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城乡居民平均每人的肥猪消费量仅有1.41公斤，与1957年相比减少72.2%（《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1952—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29页。）。即便经过五年的经济调整，到1965年，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实际上仍然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507页。）。
在恢复程度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令人颇为不解的现象——据《中国经济年鉴》记载，1965年，旺季收购的肉、禽、蛋堆积如山，许多地方开始推销“爱国肉”（《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第Ⅳ-32页。)
有一些地方，虽然“爱国肉”现象未入正史，但民间的记忆却十分清晰。例如1965年，著名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家中买了很多猪肉，便邀请参与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参考教材的人到家中吃肉，令被邀者记忆深刻。其中有人回忆事情的原委时写道：“1965年的南京，市面上猪肉货源过剩，政府动员市民多买肉，大家戏称为‘吃爱国肉’。”（《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7页。）这是江苏省南京市的情况。同处江苏省的如皋县（今如皋市）也在同一时期吃起了“爱国肉”。
有人回忆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刚刚喘过一口气来。正是暑热夏天，母亲提回一刀猪肉，苦着脸，说，单位摊派，爱国肉。”母亲发愁，孩子们却很高兴，“油晃晃的爱国肉在少年的眼里十分可爱”。这“爱国肉”竟从此开始“一吃好几年，每年夏天家家户户都要摊派上几回”，直到60年代后期。（蒋琏：《爱国肉》，《如皋日报》2012年11月28日。）
距离如皋100多公里的上海也有关于“爱国肉”的记忆。有人写道：“1965年底，因为猪肉过剩，政府动员职工买‘爱国肉’。”“我记得1965年冬天，母亲拿回家四分之一只猪，腌成咸肉过年吃。”（胡果威：《解放之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65—66页。作者1949年生于上海，1965年时在上海读书。）
上海市静安区（市区）的一份材料印证了那里的“爱国肉”现象，只是时间略有不同：“1964年春节，出现猪肉积压的状况，区委就又动员干部和党员买‘爱国肉’了。”（《静安文史》第6辑，内部发行，1991年，第233页。）总之，各种回忆拼接起来，华东地区60年代中期“爱国肉”现象的图景也是比较清晰、可信的。
而天津人也有这样的回忆：
说到吃肉，食客难免垂涎欲滴。可把吃肉和爱国联系在一起，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会觉得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五十多年前，中国的确有过一场以吃肉为爱国行为的运动。
大约是在1963-1964年的样子。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粮食多起来了，副食的供应自然也就逐渐好转了。肉店里案板上的肉越来越多，开始，人们还欣喜若狂。经过三年灾害的饥饿，人们对阔别已久的猪肉那种亲切感简直近乎疯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些梦寐以求的欲望，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人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买肉，想买多少买多少。记得我们家里就结结实实炖上一大锅肉，管够地吃了几天。而且还绝对用得上这样一句成语——“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可是人们往往对自己胃口的战斗力缺乏足够的估计。没过几天，人们对猪肉的热情好像骤然锐减。可是就在此时，人们的胃口的战斗力又受到更大的挑战。
由于经济复苏，各地生猪存栏数骤然猛增，加上本来出口的部分猪肉被退回，于是全国各地的猪肉存放机构纷纷告急。这时，有了不少优惠政策：降价、赊帐，等等等等。
按说吃肉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坏事，何况又经过三年没有油水的时代呢？可凡事都要有个限度。一来，人们的胃口有限，怎么着也不能光吃肉不吃粮食蔬菜啊（咱比不了食肉民族）。二来呢，人们的钱包有限，猪肉再降价也是要拿钱来买的。这对于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钱的中国大多数百姓来说，购买能力也是问题。这三来，当时根本没有（连想都不敢想）家庭冰箱。即便是多买了，存放也是个问题。记得我们五口之家也就买了二十多斤，一部分炖成红烧肉，一部分腌成咸肉，其他则现做现吃了（炒菜、包包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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