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湘雅、北協和、東齊魯、西華西”，被稱為中國醫療界的四大王牌。四大天團都趕赴武漢，共同參與抗擊新冠肺炎。四大天團在一個地方聚首，這在中國醫療史上還是第一次。不曾約定，卻共赴“光明”。從這四家醫院創立之時到今日，協和99歲，湘雅104歲，華西128歲，齊魯130歲。這歲數，恐怕許多人都不知道吧。
醫療界的四大天團，在過去的一百年裡，為中國醫療和公共衛生的現代化，做出了卓絕的貢獻和不懈的努力。中國的輿論界，過去很多年，有一種聞“西”色變的恐懼症，似乎西方的什麼東西都不適合中國，這既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對現實的抗拒，毫無必要。我們今天以這幾個醫院為例談談這個問題。
中國傳統意義上也是有“醫院”的，但與近代西方的醫院制度大相徑庭。至少在漢代，中國就出現了有關醫院的概念。公元491年，南齊君主就建立了最早附帶診所的救濟機構。公元510年，第一個由政府管轄的“醫院”隨之建立。省級半官方半私人的“醫院” 在隋代已出現。
在中國古代，醫院一直是宮廷的產物，傳統的醫療制度基本是圍繞王權的需要而設置。由於為王權服務的職能所限，古代醫療機構為平民醫治的程度和規模相當有限。大家在各種辮子戲裡看到的各種大呼小叫“傳太醫”，就是這樣的。但是根據一份統計資料，歷代皇帝有確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這二百零九人，平均壽命僅為三十九點二歲。
近代以前，中國的醫療空間由私人運作。醫生以個體為單位獨立而分散執業，或坐堂開店，或應請上門施診。那些從儒生中分離出來的遊方郎中，走鄉串戶，懸壺行醫。“家庭” 是原始的醫療單位和護理空間，醫生對病人的診治、把脈、開方以及病人家屬照方抓藥、護理病人等過程皆在家中完成。
西方醫學怎樣進入中國？
自明末開始，西方醫學由澳門傳入。中國的醫療衛生工作最早是由基督教會倡導和組織的。最初的傳教士是帶著宗教知識而來，而聖經上記載了很多耶穌基督醫治疾病的事例。傳教士來中國傳醫，是其傳教的一部分重要內容。
醫療衛生條件惡劣，是早期傳教士在中國面臨的普遍問題，也阻礙了基督教“福傳事業”在中國的進展，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向中國輸入醫生和西醫，也是傳教士們自身的需要。傳統的中醫藥，雖然在治療一些常見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獨到之處，但在治療急性病和傳染病方面往往毫無辦法。
西方醫學同樣分為西方傳統醫學和西方現代醫學。西方現代醫學，嚴格說來是：以解剖生理學、組織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作為基礎學科所發展出來的一門全新的醫學體系。西方現代醫學進人中國的時刻，距離其誕生並不久遠。西醫開始在中國傳播的這段期間，其知識、技術和體制結構在歐美本土也正進行著劇烈的轉變。西醫在晚清時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這和列強打開中國的門戶有密切關係。
條約體系的建立，讓西方醫師取得在中國的巨大活動空間。隨著通商港埠的建立和基督教傳教活動的展開，西方醫療工作者的人數、活動的地理範圍以及醫學工作的範疇都大幅增長。條約體系意味著，中國不情願地向世界打開了大門。但正是因為打開了大門，才得以汲取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和醫學成就。
晚清來華的西醫師，大致可區分為三個主要團體：以英、美基督教宣教團體為主的醫療傳教士、外國部隊的軍醫以及英國籍總稅務司長所掌理的中國海關在通商港埠設置之醫療勤務。這三者所從事的醫療工作呈現出當時西方與中國之關係的幾個重要面向，包括侵略、控制、貿易、扶植、改革、救助、教化、傳教等等。
這三類醫生的成員多寡與停留中國的時間長短各自不同，醫學活動的性質與目的也不一樣。在大多數時刻，軍醫是這三者之中人數最少的團體，而且由於任務性質和輪調的原因，他們停留中國的時間也最短。
1870年，赫德下令出版半年刊的《海關醫報》，這是中國第一本西醫期刊，於1871年開始發行，屬性為各地醫官報告通商港口的衛生狀況、當地外國人與中國人的健康情形、盛行的疾病與特殊的疾病等醫療衛生信息。1870年海關醫療勤務共有17名醫官，其中一名是中國人。其後海關醫官的人數和成員多少有所變化，醫官人數在1931年成長到77人，其中44人是華人。
赫徳其實特別值得關注，中國近代海軍、郵政、氣象、天文、海巡、醫療等各個系統都與他有關。沒有赫徳，單靠李鴻章這個裱糊匠，是不可能給大清帝國續命那麼多年的。
外國傳教士大舉來華傳播福音，發生在晚清兩次中英鴉片戰爭前後。這些傳教士或自己學過醫學，或者攜帶醫生而來。截至1887年的統計，總共有150名傳教醫師來華，其中許多兼具神學與醫學學位。美國公理會的伯駕，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外科醫師李文斯敦，外科助理郭雷樞等。
來華的西方醫生會訓練“當地助手”來協助他們，其中有些助手在醫療技術熟練後獨當一面自行開業，也有少數中國人在前往國外學習西醫後返回中國服務。
中國第一位獲得外國大學醫學學位的西醫師黃寬，他的英文名字是Wong Fun，早年在澳門的馬禮遜學堂受西式教育，後來接受廣東地區洋商資助，於1848年到1853年間在愛丁堡習醫，並在英國醫院工作。他後來擔任倫敦會的醫療傳教士，1857年返回廣東服務，隨後擔任廣州的海關醫官。黃寬是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並取得學位的博士。江湖傳言他是《黃飛鴻》系列電影裡醫生“阿寬”的原型。
稍晚也有一些西方醫師，成立了訓練中國醫療人員的西方醫學教育機構，其中大多數是教會醫院附屬的醫學校，但也有少數世俗的醫學校，包括康德黎於1887年在香港創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即現在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孫中山正是畢業於此。
晚清時期西方醫學知識的引進、教育機構和醫療制度建立、或是公共衛生措施的建設與推行，也主要都是外國人推動的。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除了李鴻章等少數改革派官員之外，中國政府對西方醫學並沒有太大興趣。此外，這段期間西方醫學所觸及到的只是中國龐大人口的一小部分，醫療活動的區域則主要集中在通商港埠。
西方醫生常偏好施行那些能夠很快產生戲劇性效果的外科手術，希望藉此吸引更多的中國病人，讓中國人信服西方醫學之有效與優越，從而建立醫生的聲譽。眼科手術常是他們外科工作的大宗，早期從事醫療活動的西方醫生如郭雷樞和伯駕，都專攻眼科手術。
早在1834年10月，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新教醫學傳教士伯駕抵達廣州，這是近代第一個正式的來華醫學傳教士。隨後他在廣州開辦了星豆欄醫局，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由於伯駕醫術精湛而且免費接待貧窮病人，前來就診的病人越來越多，而幫手過少，伯駕開始在中國物色年輕人進行醫學培訓。
這樣，中國近代最早的教會醫學教育也出現了。由於病患過多，醫院場地漸漸不夠使用了。這時，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也是當時曾被《華爾街日報》評選為世界首富的中國人伍秉鑑得知情況後，便將自己擁有的一棟樓房免費借給伯駕建立分院，這就是著名的博濟醫院的前身，它是中國也是東方的第一所西醫醫院。孫中山先生也曾在該院習醫過，現為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四大天團”的來頭
此次在武漢機場相遇的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和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將共同接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齊魯醫院和華西醫院均是清末外國傳教士參與創建的醫院。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起源於由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基督教會1892年在四川成都創建的仁濟、存仁醫院，其醫學院則源於1914年創辦的華西協合大學醫科，是由美、加、英等國教會按西方醫學教育模式建立的醫學院。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前身是1890年代由美國傳教士在濟南建立的華美醫院，而齊魯醫學院前身則是英、美教會創辦的山東共合醫道學堂。
實際上，這兩所醫院歷史上曾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緣分：抗戰期間，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院搬到了華西壩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合併成立協和大學。本次機場相遇也讓不少網友想起了這段歷史：時隔逾80年，“老戰友”再度聯手抗敵。
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前身，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於1917年創辦的協和醫學院。有句話說的好：“一部協和史，就是半部中國醫學史”。1921年，協和建築群落成時共14座樓，雕樑畫棟、氣度非凡。各種室內配件大多從美國運來。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海外單項撥款數目最大、時間延續最長的慈善援助項目。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即於該院病逝。該院目前是國家衛健委指定的診治疑難重症的技術指導中心之一。
位於湖南長沙的湘雅醫院創辦於1906年，是中國和美國耶魯大學雅禮會聯合創建的西醫院，現隸屬於國家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中南大學，其醫學院前身則則由湖南育群學會與美國雅禮協會聯合創建，於1914年成立。為了防護需要，此次湘雅醫院第三批援鄂國家醫療隊隊員在出徵前做了同一件事：理髮，男醫生剃光頭髮，女護士剪成短髮。
1922年，美國教育考察團來華訪問時，確認湘雅與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中國最好的醫學校。從此“南湘雅，北協和”的美譽開始在老百姓中廣為流傳。順便說一句，雅禮會還曾資助的雜誌《新湖南》，毛澤東擔任主編。
毛澤東對湘雅醫院非常推崇。1952年，毛澤東的堂弟毛潤髮給他寫信說想去北京看病。毛回信說：五月八日的來信收到。你的眼病腳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養治為宜，不要來京。因為湘雅醫院診治不好，北京也不見得能診好。
畢業於霍普金斯醫學院、執教於協和醫學院的蘭安生，是中國醫學教育史上第一個開設公共衛生學的教授。1918年，全中國只有廣州市設立了衛生局，政府幾乎不提供任何公共衛生服務。蘭安生走訪了18個省中的12個，迫切感到培養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重要性。
蘭安生聯合北京衛生局，在東城試點三級醫療保健網，1928年當年，共進行了78870次衛生檢查，57787次治療（主要是砂眼治療），25660次護士家訪——這一片區只有不到10萬人。在他的努力下，從1926年到1928年，共有16個城市設立了衛生局，覆蓋了700萬人口。三級醫療保健網，更是他遠超時代的偉大實踐，直到1960年代末期，美國的醫學院才開始仿效這種社區項目。
蘭安生的中國學生陳志潛，後來被稱為“中國公共衛生之父”，在畢業後主持了著名的“定縣實驗”，歷經四年建立了村、鄉、縣三級衛生網，基本解決了定縣農村無醫無藥的困難。1934年華北爆發霍亂，而定縣只發生少數幾例，無人死亡。
當年，國民政府召開全國衛生會議，號召學習“定縣經驗”。1981年陳志潛到菲律賓講學，發現當地衛生站簡易藥箱中，正是當年他在定縣時要求村保健員的藥箱必備品，紅藥水、阿司匹林、甘汞片等。陳志潛的基層保健體系，早於世界推廣社區保健幾十年。
1928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高達千分之三十以上，而1957年（大饑荒之前）中國的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現代醫學對於中國人的壽命延長，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中西醫之爭本質上不是什麼地域之爭，而是前現代和現代的區別。
有一些中國人，經常把時間軸的前現代和現代，偷換為地域概念上的東方西方之分、中西之分，而看不到中國對現代化的迫切需要。舉個例子，比如武漢紅會二十多天整不清楚的物資分發，民營公司兩個多小時完成。為什麼？這就是依靠了現代化帶來的物流、統計、流程管理等等各種專業知識。
今天，西方現代醫學仍然是抗擊新冠肺炎的主力軍。各國的研究人員也在和中國科研人員一道，用最先進的醫學和科學方法，來追蹤和確認病毒。西洋君這裡隨口吐個槽，病毒這種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不知道那個“望聞問切”是怎麼確認病毒的，望方家指點。
在這裡，遙遠地感謝一下，當年的西方傳教士、醫師和教授們，感謝他們為中國的醫學現代化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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