肩上的大山，才能使國民經濟得到持續性的發展；最後為陸贄等平反，正是順從民意的表現。
無論王叔文等是否詭譎多計、結黨專權、品行不正，都沒法否定這些改革確實是針對時弊而實施的善政。“永貞革新”的核心就是內抑宦官，外製藩鎮，收天下財賦兵力而歸之朝廷，並適度減輕百姓負擔，輕徭薄役。要想放利於民，就得把權貴們吃進去的財富吐出來。所以革新把矛頭指向了當時最大的兩個利益集團——宦官與藩鎮，結果才實行了100多天，就立即遭受他們的強烈反撲。最終順宗被迫下臺，而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等或被殺害、或被流放。
“永貞革新”僅推行了100多天
“永貞革新”為什麼失敗了？
“永貞革新”僅持續五六個月便草草收尾，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唐順宗的健康狀況出了問題，沒有給予王叔文等有力的支持。順宗手握至高無上的皇權，卻不能親政，惡劣的身體令他感到力不從心，到最後逐漸“厭倦萬機”，在宦官和群臣的請求下，不僅立了太子，而且還退位當了沒實權的太上皇。
順宗在二月登基時就已經身患重病，而且久病不愈，也擔心自己忽然離世而威脅到李唐的統治，有時又會懷疑賦予王叔文的權力是否太大了，會不會有專權過度的危險。因此，四月份時便冊封李純為皇太子。王叔文知道後，面露憂色，口中念起了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他意識到改革大業可能就要夭折了。
五月份，王叔文因手握大權，不僅被宦官、藩鎮所恨，而且還遭受朝中百官的嫉妒。當月宦官俱文珍便削去了他翰林院中的職位，叔文為此大恐。這說明冊立太子之後，順宗已經不理朝政了，改革派即將失去後臺。六月，危機之下，王叔文又與韋執誼發生爭議，改革派內部陷入分裂。
不久韋皋持太子箋上疏給順宗，說：“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付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信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淆綱。”指控改革派竊奪皇權，宜應貶竄。七月，宦官俱文珍屢次請求順宗下令由太子來監國，不久順宗便突然以“積疢未復”為由，將軍國大事傳給太子李純。八月份又宣佈太子繼位，順宗為太上皇，移居興慶宮。順宗僅當了六個月的皇帝，便宣佈退位。三天後朝廷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兩人不久便相繼死去。
第二年正月十八日，唐憲宗忽然宣佈父皇順宗病重，第二天順宗就不明不白的駕崩了。
“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與劉禹錫也被貶竄
為什麼說“永貞革新”被正史醜化了？
無論是韓愈的《順宗實錄》還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及兩本唐書，有關於“永貞革新”的評價都是偏負面的。人們大多攻擊王叔文等是朋黨，是專權的小人。而且這場革新只持續100多天，影響甚微，很快就會被後人淡忘了。唐憲宗與宦官都是革新的反對者，在他們的統治下，韓愈編的《順宗實錄》很難做到客觀公正，只是表達當時的官方評價而已。
劉禹錫作為“永貞革新”的當事人，他因為參與了這場運動，導致後半生都被貶竄，抑鬱不得志。在晚年，憲宗已經駕崩之後，他寫了一篇《子劉子》，大膽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說王叔文“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為，人不以為當非。”告知世人當時大多數人並不否定“永貞革新”，王叔文行的是善政。
對於革新失敗的原因，劉禹錫更是說：“東宮即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認為憲宗繼位後，軟禁了自己的父親順宗，使王叔文等無法與他取得聯絡，而擁立新君的大功便歸於宦官。這是暗示憲宗為桓靈之君，宦官把持著朝政，就是東漢末年一樣黑暗。這樣最終才導致“永貞革新”失敗，並且這些當權者把革新給肆意醜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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