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和“衙內”在中國古代社會，一般用來指官宦子弟。平頭百姓之間說客套話，尊稱對方的兒子為“公子”，那是當不了真的。二者最大的區別是，“公子”一詞含褒義，至少是中性詞。而“衙內”，貶義味道十足。
追溯這兩個詞的歷史淵源，二者也區別甚大。在春秋時期，“公子”特指各諸侯國國君的除太子外的其他兒子，而公子的兒子則叫“公孫”。到戰國時期，國君的兒、孫都可以叫“公子”，如戰國著名的四公子：齊之孟嘗君、魏之信陵君、魏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他們的父親或祖父是所在國的國君。再到後來，“公子”的內涵又擴大了，達官顯貴的兒子都可稱“公子”。
但被世人尊稱為“公子”特別是“名公子”的，其門檻是很高的。一是其父的級別要高，一個九品科級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吏的兒子，稱“公子”會讓人笑掉大牙的。二是其父是大官只是必要條件，本人還要有些文才，風流倜儻，長得不算醜，舉止風雅，為人俠義。如明末四公子冒闢疆、陳貞慧、方以智、侯方域，清末四公子陳三立、譚嗣同、丁惠康、吳保初，就是這類人物。
“衙內”這個詞是從“牙內”一詞訛轉而來的。古代“牙門”也叫“轅門”，指軍營之內。唐末和五代十國時期，藩鎮割據，軍閥混戰，統兵者要時刻提防手下的將士造反，所以宿營的牙門之內，由本家族的子侄輩帶領親兵拱衛。後來，文官在衙門內的子侄輩，也一併稱為“衙內”。這種“衙內”，多半是依仗父祖輩的權勢，幹欺男霸女、凌辱細民的勾當，為世人所不齒。這類物種在中國傳統戲文和話本小說中很常見，最有名的當屬《水滸傳》中高太尉的侄子亦養子高衙內。
中國從唐宋以後，靠科舉出仕是正途，雖然正途出身的文官，混蛋也不少，但畢竟是讀聖賢書出來的，自己和教育出來的兒子哪怕再壞，表面上還不敢過於飛揚跋扈，否則就會被士林恥笑。比如明代的嚴嵩、嚴世蕃父子，其貪腐之程度，有明一代，可以排進前三名。但嚴世蕃這人，聰明機警，自負乃天下之大才。書讀得很好，皇帝寫給他父親的指示，其字外之意，他理解得最精準。
人類進入父系社會後，可以說一個人來到世上，就開始與其他人“拼爹”。因為家庭的財富、父親的權勢和社會地位，對一個人接受什麼樣的教育、選擇何種職業、能利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創業，影響甚大。即使在今日法治體系相對健全、公平的歐美，出身政治豪門的布什，和遺腹子克林頓相比，其從政可資利用的家庭資源要強得多。更不用說幾千年來家國同構、家庭家族資源極為重要的中國了。對多數科舉正途出身的文官家庭來說，如何教育兒孫、避免兒孫中出紈絝子弟，一直是個莫大的課題。至今如曾國藩教子之道，仍然被世人推崇。
正由於中國古代幾千年來官僚層崇尚文教，文官的兒孫明目張膽地“炫父”、胡作非為並不多。讀書人的孩子“拼爹”是很講藝術的，他們會巧妙地利用父輩的關係，拜見年伯、世兄時，一定會態度謙恭。如明末侯方域寫信勸說他父親的門生、手握重兵的左良玉，那文辭是何等的優美。李鴻章因為其父親李文安和曾國藩是進士同年，所以很早就拜在曾氏門下，因此才得以飛黃騰達。但必須承認，這和李鴻章的才具是分不開的，一個胸無點墨的紈絝子弟，其父親的同年如何提拔他，也不會有太大的成就。而且，當時由於有科舉這個剛性門檻，大官的孩子如果考不上舉人以上的功名，仕途是很難的，因為捐班——即花錢買官銜，一般很難做到大官（除非有特殊機遇），且在官場上被人瞧不起。
有些公子利用父親的權勢，做一番利國利民的大事，這就成了後世傳頌不斷的佳話。如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是湖北巡撫，他利用父親的名望結交各路英豪，致力於變法維新。陳寅恪的尊人陳三立，在其父陳寶箴擔任湖南巡撫期間，輔佐其父大辦新式教育和實業，使歷來封閉守舊的湘省一躍成為變法風氣最濃的省份。當然，並不是所有科甲出身的大官，都不會出不肖子弟，有些人的子弟同樣會公開“炫父”，其父親的下級為了拍馬屁，就會想方設法逢迎這類衙內。如明嘉靖年間的胡宗憲，進士出身，曾任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浙直福建軍務，在東南一帶抵禦倭寇。他的兒子曾來到海瑞當縣令的淳安縣，嫌驛站招待太差，鞭打了驛丞。這就是典型的仗勢欺人。海瑞將這位威風八面的衙內捆綁起來交給胡宗憲，說有人假冒大人的公子，下鄉騷擾驛站。因為像大人這樣的人物，不可能教出這樣的公子。鐵面海瑞是官場異類，但海瑞這番話讓胡宗憲只能啞巴吃黃連，說明當時官場內誰家孩子仗著父親的權勢張揚招搖是很丟人的事情。那個時代，容易仰仗父親權勢橫行霸道的，多是級別不高的惡吏、地方土豪或者是沒受過什麼教育的武官的兒孫。如明朝天啟年間的“緹帥”許顯純———即掌管錦衣衛的都指揮使，他爺爺是駙馬，也就是說他身上有皇帝的血脈，從小不好好讀書，鬥雞走馬，尋花問柳，是薛蟠一類的人物，最後只能弄了個武進士出身。後拜在魏忠賢門下，是殘害東林黨人的第一殺手。後來崇禎即位，剷除閹黨，他也被斬首了。
一個時代官僚階層子弟的行為和公共形象，可以作為衡量這個時代政治是清明還是腐敗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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