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大意失荊州”是千古奇冤，1800年的黑鍋不再背了！
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三國演義》中濃墨書寫的一段故事，作者認為關羽之所以失掉荊州也就是江陵、公安等幾個城池，原因在於關羽驕傲自大，輕視糜芳和士仁等人，由於他的剛愎自用和疏忽失掉了荊州。
關於這一歷史事件，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這裡面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深究，那就是呂蒙進入江陵之後，約束軍士，善待關羽士兵的家屬，保護得十分周到。關羽的軍心，因此大亂，士卒離散。俗話說兵敗如山倒，但是當時的情況是還沒有打軍隊就已經崩潰，後來關羽只能帶著十幾個親信逃亡，被孫權派人截殺。
而此前關羽攻打襄樊時，卻是另外一種相反的情況。
曹仁帶領士卒，上下一心，拼死抵抗，終於等待援兵到來。《三國志曹仁傳》是這樣記載的：“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慾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這種巨大的反差說明荊州的丟失與劉備集團軍隊凝聚力有著極大的關係。
雖然有不少人認為劉備、諸葛亮的荊州戰略不對，不過隆中對中談荊州戰略時天下局勢還不像後來的那麼明晰，不能用十幾年後的局勢來評判十幾年之前的戰略，畢竟戰略也會發生改變，更何況當時劉備剛取得漢中，才算在益州站穩腳跟。就算有戰略方面的原因，但是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接連兩座城池的丟失才是最重要的，畢竟在當時，即使守城的人少，想要攻克江陵和公安兩座大城不是一兩個月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單從戰術層面而言，失荊州，劉備是第一責任人。
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劉備集團對士卒的控制力能夠和曹魏相比，那麼防守江陵和公安的糜芳和士仁也很難說可以和他們手下的將士一同投降。
如果士卒沒有離散、逃跑，關羽在失去江陵和公安之後不至於像喪家之犬一樣到處逃命。而曹仁手下的士兵為什麼能夠拼死抵抗，因為他們的家人作為人質生活在曹魏的統治中心，才能做到心無旁騖。但是作為關羽的頂頭上司劉備卻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丟掉荊州的責任主要應該由劉備承擔。
東漢末年莊園經濟的發展，很多士兵都成為將領們的部曲，直接聽命於所屬將領，實現對軍隊的強有力控制是漢末梟雄們的必然選擇。
東漢豪族的興起，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封閉的封建自然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門生故吏、賓客、少年、遊俠、刺客對大大小小的地主們的人生依附越來越大。各地的大族豪強參與到群雄爭霸的混戰之後，成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軍閥，他們對他們的部曲擁有絕對的控制力，根據時局的變化選擇加入哪一個更大更強的軍事集團。誰能更好、更強地控制手下的這些大小軍閥們，誰就能夠成為一方霸主。顯然，就這一點而言，劉備相比曹操差距太大。
曹魏集團的利用人質制度產生的凝聚力更強。
曹魏實行世兵制，部下的士兵及其家屬稱作“士家”，世代為兵，軍隊主力的家屬被強迫遷居到鄴城附近，如果前線士兵厭戰叛逃，就會將他們的家屬處死。不僅對士兵如此，對待投靠他的大小軍閥，也要求他們提供人質到鄴城。對待態度曖昧的地方勢力，也要強迫他們送質子，以此來增強對他們的控制。
當關羽在荊州征戰的時候，凝聚力、戰鬥力強的部隊都跟隨劉備征伐漢中，根本沒有注意到荊州兵的離心力，這才導致在孫權大兵壓境之時，與關羽歷來不合的守將，一點抵抗都沒有就紛紛投降。
荊州江陵、公安幾個城池對於劉備來說，屬於邊郡，按說怎麼也不應該允許士兵和守將的家屬同在荊州。試想如果守將的家屬都在成都的話，又怎麼會出現兩個城池和大量士兵離散的情況。而這種情況的出現，責任只能由劉備來承擔。
相比曹操，劉備在治國、治軍方面基本沒什麼政治手腕。
劉備以仁義著稱，歷經磨難才擁有自己的地盤，手下的各種勢力派別太多，針對他們的離心沒有及時運用政治手腕增加對他們的控制力。
身為人主，必須具備軍事家、政治家的洞察力和果斷性。生逢亂世，不僅需要慈悲心腸，更要具有霹靂手段。從後來的蜀漢內部的權力鬥爭來看，這些都是劉備的政治、軍事能力不足造成的惡果。
對比蜀漢後期的北伐，除了第一次的街亭之戰，不管是進攻還是失敗，都能夠進退有序，即使在撤退的時候依然能斬殺名將張郃和王雙等人，從這些可以看出，論治軍和內政能力諸葛亮都有很強的優勢，不過這個優勢在劉備活著的時候好像並沒有讓諸葛亮發揮出來。
有人可能會說，荊州的丟失，諸葛亮也應該承擔責任。不過我認為，劉備集團派系眾多，在劉備沒死之前，諸葛亮根本無法做到大權獨攬、大膽施政。諸葛亮真正放開手腳帶兵改革軍制，應該在街亭之戰失利之後。街亭之戰的失利，原因不全怪馬謖。當時派系過多的毛病可以說在街亭之戰體現的淋漓盡致，身為當事人之一的就有《三國志》作者陳壽的父親，所以才對其他人的問題一筆帶過。
“大意失荊州”的黑鍋，關羽揹負了1800多年，現在可以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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