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界大家。只是，他們之間，相差近30歲，屬於兩代人。
當錢鍾書在學界、在文壇嶄露頭角，以《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等書正式出道時，魯迅早已病逝多年，墓木已拱。據現今材料，他們終生未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緣了。
魯迅（1881-1936）與錢鍾書（1910-1998）
1936年前後，魯迅故去時，錢鍾書剛清華大學畢業沒多久，且正留學在外，也還沒有任何著作正式出版，其聲名只在清華小圈子內流散。基本上，魯迅是不大可能知道，有這麼一號人存在的。
而對錢鍾書而言，魯迅的大名自是從小就如雷貫耳的，加上他後半生始終生活在“獨尊魯迅”的環境之中，完全無法繞開。可問題的蹊蹺在於，就是這種情況下，且錢氏生平又那麼臧否人物，對魯迅卻幾乎置若罔聞，不議不論，讓人好生奇怪。
他一生語及魯迅的次數,以我寡陋所知,見諸文字材料的只有三四次，都是私下談話的一語帶過，正式論及可說未曾有過。可以說，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絕口不提魯迅的，錢鍾書是極少極少的例外。
無錫錢鍾書故居，此為其少年時代臥室
一句話來說，很多人以為，當時著名文化人幾乎沒有不談魯迅的，錢鍾書更沒理由不說，可他偏偏極力躲閃，事出反常，到底在隱藏什麼心思？這件逸聞，看似無聊八卦，在學術界曾引發過不少討論與爭議。
錢鍾書的忽視，到底是一個莫之致而致的習慣問題，還是取瑟而歌的別有深意，確實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本身是不構成疑惑的。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會引起注意，多少是因為對錢鍾書為人的隔膜所致。
錢鍾書的“圍城”世界
以錢鍾書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魯迅，或者乾脆不提，本就是極其正常的。錢鍾書一生，雖然在私下對著熟人會口無遮攔，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嶽峙雲起的自負，對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場合、發表的文字中，幾乎都閉口不談，熟視無睹。
不說魯迅了，我們現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大佬，諸如陳寅恪、金嶽霖、馮友蘭、徐志摩、葉公超、胡適等等，本都是一個圈子中人，他都瞧不上眼，生活中也懶得搭理。他心胸所向，始終是歷史上的文化偉人，這是一種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許。
錢基博與錢鍾書父子，1950年代，武漢
他幼年時，其父錢基博就告誡他，“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 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他以後志行，確實不忘父訓，“可謂孝矣”。 所以，他的《談藝錄》、《管錐編》引用書籍近萬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錄鬼簿”，但絕少有“活人”的身影。
據名學者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的記述，錢鍾書曾對他說過：“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時為1984年。這就是說，以《管錐編》、《談藝錄》之囊括四海，談及的現代人物僅有兩位，一為呂思勉，另一即為傅公。
孤島上，魯迅式的“一個都不寬恕”
這是錢鍾書的心高氣傲處。他的一生，絕少有行跡密邇的私交，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總體態度也是輕視的，幾乎懶得一提。偶爾有幾個人被點名，要麼就是私下閒談說到，要麼就是機鋒中寓有深意。
比如，《談藝錄》感謝周振甫，確實是因為周先生為他的著作編輯花費了很多心力，他讚賞這種道義；而對錢仲聯的批評，大概心理上就是覺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評你”。
當代名編輯周振甫，也是錢鍾書父親的學生
再比如，那個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還是樂於表現，但有言說必引聖言自重，唯獨錢氏，我們只在《宋詩選注》序中，看到他為“過關” 敷衍一句帶過。餘潛山就說，錢鍾書之“清白與乾淨”，當世幾句絕無僅有。
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沒有提及魯迅，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從來沒覺得這算得上是一個事情吧。
從錢鍾書所留下的隻言片語中推斷，對於魯迅為人為文，老實說他也似乎並不看重。
錢鍾書、楊絳夫婦及獨女錢媛
這個問題，早年名學者謝泳先生也有辨析。據謝泳的考證，錢氏在早期的文章中，雖未直接點名，但也是頻頻針對魯迅“放冷箭”的。謝先生說，解讀此中的關係，是瞭解錢鍾書的一個角度，也是探測現代某種類型文化人的一個視角。
以錢鍾書博涵且專業的學者立場看來，魯迅的學問識見，也許不但不會讓他驚奇，而且是不可以信據的。比如，李國濤《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提到，1940年代，錢鍾書寫《小說識小》，談到《儒林外史》時，批評說“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隱含胡適與魯迅，且更多劍指魯迅。
1980年代前後，出訪美國
1956年何其芳發表《論阿Q》，對魯迅小說中的人物評價提出異議，受到眾人非難，但錢氏卻是贊成者，並舉大量例子提出所謂“阿Q精神”塑造平淡無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館札記》第84則中，對於魯迅所主張的直譯的翻譯論，相當的不以為然。
不僅學問指摘，對於魯迅賴以成名的文學創作，他也意覺未愜。據水晶《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一文，1979年錢氏訪美，曾回應提問者說，“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皮裡陽秋，貶義明顯。可以說，魯迅的學問、文章，他沒有稱讚過。
“小時候，想成為魯迅那樣的作家；現在才明白，自己不過是他筆下的可憐人”
即便是魯迅的為人，他都是不甚欣賞的。現在能找到的兩處材料，全部都是旁敲側擊的負面看法。一次，在1985年4月26日回覆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信件中，他公開提到，“三年前魯迅紀念時出版之傳記，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間隻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國內外皆有私議而無聲言者”，謝泳說這是對魯迅婚姻的“暗諷”。
另外一則，見於李先生《黎澍十年祭》一文，說錢公曾如此比較魯迅與胡適人品之優劣，“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狠挖苦,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從這些陳年文字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看到，錢氏但凡談及魯迅，都無恕語，且頗致微辭。
錢鍾書遺著《管錐編》——這些年我讀的最慢、最多的一部書
他唯一一次公開稱頌魯迅，是在1986年10月9日社科院“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為院方長官所致開幕詞，稱“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
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官方代言,是應酬敷衍,並不能視為他自己的心聲。
錢鍾書儘可能地避談魯迅，而且對他沒有好感，原因除了彼此的人生旨趣確實大相徑庭不相為謀之外，應該也是有不便言明的私人恩怨摻雜其間的。
錢基博武漢舊居“樸園”，建於1930年代，掩映在曇華林附近
如上所述，因為年歲差距、生活範圍不同等原因，錢魯之間的生命軌跡不曾真的交會過。但是，他們本身都是文化界名人，家庭親屬都非泛泛之輩，又都集中在京滬兩地，要在生活中全無干系瓜葛，反倒是不容易的。
而且，因為魯迅的大名與好鬥，錢鍾書的至親都曾和魯迅鬧過不開森。校訂其事實，勘察其情偽，這多少是會影響到他對魯迅的看法的。
《魯迅全集》——可稱幾十年來影響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巨的一部書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和魯迅有過小插曲的小筆仗，互不服氣。錢基博是個方正的國學者，但對彼時的“當代新文學”也非常關注，在寫作《現代中國文學史》及一些文章時，專門談過魯迅，對其人其文持否定意見，稱“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
魯迅是在意這個意見的，在1934年的《準風月談》的後記中，專門貼了一篇《錢基博之論魯迅》“立此存照”，以示不平之意。我們都知道，錢鍾書的早期文學與價值觀念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家學”，錢基博的鄙薄態度不可能不會影響到他。
楊絳與其三姑，1938年因保護婦女而死在日軍屠刀之下的楊蔭榆
更為重要的是，錢鍾書的愛妻楊絳女士的親姑姑楊蔭榆與魯迅是死敵。1932年前後，是錢、楊在清華結識並墮入愛河的時間段，而恰在此時，也是著名的“女師大風潮”餘音未歇之時。當時的楊蔭榆和部分學生起了紛爭，校內展開“驅楊運動”，作為教員的魯迅是學生幕後的支持者，楊蔭榆連遭魯迅作文痛罵，以“上海洋場上惡虔婆”在史上留名。
對於此事，楊絳至老猶耿耿於懷，晚年寫《回憶我的姑母》，照樣不提及魯迅，但春秋筆法式地寫道，“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 ，為姑母打抱不平，對魯迅隱然貶斥。
錢鍾書雖然從未說過此事，但他們伉儷情深，“意見可以互換”，既然楊絳都不能原諒魯翁，錢鍾書又怎可能對魯迅有好感？
其實，錢鍾書自己，即便拋開所有恩怨，對魯迅也是成見甚深的。就價值理念而言，他們可稱“互為反對者”。他不提魯迅，甚至反感魯迅，我以為這是核心的原因。
錢鍾書的一生，一貫秉持群己權界論立場，自覺遠離政圈，推崇學術與人格的獨立性，厭惡任何外在的壓迫力量，所有人都視為聖眷隆寵的譯事工作也不覺得多榮耀，對於左翼盟主的魯迅，尤其是被捧起來高高如神的魯迅，我們不難想到他那高傲的表情的。有所不取，良有以也。
恩怨已散，各留先生之風
錢鍾書是個聰明人，極懂明哲保身之道，知道老虎的尾巴碰不得，後半生似乎一直都在刻意迴避談論魯迅。他的心底，應該是沒把魯迅看得多重的。好不好另說，可這應該是件事實。
錢鍾書沒刻薄批評魯迅，以他嘴不饒人的作風，都算是菩薩低眉筆下留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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