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中的甘地是人類之光，即便到今天東西方社會都被其個人的精神和意志所折服。不過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而言，人類歷史中的“造神”運動背後都有所政治意圖所在。今天就聊聊甘地這個偉人背後的“瑕疵”。
1940年，國民政府派遣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訪問印度，聖雄甘地自然在行程當中。本以為兩個千年古國會因為相同遭遇而能對對方的傷痛而感同身受，戴院長卻在聖雄這裡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甘地說：不管怎麼說，中國不是在實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對日抗戰，說明中國從來沒有非暴力意願。說它只是自衛，從非暴力原則來說，這不是理由。從非暴力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來對付一個開化了的日本，還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樣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假如中國人有我這樣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樣的最新毀滅手段。中國人可以告訴日本人，‘帶著你們的毀滅手段來吧，我們以兩億人給你，可是剩下的兩億人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假如中國人真的這樣做了，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的奴隸。
我們劃一下這段話的重點：一，中國跟我不是一路人；二、自衛不是暴力的理由，自衛也是暴力；三、中國用暴力對抗日本是愚蠢的；四、中國人可以用2億同胞的性命來換取剩下2億人的性命。
甘地如此糊塗並非只是對中國人，他在二戰期間也同樣勸說猶太人不要抵抗希特勒。遭到猶太人的一片痛罵，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就寫信反問甘地：
“聖雄，你知不知道，什麼是集中營，那裡發生著什麼事？集中營裡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罰？有哪些緩慢和快速殺人的方法？對於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採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態度，因為使用這種方式有可能使他們逐漸變得明智起來。可是要對付一個萬惡的魔鬼就不能這樣。在某種情況下，精神力量是無法轉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詞意味著見證，可是如果沒有見證人在場又該如何呢？”
聖雄的言行，自然是建立在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所取得的成果之上。任何人，哪怕是一個聖人、偉人都不可避免的用自己的經驗來判斷他言行的對錯，而甘地正在這麼做，儘管他難易理解中國人和猶太人所經歷的殘酷經歷而帶來的傷痛，即便從文字圖片當中有所瞭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隔離之下，他永遠都不能感同身受。
而且面對的敵人也完全不同，甘地活到被自己人刺殺就是證明。在中國大陸橫行的特務機關以及歐洲大陸上的集中營，都不是甘地能夠理解的存在。
一如今天面對香港問題，美國一些有色人種球員卻站在“言論自由”的角度上任意踐踏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同樣是白種人給我們留下的歷史傷痛，N-Word對於他們的侮辱自然有背後一段屈辱的歷史。而香港問題，又何嘗不是呢？
再回到印度的獨立，印度的暴力抗戰也從未停止，從一個歷史愛好者來看，正是這些甘地口中的“暴力者”成就了甘地的名聲和偉績。在《無聲的中國》當中，有這麼一句話：中國人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這樣的論調可以說是適合全人類，經歷過二戰之後，英國本身已經喪失了“日不落帝國”的實力，對於殖民地的掌控已經很難像之前一樣了。而“非暴力”卻不會真正挑戰他們的掌控能力，對於英國殖民統治有威脅的只有那些武力抗戰者。
在局勢面臨失控之間，英國只是恰到好處的選擇了退場時間，而政權自然不能交給那些視英國為敵人的激進派手裡。離場的同時還激化了印度派和穆斯林派之間的矛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印度和中國的矛盾，讓印度無暇想起曾經被殖民的屈辱。
因此是英國成全了甘地，印度屢敗屢戰抗爭的人成全了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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