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與“竹林七賢”

魏晉時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黑暗時期， 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也。用魯迅的話說，那是“司馬氏已想篡位的亂世，是將近易代的時候。”

年輕帥氣的嵇康，常和幾位友人一起，肆意暢飲、激揚文字於住所附近的竹林之中，被世人稱作“竹林七賢”。 七人都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興起之時，常以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為快，最終被司馬氏集團瓦解，導致分崩離析。

後遂用“竹林宴、竹林歡、竹林遊、竹林會、竹林興、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羈的飲宴遊樂，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賢”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竹林七賢

在“竹林七賢”中，以山濤年事最長，且“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濤發現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濤發現並介紹給嵇康和阮籍認識，因此，山濤是竹林之遊實際的組織者和人事核心。

而嵇康既是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又是反對司馬氏政權的急先鋒（在竹林七賢中數他的反抗最為激烈）。

嵇康通曉文學、音樂，有作品《與山巨源絕交書》《琴論》《養生論》傳世。

另外，作為音樂家，嵇康善彈古琴，以生命之絕唱《廣陵散》成為千古佳話，又著有《聲無哀樂論》一書，探討音樂和精神情感的關係，此書思想與《樂記》中儒家所提倡的音樂思想，構成了封建社會中音樂思想的兩大潮流的源頭，影響了數千年，對現代生活也頗具借鑑意義。

嵇康之美

嵇康（字叔夜）是”竹林七賢“中的美男子，身長7尺8寸（現在的1.8米左右），外形俊朗，風姿卓越，見到他的人都不由得驚歎：“瀟瀟肅肅，爽朗輕舉。”或者說：“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濤這樣評價他：

嵇康與山濤

後“玉山”專門喻指風姿俊美的男子。

李白《襄陽歌》中道：“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

嵇康軼事

嵇康，生於魏文帝黃初五年（224年），被司馬昭所殺是263年，年僅39歲。離265年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晉朝已是很近。

因嵇康和曹魏宗室有姻親關係，思想主張上又堅決反對司馬氏政權，所以在司馬氏看來，他是不得不剷除的政治威脅。

當時已經掌權的大將軍司馬昭欲禮聘嵇康為幕府屬官，嵇康跑得遠遠的躲避。後來司馬昭又派手下鍾會盛禮前去拜訪，同樣遭到嵇康的冷遇，也因此得罪了鍾會，後來招致他的讒言陷害。

山濤（字巨源）要升職了，特別舉薦好友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卻不惜拉下臉，作洋洋灑灑近2000字的

如此堅決拒絕仕途的態度，雖被後世所傳頌，但卻更加招來司馬昭的忌恨，史稱：“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怒焉”。

嵇康思想

嵇康批判司馬氏政權的合法性，利用自己在思想界的地位，淡薄古聖賢們建國立業的功績。司馬氏集團想利用暴力推翻曹魏政權，他就反對“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說：“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與山巨源絕交書》）

古聖賢中如商湯、周武王、周公等人，他們同樣以武力奪取天下，這種方式與司馬氏的做法相似；而孔子讚揚堯舜以禪讓天下，因此司馬氏政權必然與孔子之道不相近，這自然也是不好的，是“世教所不容”的。

魯迅提到：非湯武而薄周孔，在現代社會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好呢？沒有辦法。

恬靜無慾

也就是說，通過否定了司馬氏政權的合法性，讓它在倫理上站不住腳，同樣的思路也可在《聲無哀樂論》中看到。

秦客問於東野主人，以仲尼、季札兩位先賢聽樂以感知禮、德和國之興衰為例時，東野主人（即嵇康化身）解釋了古人聽樂的審美標準：古人知情不可姿，欲不可極，故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

該觀點與當時社會的潮流格格不入。先秦時期的審美標準，特別是在周朝，是以“德”“禮”為核心的。其審美價值服務於“天道”的秩序規。周人這種以“德”和“禮”為核心的審美意識，直接決定了他們的藝術美意識。當時，他們對藝術沒有進行嚴格的分類，凡表達情感的詩歌、音樂和舞蹈，都被籠而統之稱為“樂”。“樂”要想成為藝術，也必須合德合禮。

所以即便是仲尼聞韶樂或季札觀樂，他們的審美意識體現的也是順應了統治階級需要的。東野主人言外之意在於提出：“樂”在被人定義後，已經體現不出音樂的真實意圖，人為故意篩選出自認為美的，這雖對治理國家很重要，卻忽視了人的本心，例如哭不僅僅因為悲傷而哭，歡不僅僅因為快樂而歡，那麼“季札觀樂”得來的信息也就沒那麼準確了。

進一步說，傳統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對人之常情的簡單一對一的定義以哀樂，通過音樂反應民生，為統治者治理國家尋求根據，是不那麼可行的。而且其忽視了善惡，特別是政治的合法性。那麼，否定傳統的審美意識也就否定了建立在審美體系之上的統治倫理。

在亂世三國，這種說法獲得了一定的市場，因為當時司馬氏政權的統治倫理尚不完善，而且也有許多文人支持曹魏政權，反對司馬氏。

嵇康對音樂的見解

在《聲無哀樂論》中的體現於：“心之與聲，明為二物”，而反對《樂記》的“凡音之起，由心生也。”

道家音樂思想中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的審美志趣，老子認為“大音希聲”以追求無聲的境界。在嵇康看來，自然的無聲是無哀樂之聲，而有善惡之聲。

“夫五色好醉，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這一觀點也體現出他傾向莊子，反對人的主觀作用的提點，而且他將“聲”和“酒”做了一個類比：然和聲之感人心，亦如酒醉之發人性也。酒以甘苦為主，而醉者以喜怒為用。其間歡戚為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為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關於音樂的本質問題，嵇康肯定了音樂的客觀存在：“然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

他的音樂主張否定了舊教的審美理論和音樂單純的教化性，將人的哀樂之情從音樂中解脫出來。

可以說，嵇康的思想是站在文人的角度，尤其是有魏晉風骨文人的角度出發的。他高度概括了音樂的客觀存在，通過詳實的例子作證了自己的觀點。

在他生命的盡頭，他用一曲《廣陵散》構建成了自己的音樂美學理論大廈。

廣陵絕響

嵇康之災

在為人上，嵇康確是一位非常隨性的人物。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

為什麼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威以禪讓，既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魏晉時所謂崇拜禮教，是用以自利——如曹操殺了孔融，司馬懿殺了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嵇康的不孝在於他在為母親守喪的時候依然飲酒食肉。可謂之不孝，他的好友，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也這樣做過。這也是身體力行反對司馬氏的一大標誌。這也給了司馬懿殺他的倫理理由。

但無論是司馬懿還是嵇康，他們都清楚僅僅以這一點還不足以將嵇康致死，這還沒有到非常極端的程度，所以，他的死因導火索是為其好友呂安辯護，本質上源於其高傲的天性和妄談政治的言論。

大權在握的司馬昭，是不得不殺了嵇康，為他的子嗣掃清障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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