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法院陸續判決兩起婚姻糾紛。
一邊是花甲老漢續絃三十少婦，擬定遺囑房產歸少婦所有，但老人去世後，房產卻不能繼承，法院給出理由是“妻不成妻”；另一邊是某外籍男離異後，被要求支付每月8.3萬元生活費，不堪重負告上法庭。
今日，就和大家聊聊這兩件“家務事”。
妻不成妻
1996年10月，61歲的何希帶著與前妻所生子女何超、何燕與34歲的陸香蘭再婚。婚後兩年，何希立下遺囑一份：“在我們夫妻和睦相處、無離異的情況下，我壽終正寢後，我的泗東新村產權房及動產全歸我妻子所有。不孝子女不得侵佔。特立此據。”
婚後第八年，何希與陸香蘭離婚，但是在離婚後半年又重新登記結婚。2019年2月，84歲的何希由於肺部感染不幸去世。
何希去世後，陸香蘭認為應該按照何希生前所立遺囑取得房屋所有權，但何超、何燕卻不這樣認為，經常聯繫陸香蘭辦理法定繼承公證。覺得生活受到打擾的陸香蘭為繼承房屋全部份額，遂將何超、何燕兄妹二人訴至上海寶山法院。
陸香蘭認為，縱然自己與丈夫曾離婚又復婚，但遺囑真實有效，丈夫死亡時仍是夫妻，自己作為妻子應當按照遺囑取得房屋所有權。如果法院按法定繼承處理，自己與丈夫共同生活多年，盡了主要扶養義務，按照法律規定，自己可以多分，繼子、繼女對老父親未盡扶養義務，這在“遺囑”中有體現，應當少分或者不分。
被告何超、何燕兄妹二人共同辯稱，老父親的遺囑不能作為陸香蘭繼承房屋的依據，首先遺囑非真實意思，是在陸香蘭長期鬧騰，被繼承人無奈之下出具的；而且遺囑設定了“夫妻和睦相處、無離異的情況下”的條件，但是事實上，陸香蘭與老父親在2004年辦理了離婚登記，遺囑便不具備生效的條件。且如果法院按照法定繼承進行遺產分割，原告陸香蘭同意繼承房屋或取得房屋折價款，被告兄妹二人主張繼承房屋。
面對雙方各執一詞的局面，上海寶山法院審理後認為，原告陸香蘭與被繼承人何希於2004年3月已離婚，雖然此後又復婚，但復婚時，除子女撫養外，前段婚姻的財產狀態仍舊保持前次離婚後狀態，財產並不發生自動恢復。雙方的配偶關係是重新登記開始，而非間斷後恢復。
本案遺囑中明確雙方是以保持婚姻關係為前提，那麼在解除婚姻後，陸香蘭便喪失了配偶的法律身份，遺囑應當“對身份”而“不對人”，即便後來又復婚，陸香蘭作為“原配偶”便無繼承遺產的權利。故原告陸香蘭要求按遺囑繼承房屋所有權，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係爭房產登記在被繼承人何希名下，該房屋為被繼承人的遺產，應當按法定繼承分割處理。考慮到原告陸香蘭的具體情況，可以對其適當多分。
據此，上海寶山法院判決係爭房屋歸被告何超、何燕兄妹二人所有，二人支付原告陸香蘭房屋折價款57萬元。
天價離婚
2008年，宋女士與比自己大18歲的黃先生（新西蘭國籍）登記結婚，不久後，宋女士生下兒子。本該是一家三口其樂融融，但雙方因年齡性格差異、文化觀念不同等逐漸產生矛盾，最終在2016年經法院調解離婚。雙方約定，離婚後兒子隨宋女士共同生活，黃先生自2016年6月起按每年5.5萬美元支付撫養費，至兒子18週歲為止。
幾天後，雙方又簽訂離婚協議一份，約定黃先生除每年應支付兒子撫養費5.5萬美元之外，還應支付宋女士及兒子移居澳大利亞前在上海生活期間的所有費用，包括租房、日常開銷及輔導班等共計每月人民幣8.3萬元。
2017年，宋女士將黃先生告上法庭，認為雖然到目前為止黃先生付清了兒子的撫養費，但未能按約足額支付她與兒子移民前在上海的生活費用，要求黃先生依照協議約定，按每月人民幣8.3萬元的標準支付自2016年6月起至2017年12月的生活費用。
黃先生認為，雙方協商離婚時，宋女士曾表示會在2016年底帶兒子一起移民澳大利亞，因此雙方是參照兒子在澳大利亞生活、學習的費用制定了每年支付5.5萬美元撫養費的標準。同時在宋女士的要求下，雙方口頭約定離婚後她與兒子移民澳大利亞前的半年內，由黃先生繼續按照婚姻期間的生活標準支付相關費用，所以才有了每月支付人民幣8.3萬元生活費的條款。黃先生認為他已經按約支付了撫養費和生活費，不同意宋女士的請求。
一審法院認為，關於生活費的問題，黃先生的表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並且離婚協議中，雙方對其他財產要在2016年12月底前出售處理的約定，也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黃先生的說法。經審查，黃先生應支付這7個月的生活費共計人民幣58萬餘元，黃先生實際已經支付人民幣56萬元，故一審判決黃先生還應支付宋女士人民幣2萬餘元。
一審判決後，宋女士不服，上訴至上海一中院。
宋女士認為，雙方並沒有在離婚協議中明確說明生活費的支付期限，且移居海外的時間存在不確定性，她跟兒子也沒有在2016年底前移民澳大利亞。根據約定，黃先生理應支付他們後來在上海期間的生活費用。
上海一中院認為，黃先生支付的撫養費已經明顯高於本市普通生活水平，宋女士對自己的生活及兒子的撫養也應有自己的責任和付出。關於生活費的期限問題，雖然離婚協議中對該期限未明確約定，但綜合本案事實來看，如此高額的費用，不可能約定由黃先生無限期支付。如果宋女士帶著兒子長期居住在上海，怠於前往澳大利亞生活，若無約定期限，由黃先生長期支付，不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則，也不符合常理。所以一審法院參照離婚協議的其他條款確認該期限截止到2016年年底，合情合理，當屬正確。
上海一中院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表面來看，兩位女士都有充足證據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法院的判決同樣既符合“情理”又符合“法理”。兩位原告的訴求看似有據可依，但法律是建立在公序良俗、公平正義的基礎之上，她們的依據必須遵守以上原則，才能被法律認可和支持。
續絃妻子離婚又復婚，已經失去遺囑生效所要求的“妻子”身份，遺囑是否還是丈夫真實意思表達，有待考證；外籍男出於情分，同意支付每月8.5萬生活費，不代表就是一張永久飯票，這種有失公平的協議，並不能受法律保護支持。
良法善治就要讓法律法規樹立鮮明道德導向，要讓規則之治成為弘揚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實後盾，上面兩則判決恰好詮釋了良法善治的真正內涵，為兩所法院的智慧與溫情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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