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中國雙綠66人圓桌會專家委專家，管理學博士，教授。現任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主任，兼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首任執行院長，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建學院首任執行院長，及多個部委和省市政策諮詢專家、多所高校特聘教授、多個地方鄉村振興研究院名譽院長。
本世紀工作簡歷：
2000年-2004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社長兼總編。
2004年-2013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首任院長，2009年任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首任執行院長；2016年退休。
2011年-2019年受聘為中國農業銀行獨立董事。
2013年-2019年受聘為新希望六和集團獨立董事。
2019年受聘為中國郵儲銀行獨立董事。
研究領域：
國際方面——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調查研究；
國內方面——國情與增長、制度變遷、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農村財稅金融改革等。
成果榮譽：
1998年獲國務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1999年獲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2000年獲長江讀書獎（優秀論文獎），2003年獲 “CCTV年度經濟人物獎”（中央電視臺），2005年獲杜潤生基金會農村發展研究優秀論文一等獎，2006年獲“中國環境大使”稱號（環保部等7部委），“中國金融傑出貢獻專家”；2009年獲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綠色中國年度人物獎”；2015年獲教育部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代表作：
《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解構現代化》、《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告別百年激進》、《三農與三治》、《居危思危》等。
疫情之下回看農民救中國與貨幣去依附
文 | 溫鐵軍
3月2日晚19點，溫鐵軍教授做客今日頭條直播間，作題為《疫情之下回看農民救中國與貨幣去依附》的第三場直播講座，將視野再次擴展，思考拉回上個世紀中國發生政權更迭的階段，分析當時一系列政治經濟現象中的大風大浪。
這個課相當於倒敘，我們第一講2月17日上來就告訴大家，隨著中國疫情蔓延導致停工停產，那全球產業鏈受到重大阻斷，導致全球化危機必然爆發。從2月17日到現在，我們第一講提到的情況已經變為現實，不僅中國，世界上很多國家也爆發了疫情，這種情況下，全球產業鏈的被阻斷甚至破碎恐怕很難避免，在這種情況下，隨之爆發的一定是金融危機。
自從金融資本全球化以來，金融資本早就不再依靠實體經濟變化來決定股市波動了，尤其表現在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後，經濟情況是每況愈下的，但美國卻迎來了連續十年的股市增長。這次疫情後，全球化危機的爆發導致美國股市蒸發了幾萬億美元，增長點數也跌回到2008年前後；國內情況看，過去產業資本追求要素低谷形成產業佈局，當物流交通產業鏈斷裂時，勢必造成原材物料產品價格上升，很可能一段時期來，因大量貨幣增髮帶來無處投資，客觀上導致一定程度通縮，加上世界各種各樣的需求下降，產品價格上不去，從通貨緊縮正在進入通貨膨脹，從而導致實體經濟會遭遇因此帶來的成本壓力。現在第三講，就準備把視野再擴展下，把思考往前拉到上個世紀中國發生政權更迭的階段上，所出現一系列經濟社會現象的分析。今年是2020年，說起來是在說一百年內的事情，往上說，就能說到1920年。
內部因素導致動盪不安
要說新中國遭遇的惡性通貨膨脹危機，恐怕要從二十年代說起。每個人說到民國經濟時，都會說到民國有個黃金十年，就是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當北伐節節勝利、打過長江、打到長江沿岸時，正好是1921年，由於當時蔣介石政權全面反共清共，以各種手段在名義上完成了政令軍令統一，但實際上還是各地方自行其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快進入到了從清末以來一直追求的工業化、城市化趨勢中，所以二三十年代被認為是黃金十年，在民國史上是客觀過程。那個年代平均增長速度很高，接近9，我們到最近二十年，特別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們的增長速度大約在9.6左右。
只要加快工業化城市化，一方面會出現資本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另一方面會出現風險集中，受資本運動規律的影響。民國追求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過程中，同時積累著風險，什麼時候爆發呢？取決於民國當年已經開始融入世界經濟的情況。事實上，這種危機從兩次鴉片戰爭就開始了，中國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從沿海到內地幾乎所有重要城市的重要口岸都開放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控制已經如入無人之境了。當然很多情況當時還看不明白，比如1840年鴉片戰爭的本源，因為長期以來中國是處於貿易順差的第一大國，儘管當時帝國主義列強開始殖民化全球化，但對中國仍然是貿易逆差，其中像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只有用鴉片貿易，才有可能改變英國的貿易逆差。之所以有兩次戰爭，是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打服了上層，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接受了鴉片，但消費量不夠；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內陸地區全部鴉片通商，販夫走卒軍隊士兵都開始吸食鴉片，意味著下層也鴉片化了。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區，中國的鴉片帶形成時，就把有限耕地轉變種可以產生利潤的鴉片生產，於是這些地方就發生了糧荒，這一帶往往是社會動亂最嚴重的地方。鴉片貿易的結果，是中國從1860-1870年前後開始出現貿易逆差並出現財政赤字，逆差赤字疊加最終導致清末政府無論怎樣改制，都會是債務纏身、最終走向破產，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吸食鴉片的上層社會
▲吸食鴉片的普通版型
進入民國，這個局面並沒有根本改變，民國工業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輸入中國的產品佔據主導地位，當市場開始形成，什麼東西都要加個“洋”字，洋火、洋麵、洋火……，加個“洋”字，說明中國很大程度上自身生產能力不足，只能大量進口，導致一般消費品都是西方的輸入品。這種情況下，恰恰形成市場空間，只要發展民族工業，在本地可以節約很多運輸成本，從這個角度來看，二三十年代民族工業從輕工業入手興起，是個很快的過程。但是問題在哪兒？在於任何工業化都是資本增密的過程，資本增密就必須資本積累，那資本從哪兒來呢？很多工商業經營者原來是地主，他們是地主兼工商業，或者叫做“在外地主”。“在村地主”以前在村裡，多多少少還要與村莊保持關係，災年減租、租戶困難時給救濟等，平時村裡還有義倉，豐年時，東家也就是地主和村裡精英還得存點糧食到義倉以備災年，村莊內部不那麼衝突。
▲地主的義倉-杭州富義倉修繕前
▲地主的義倉-杭州富義倉修繕後
一旦地主變成“在外地主”，他的錢就得用到城市買賣，比如染坊、磨坊、油坊、企業、加工等，就要求現金流。怎麼辦呢？過去收租時是下打租，根據實際收成決定東家和佃戶的分配，同時也可以繳納實物租，所以很多是可以商議的。這種情況下，地主承擔的是成規模的農業集中剩餘向城市做流通主體的職能，他們並不是純粹的剝削者，客觀看還是有在村莊的功能。因為集中地租沒有交易費用，租值沒有被耗散，是集中的，因此農業向城市做貢獻幫助城市工業形成積累的交易比較平滑；但當地主自己從事工商業需要用現金時，就必須上打租，啥都沒種時先交租，農民啥也沒種就得先交租。這下麻煩了，借高利貸進入鄉村，沒收成之前先得借高利貸去交租，一旦金融介入，剝奪率就是高於地租多少倍了；同時，農村開始使用工業品，工商業資本也下鄉了，這個過程是農村因“金融資本+工商業資本”紛紛下鄉，導致小農破產，鄉村社會衰敗。因此，以前從村內地主的實物交易變成在外地主的貨幣交易，租佃機制改變導致很嚴重的農村衰敗局面，於是二三十年代開始農民革命、農民運動。當時農民分地是一方面，更主要希望到城裡打下來，去分店鋪。這個在農民革命中，始終是延續的。
▲廣州農民講習所舊址
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城市工商業迅速發展，另一方面，社會動盪加劇。國民政府需要掃平各方，財政越來越多向軍事開支傾斜，每個地方勢力背後都有國外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真正完成大一統局面是困難的，直到最後也沒完成。只不過二戰，美國一家獨大了，美國援助蔣介石，有了軍令、政令、財令相對統一的體系。所以，二十三十年代雖然是黃金時代，但同時也導致農村衰敗、地方分割。假如我們現在講的是民國自身，在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過程中本身派生了內在機制性改變，導致農村衰敗、小農破產、革命形成，接近著我們看外部問題，西方在1929年-1933年生產過剩大危機影響下，開始出現了代價向外轉移的情況。
外部因素加速變局形成
西方每次全球化都是向外轉嫁成本，這次大危機也一樣。民國早期像清朝一樣，從明朝開始就以白銀作為貨幣，但中國不是主要的產銀國家，所以跟主要產銀國（五個）簽訂過白銀協定，這些國家向中國提供相對穩定平價的白銀。但一發生西方經濟危機，美國產銀州認為銀價不合理，議會抗議，美國通過了《白銀法案》，開始調高銀價。中國當時國內白銀主要當做貨幣用，不能輕易調高白銀價格，否則會發生通貨膨脹，於是有人開始走私白銀，國內平價、國外高，就開始出口白銀，這就導致中國受不住外部輸入的銀價波動影響。
▲清代銀票
於是從1935年，中國開始了貨幣改革，放棄白銀改行法幣，用紙幣替代白銀。只要進入工業化納入全球貿易，中國自身就會受到國外經濟危機影響，直接受到的影響首先是白銀危機。同時期日本比我們早開始工業化，更早更大的受到國際市場影響，日本很焦灼，要麼破產要麼軍事擴張，日本的選擇就是軍事擴張。1931年日軍進佔東北，1935年進佔華北，這些都是在以西方戰爭為標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其實日本侵華戰爭就是二戰的開始，只不過因為西方掌握話語權，不這麼說。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以西方1929年、1933年大危機作為引子所造成的。直接引發的就是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1935年日本侵佔華北，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當時，中國自身儘管工商業發展仍在發展中，但首當其衝的是白銀衝擊，接著受到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內部也有農民革命。多種矛盾交織使民國進入危機階段。在1937年全面抗戰之前，國內經濟維持一定增長率，通貨膨脹不嚴重，之後轉向戰爭狀態時，經濟受到嚴重衝擊，通貨膨脹開始。國家開始增發貨幣，因為需要黃金白銀買軍備，當時美國是要置身事外的，利用戰爭正好出售軍火，所以當時將近一半日本的軍事裝備是從美國來的。因此教育家陶行知作為留美學生非常憤怒回國，說射向中國的槍炮子彈48%都是美國提供的，我不能在屠殺人民的國家待下去了。
▲日本侵華戰爭
對美國來說，只要開組馬力生產軍火，就能緩解生產過剩，越大就越有經濟復甦機會。對中國來說，也得買軍火，因為一戰德國是戰敗國，國民黨軍隊得到很大的德械師來裝備中國。
戰爭導致財政虧損，真金白銀買就得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就得靠印鈔，印鈔導致通貨膨脹。所以從1937年戰爭打響，通貨膨脹就開始了，在抗戰八年期間，特別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打響，西方對中國還有戰略援助，所以稍微還算穩得住。
然而，一旦抗戰結束後，1946年國內戰爭打響，導致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更嚴重，貨幣貶值更厲害了。我以前在人民大學講課時，用過一張圖，一張地方鈔票，票面印成60億元。當民國政府1948年改行軍安券時，60億換1萬軍安券，這是重大的通貨膨脹，惡性到了一定程度，越是通脹經濟越沒法運行，最大的問題是任何實體經濟都不可能在高度通脹下生存。只要宏觀經濟出現經濟危機，做產業和實體經濟的人，都受不了。當時民國政府沒辦法，也請美國專家和海歸搞了頂層設計，從美國借款4800萬美元，以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確定的美元與黃金固定兌換率為基礎，發行軍安券，把國內所有美元和黃金的自由市場全部取締，國家收回，這樣儲備有了穩定基數，降低惡性通脹。這個設計邏輯合理，但沒法操作，四個月後徹底失敗，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國民政府摧枯拉朽的垮了，是因為財政垮了、金融垮了，軍隊沒有軍餉了。
▲新疆發行的60億元紙幣
所以，民國最終演化成慘痛教訓，1949年經濟發展時，很大程度上是民國追求現代化敗亡而延續下來的。當新政權靠農村農民革命打下天下時，有個重要差別是，很抱歉，農民革命是去現代化的，共產黨建立的政權靠著向農民承諾分配土地。1946年以來，當國共內戰時，雙方最大的差別是國民黨連減租減息都做不了，共產黨是以1946年開始的土地革命來應對國民黨的全面進攻，是以保衛土改果實來動員農民來參軍參戰，歷史上都是屢試不爽的。
億萬農民救中國
在農民革命的條件下，農村包圍城市客觀上成功，是因為在農村和農民在一起時，不用搞現代財政、現代金融。淮海戰役陳毅元帥有句著名的話，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推小車推出來的，不僅僅是英勇作戰，很大程度上後方有支持，1個前線作戰的解放軍後方有38個農民支撐。能夠搞土地革命的，就不需要支付貨幣，打個白條就行了，這就沒有財政支付和赤字，再加上解放軍根據地的政權都是用實物來支付的，幹部是拿小米的，因為從延安走出來的，小米是最方便的計量工具。民國大危機的條件下，什麼最有效？糧食。糧食可以簡化成小米，小米相當於等價物，糧食替代貨幣。於是，解放區幹部都是供給制，用小米作為衡量標準的，這個事兒一直到建國後，毛澤東作為國家主席，一年年薪是3萬6000斤小米，不是用大車拉小米啊，是年工資值這些小米，是等價概念。商品等價物不是錢，是從解放區形成的這個小米，這個是土地革命派生的中國經濟現象，它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是民國現代財政、金融支付不了軍隊軍費開支下的機制，是特殊的經濟機制——去城市化、去現代化的，保證了從農民革命起家的解放戰爭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小米+步槍
建立政權之前，毛澤東有篇重要文章，叫《新民主主義論》，是1947年中共七大以後發表的。其中很重要的內容，是解放戰爭打起來之前，有個很重要的安排是東北，要想向從東北得到日本關東軍的裝備，就得是蘇聯認可你作為共產黨政權，是符合蘇聯認可的共產黨體系。而當時蘇聯意識形態，是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後，形成的革命階段論。蘇聯從二十年代給定中國的革命階段論，就是中國是個封建制的農民國家，只有先配合國民黨參與資產階級革命，等到工業化大生產，由資產階級革命催生資本主義，你們才能作為共產黨去發動工人階級革命，因此國共第一次合作，是按照蘇聯斯大林革命階段論來的。斯大林始終堅持這套，我們必須在完成奪取政權、先進入民族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所以有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必須在延安山溝裡搞山溝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得不到蘇聯認可，意味著得不到蘇聯戰略援助，解放戰爭最重要的是日本投降後，共產黨要跑步進東北去接收，如果蘇聯滿腹狐疑，很難得到支持。
到四十年代，在意識形態上完全認同並讓當時佔據主導地位的斯大林蘇聯共產主義認同中共表述後，才有進軍東北的條件。隨著戰爭發展，需要強調建國後中國必須搞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就叫做新民主主義，所以新中國建國，五星紅旗五顆星裡面，大星是共產黨領導，當然也是國家資本，周邊四顆小星，有民族資本家一顆星。
▲毛澤東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臺上
1947年確定中國建國還是要搞民族資本主義，但是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資本主義，從民國延續到新政權，雖然靠農民革命打贏了，但接手的是民國留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陡然出現新現象：在農村可以不用貨幣，在城市缺一分錢都不行，當時共產黨全面接收了民國政權留下的城市體系，政府、醫療、警察、學校等，全都需要財政。這個時候南方還沒打完，還沒解放，一方面軍費要增加開支，另一方面城市也要開支，陡然出現接手後的第一大問題，就是財政赤字高達70% - 80%。這時候開始統一貨幣，印人民幣，於是大規模增發貨幣，陳雲同志畢竟財經經驗豐富堅持要逆週期，貨幣還得增發，不增發沒法彌補財政赤字。增發貨幣當然造成通貨膨脹，實體經濟會不景氣，接著我們說，這個危機是怎麼調整過來的。
調整措施度過危機
還是億萬農民救中國，因為土改給農民分地，農民這種小生產者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只要拿到地，一定是節衣縮食多買點地。小生產簡單生產力的外延擴張就是拿地，拿地不能搶，當然有人生產能力不足，於是就有人賣。因為新民主主義堅持的是土地買賣自由，當時不允許土地租賃，只允許土地買賣。農民只要買，就得攢錢，誰是人民幣最大吸納者？農民。農民人口占當時人口的88%，農民儘可能吸納增發的貨幣，農民又不馬上花，他存到銀行攢錢買地，主動讓銀行回籠貨幣。中國宏觀經濟是怎麼玩轉兒的？恰恰是老農民啊，88%的老農民，1950年4億多農民吸收了鈔票，又存到銀行，可不就是鈔票就循環了，宏觀經濟壓力大幅度下降。
農民交的就是最值錢的糧食、農產品、棉花等，剛接手城市，實體經濟在高通脹下是不能生存的，於是作為實體經濟的資本家如果不把錢趕快從實體息出搞投機，根本適應不了通脹。於是，中共剛接手城市就遭遇了投機潮，打“兩白一黑”，白米白麵，黑就是煤炭，都是城市生活必需品。我們當時想搞民族資本主義，但民族資本家們打起了“兩白一黑”或者叫做“三白”戰役，一輪又一輪，手裡如果沒東西，就會民不聊生、新政權就不可能做得穩。所以我們說，農民救了新政權，是因為他們交的是糧食能讓平易城市物價的，這是誰幹的？是國營商業。國家一接手，革命是暴力奪取政權，暴力構建新的財產關係，帝國主義在華留下的所有財富、民國政府財產、海外援助、蘇聯援助全部收歸國有，國家資本迅速形成很大力量，國家資本和軍隊緊密結合，所有農村調運就是有保證的。再加上財政金融工資收入社會開支還是供給制，折實，農產品除了一般等價物之外，扮演了儲備作用、宏觀調控作用，是建國之初變成自主的經濟類型，可以集中調動一切來打擊投機。
▲三反五反的政治運動
最終三次城市經濟戰，以投機商完敗、國家資本為主的國有經濟完勝作為結果，幾個月時間，通貨膨脹就壓下來了，一壓下來，新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就萎縮，迅速進入通縮。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年初，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就被自身經驗實際證明走不下去了，當時政府開始用政府採購方式拉動民族工商業，拉動私人個體的資本主義成分的經濟，拉得很困難。農村當時有一定發展，工業品開始下鄉，經濟有所復甦、條件是有利的，可過程又出現貪汙腐敗現象，最終導致這個階段出現三反五反的政治運動。
同期的另一個現象，是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創造了巨大需求，這個巨大需求是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帶動了蘇聯必須向中國大量援助軍事裝備生產線，於是軍用工業為主的工業模式在中國形成，這也是國有資本乾的。蘇聯給中國的援助是國家援助，並不要求馬上還，只是記賬，於是國家承擔、主要是中央及中央國企從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有了156個蘇聯援助的大項目計劃，配套600多個國內項目，由此中國進入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新階段。
其實新中國早期，從1949年建國就是充滿著大風大浪的大危機，幸虧是通過農民革命形成政權、暴力革命打破了舊勢力形成的資本體系、由國營商業完成對當時惡性通脹的平易職能，才有後來的發展。當然也不可避免導致從1952年、1953年開始，從陸續推進互助合作、到推進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然後對私人工商業的改造等一系列後來演變，從國初克服危機系列措施派生了制度變遷，從而對後續形成了路徑依賴。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雙綠66人圓桌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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