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間，蘇州府長洲縣周家媳婦張氏，青年喪夫，在將遺腹子撫養成人、準備成親時，兒子又不幸病逝。張氏欲為兒立繼子，族人稱其子未成年身故，不能立嗣，由此打了數十年的官司，沒有結果。蘇州知府鄭毓賢的幕友汪輝祖依照禮制，擬定判詞，准許張氏為子立繼。後周氏族人告狀不止，江蘇巡撫陳宏謀為此，親查案卷，給予高度評價。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中記載了這樁案子。
乾隆二十五年（1760），汪輝祖出任蘇州知府鄭毓賢的幕賓。縣內有位婦女張氏，本是官宦之女，出嫁後十九歲時，丈夫就不幸亡故。張氏恪守婦道，安心守寡，好在丈夫去世時，她已懷有身孕，遺腹子是她唯一堅持的希望。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孩子終於出生，還是位男孩。有了兒子，張氏平靜的生活，泛起一縷溫馨，滿心盼望周繼郎長大成人，支撐門戶。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箇中艱難，不用細說，好在苦盡甘來，兒子平安長到十八歲，正是說親娶妻，成家立業的年紀。張氏看在眼裡，喜在心中，給兒子訂了門親事，準備八月辦酒。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七月份，周繼郎竟身患重病，撒手人寰。
張氏傷心欲絕，欲為兒子立繼，周氏族人認為繼郎沒有真正娶妻，執意要為張氏的亡夫立嗣，雙方互不相讓，爭持不下，訴諸公堂。數任長洲知縣都批示讓周氏家族自行商議處理（房族公議），然歷經十八年，此案依舊沒有結果。
這年二月，蘇州知府鄭毓賢接到張氏的訴狀。她痛陳自己自嫁周家後，十九歲守寡，辛辛苦苦把兒子撫養成人，無奈天不遂人願，兒子十八歲，尚未成親，年紀輕輕就不幸病故。送走丈夫，再送走兒子，此中痛苦，無人能解其中滋味，現今來告，皆因為子立嗣之事尚未著落。
據張氏稱，自己而今已年近花甲，還能勉強去丈夫兒子的墳前看看，一旦身故，兒子又無繼子，墳前無人祭拜，在陰間就要捱餓受苦，自己的責任沒有盡到，死不瞑目。“周氏家族堅持為我夫君立嗣，如此我夫君有人祭祀，然我子無人祭祀。”
汪輝祖得知，深受感動，他仔細翻閱張氏的案卷，已厚達數尺，翻來覆去，無非都是張氏為兒子立繼，周氏族人不答應；家族為張氏亡夫立嗣，張氏不同意。官府沒有一錘定音的處理，只是推諉拖延，踢皮球，讓周家內部處理。可嘆若能自行解決，又怎會鬧到官府？乾隆十九年（1754），張氏擇人立為孫子，族人認為人選乳臭未乾，堅決反對，讓張氏重找後，再行討論，一而再三，也就遷延不決。
汪輝祖查明案情，再也坐不住，立即擬決：如果說不讓張氏為子立繼，張氏中年喪子的內心痛苦就得不到任何彌補，她辛苦十八年撫養兒子成人的心血就會化為烏有。因此，張氏之舉，合情合理，應該得到支持。周氏族人堅決反對，振振有詞地說：周繼郎至死沒有真正成親，既無妻，又怎能有兒子？
對未成年死亡的，能否立嗣，律法沒有明確規定，可參考儒家經典（律所未備，可通於禮）。禮制上寫有未成年去世的，其後嗣在服喪時，齊衰一年，這就充分證明未成年的身故之人可以立繼。況且，立繼與否，縱然有爭辯不清的情況，與其讓張氏故子不能立繼，而令青年喪夫、中年喪子的張氏雪上加霜、悲痛欲絕，莫如就讓她為亡子立嗣，以使張氏重獲希望和溫暖（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
乾隆十九年，張氏決定立為孫子的那位孩子，周氏家族以其年齡小表示反對，而今那孩子年已十六，從輩份看，也正好可做周繼郎的兒子，也免得立嗣之事一拖再拖，官司久拖不決。
判文擬出，汪輝祖的同僚朋友爭論不休，提出判詞沒有律法依據，而僅依禮制作出判決，與前任長洲知縣的處理大相徑庭，不啻於標新立異。況且，同張氏打官司的是整個周氏家族，都是有頭有臉的鄉紳士族，這些人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必會無休止地申訴上告。
面對疑問和責難，汪輝祖不為所動。知府鄭毓賢思慮再三，反覆要求汪輝祖修改判詞。汪輝祖固執己見，認為“為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終身，不可；為主人代筆而令主人造孽，不安”，堅稱理案無論涉及土豪士紳，還是貧苦百姓，只認天地良心，至於判詞采用與否，由東家鄭毓賢自己決定，倘若要換判詞，就先換掉自己。鄭毓賢深知汪輝祖的能力和為人，因此冒險按其所擬判詞，對案子作出審決。
果然不出所料，周氏家族根本不服，接二連三到官府告狀，按汪輝祖的建議，鄭毓賢拒不受理周氏族人的狀子。五月初五，午飯時分，知府衙門突然接到巡撫大人調取卷宗的親筆信函，要求將張氏立嗣一案的卷宗全部密封，快馬加鞭送到巡撫衙門，在座賓客無不震動。四天後，鄭毓賢面見巡撫陳宏謀，讓他沒想到的是，陳宏謀讚揚他及時果斷地處理了張氏立嗣一案，判決引經據典，有理有據，此案這才最終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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