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城鄉居民平均每人的肥豬消費量僅有1.41公斤，與1957年相比減少72.2%（《中國貿易物價統計資料（1952—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29頁。）。即便經過五年的經濟調整，到1965年，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實際上仍然沒有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年，第507頁。）。
在恢復程度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出現了一個令人頗為不解的現象——據《中國經濟年鑑》記載，1965年，旺季收購的肉、禽、蛋堆積如山，許多地方開始推銷“愛國肉”（《中國經濟年鑑（1981）》，經濟管理雜誌社，1981年，第Ⅳ-32頁。)
有一些地方，雖然“愛國肉”現象未入正史，但民間的記憶卻十分清晰。例如1965年，著名建築史學家劉敦楨家中買了很多豬肉，便邀請參與編寫中國古代建築史參考教材的人到家中吃肉，令被邀者記憶深刻。其中有人回憶事情的原委時寫道：“1965年的南京，市面上豬肉貨源過剩，政府動員市民多買肉，大家戲稱為‘吃愛國肉’。”（《劉敦楨先生誕辰110週年紀念暨中國建築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07頁。）這是江蘇省南京市的情況。同處江蘇省的如皋縣（今如皋市）也在同一時期吃起了“愛國肉”。
有人回憶道：“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國民經濟剛剛喘過一口氣來。正是暑熱夏天，母親提回一刀豬肉，苦著臉，說，單位攤派，愛國肉。”母親發愁，孩子們卻很高興，“油晃晃的愛國肉在少年的眼裡十分可愛”。這“愛國肉”竟從此開始“一吃好幾年，每年夏天家家戶戶都要攤派上幾回”，直到60年代後期。（蔣璉：《愛國肉》，《如皋日報》2012年11月28日。）
距離如皋100多公里的上海也有關於“愛國肉”的記憶。有人寫道：“1965年底，因為豬肉過剩，政府動員職工買‘愛國肉’。”“我記得1965年冬天，母親拿回家四分之一隻豬，醃成鹹肉過年吃。”（胡果威：《解放之子》，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第65—66頁。作者1949年生於上海，1965年時在上海讀書。）
上海市靜安區（市區）的一份材料印證了那裡的“愛國肉”現象，只是時間略有不同：“1964年春節，出現豬肉積壓的狀況，區委就又動員幹部和黨員買‘愛國肉’了。”（《靜安文史》第6輯，內部發行，1991年，第233頁。）總之，各種回憶拼接起來，華東地區60年代中期“愛國肉”現象的圖景也是比較清晰、可信的。
而天津人也有這樣的回憶：
說到吃肉，食客難免垂涎欲滴。可把吃肉和愛國聯繫在一起，可能現在很多年輕人一定會覺得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五十多年前，中國的確有過一場以吃肉為愛國行為的運動。
大約是在1963-1964年的樣子。三年自然災害過後，國家的經濟開始復甦。糧食多起來了，副食的供應自然也就逐漸好轉了。肉店裡案板上的肉越來越多，開始，人們還欣喜若狂。經過三年災害的飢餓，人們對闊別已久的豬肉那種親切感簡直近乎瘋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些夢寐以求的慾望，似乎一夜之間變成了現實。人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買肉，想買多少買多少。記得我們家裡就結結實實燉上一大鍋肉，管夠地吃了幾天。而且還絕對用得上這樣一句成語——“吃著碗裡的，望著鍋裡的”。可是人們往往對自己胃口的戰鬥力缺乏足夠的估計。沒過幾天，人們對豬肉的熱情好像驟然銳減。可是就在此時，人們的胃口的戰鬥力又受到更大的挑戰。
由於經濟復甦，各地生豬存欄數驟然猛增，加上本來出口的部分豬肉被退回，於是全國各地的豬肉存放機構紛紛告急。這時，有了不少優惠政策：降價、賒帳，等等等等。
按說吃肉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壞事，何況又經過三年沒有油水的時代呢？可凡事都要有個限度。一來，人們的胃口有限，怎麼著也不能光吃肉不吃糧食蔬菜啊（咱比不了食肉民族）。二來呢，人們的錢包有限，豬肉再降價也是要拿錢來買的。這對於平均工資只有幾十元錢的中國大多數百姓來說，購買能力也是問題。這三來，當時根本沒有（連想都不敢想）家庭冰箱。即便是多買了，存放也是個問題。記得我們五口之家也就買了二十多斤，一部分燉成紅燒肉，一部分醃成鹹肉，其他則現做現吃了（炒菜、包包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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