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信業改革和發展數十年來所引起的討論、爭論、議論，其廣度、深度和持久度，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基礎設施部門，在此過程中，中國電信業從制約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先導產業和戰略產業
（北京王府井一次影展上，觀眾從巨幅圖片前走過。圖/視覺中國 ）
文 | 《財經》記者 謝麗容
中國第一任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今年82歲，1987年他50歲，擔任郵電部副部長，那年中國第一個TACS模擬蜂窩移動電話系統在廣東省建成並投入商用。TACS是模擬移動通信網絡的一種，適配這種網絡的手機，就是著名的“大哥大”。
大哥大在當時的售價大約在1萬－2萬元人民幣之間，就連裝大哥大的皮套，一個也需要500元以上，更不用說入網費和通話費了。吳基傳評價，大哥大是豪華通信，除了基礎需求，更多是第一批富起來的人追求排場的裝備。
豪華通信的特點令大哥大不能大範圍推廣，到1992年，中國移動通信的總用戶數才2萬。此後數年，國家決策機構推動移動網絡越來越普及，終端資費越來越低，到1998年吳基傳就任郵電部和電子部合併而成的信息產業部第一任部長時，中國移動通信總用戶數已經突破了1000萬戶。
當年3月，考慮到移動通信的爆發式增長市場需求，郵電部被拆分為郵政局和信息產業部，同時，電信業政企分開，中國電信與原信產部脫鉤，成為自負盈虧的企業。
到2018年底，中國在網移動電話總數已經高達15.7億部，移動電話用戶普及率達到了112.2部/百人。32年來，中國移動通信產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令全球矚目。
其間，移動通信的網絡規模、技術層次和服務水平發生了飛躍，移動通信行業也從當初制約經濟建設的瓶頸，一躍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和先導產業，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實底座。
今年6月，工信部向三大電信運營商和中國廣電發放了5G電信牌照，10月底三大運營商正式開啟5G商業應用，預期2019年年底5G套餐的簽約用戶數量會超過300萬，基站數量也會完成13萬的發展目標。
這意味著中國正式進入5G時代。此時，全球正處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期，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各領域、各行業跨界融合,成為世界經濟持續復甦的重要支撐和先導力量。
抓住5G移動通信發展新機遇，驅動傳統領域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升級，是中國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打造未來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之舉。
2G跟隨，3G突破，4G引領
（1986年5月，河南省鄭州市郵電局人工電話交換機工作大廳內，幾十名接線員在工作。圖/新華）
移動無線技術已經發展了幾十年，第一代（1G）於20世紀70年代末推出，80年代初投入使用。從那時起，新一代的技術和無線標準每隔十年左右就會推出一次，如今世界已開啟5G時代的帷幕。
每一次技術迭代，都是一次產業格局的洗牌，由於移動通信產業的基礎地位，產業格局的變動也直接影響到相關國家的競爭力變動。而且，每一代技術的價值都呈指數級增長、推動經濟進步的作用也在不斷增大。
歐洲在2G時代獲得了第一個競爭優勢，這使得諾基亞和愛立信等歐洲公司可以最早推出設備，並在2000年至2010年已經開始向3G轉型，這一時期歐洲無線技術產業蓬勃發展。而當時美國仍在推行2G，美國公司在努力跟上發展步伐。中國在技術上幾無積累，只有少數科研機構進行零星的跟蹤、研究和模仿。
一位當年代表中國參加國際電信聯盟（ITU）標準化活動的電信業資深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當時，中國代表在ITU的各技術會議上參與不多，學習大於參與。
3G時代，歐洲失去了這一優勢，原因在於當時的監管部門要求對3G頻譜資源進行拍賣，而不是把現有的2G頻譜進行重新規劃調整，歐洲運營商和設備商貽誤先機。日本在3G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美國同樣沒有抓住先機，失去了數千個工作崗位和可觀的收入。在此期間，多家美國無線技術公司倒閉或被收購到外國公司中。
中國此時已經意識到了做強國際通信標準的重要性。1997年，ITU向各國發出了3G技術標準的徵集函，中國政府有意競逐。多次討論和論證之後，提交標準方案的重任交給了提出TD-SCDMA技術的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即後來的大唐電信。2000年5月的ITU全會上，TD-SCDMA被確定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之一。
從零開始做移動通信標準，成本高難度大，中國當時並無優勢。時至今日，中國通信產業界對於當年的自主技術標準TD-SCDMA的功過是非依然有爭議。
有人認為，由於通信產業鏈的特性，TD-SCDMA產業鏈孱弱，從終端、系統、芯片，到儀表、測試，整個產業鏈只有中國廠商與少數韓國企業（當時韓國企業也處於產業起步的階段）參與，整個TD網絡從開始到結束，用戶從終端到網絡體驗都不盡如人意；而且，這個標準除了中國移動，海外部分國家地區部署了一些小網絡，並未達到海外拓展的程度，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標準”。如果據此標準，中國第一個3G標準不算成功。
另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的3G標準和網絡確實有不少問題。但中國角逐國際化標準的道路總有一個起點，哪怕這個起點並不算太從容。TD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後來總結，如果不在3G標準這個當口起步，就得在未來的4G、5G起步，但起步越晚越被動。而且，當時中國市場規模已呈爆發前兆，是一個不錯的節點。
來自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顯示，1995年中國手機用戶數僅佔世界手機用戶總數的約4％，到2000年已近12％，到2018年12月，我國在網手機達15.7億部，移動電話用戶普及率已經達到了112.2部/百人，這組數據側面印證了楊驊的觀點。
美國在4G的發展路徑上吸取了2G和3G的教訓。儘管3G的實施進度很慢，但後來的幾年內，美國加大3G投資建設力度，最終使其在4G到來時全面佔據先機。在2010年初，AT&T和Verizon利用2008年拍賣贏來的700MHz頻段，迅速在美國各地部署LTE網絡。
美國在4G智能設備市場上處於領先地位，並最終在全球取代了日本的操作系統。美國的蘋果、谷歌、Facebook、亞馬遜、Netflix及其他不同規模種類的互聯網公司，都利用LTE網絡帶來的大帶寬和新手機功能，研發了新的應用程序和服務。隨著LTE技術在其他國家的推廣，推動美國在全球無線和互聯網服務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第三方市場調研機構ReconAnalytics在2018年4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中估計，2011年至2014年間，4G的引入為無線行業貢獻了70％的增長，不僅提高了GDP，同時無線行業的就業崗位增加了80％以上。通過引領4G的發展，美國建立了一個由網絡供應商、設備製造商和應用程序開發商組成的全球生態系統。
以3G為基礎，中國在2007年進一步衝擊4G標準。中國移動聯合幾家國際運營商，將大唐移動等國內廠商提出的TDD演進方案，融合進LTE（Long Term Evolution，長期演進）國際標準，形成TD-LTE標準。
TD-LTE是中國為數不多的系統性原始創新技術，中國企業擁有大量TD-LTE自主知識產權。在通信標準化組織ETSI披露的LTE專利中，中國企業擁有的LTE專利比例超過20％，包括大量TD-LTE核心專利。中國企業提交的TD-LTE標準化文稿佔比近50％，在標準制定中擁有較大話語權。其中，中國移動、華為、中興等龍頭公司佔據了核心話語權。
相對於TD-SCDMA，TD-LTE有三大特點：同時得到了國內外主流廠商和海外運營商的支持，形成中國主導、全球廣泛參與的端到端完整產業鏈，網絡和終端成熟度與LTE FDD保持同步發展；技術性能有競爭力，總體與FDD-LTE相當，走出了國門；拉動經濟，提升中國科研水平及整個製造業的裝備水平。
TD-LTE產業鏈非常之長，從芯片的設計、封裝、系統集成、儀器儀表到手機制造，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鏈活力被不斷激發，帶動了技術和產業發展水平的升級，帶動了應用、智能終端、操作系統和芯片等整個產業鏈的創新和發展。
在我國發起並主導的TD-LTE全球倡議組織（GTI）中，運營商成員超過116家，設備商成員97家。包括美國、日本、印度等30多個國家開通了網絡。
2G跟隨，3G突破，4G引領，中國20年來在國際移動通信標準的參與，是一個將技術、標準、產業、市場有機連接起來的過程。
5G更加從容
（2019年 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 中國廣電發放5G商用牌照，批准四家企業經營“第五代數字蜂窩移動通信業務”。中國正式進入5G商用元年。圖/中新 ）
幾乎所有通信行業的資深從業者都有一本心酸賬。楊驊曾在多個場合回憶，國際標準會議上討論中國代表團提出的3G標準時，不少國際同行都走出會場喝咖啡去了，沒人認為這個標準會有前景。這一過程發生在中國發力3G、4G的過程中。
5G時代，漸入佳境。
5G的標準立項共45項，中國、歐洲和美國三大陣營佔主流。中國立項21項、歐洲14項、美國9項、日本4項、韓國2項。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5G的標準進程，1G、2G時代一無所有，3G時代開始跟隨，4G時代基本並跑，5G時代中國已經處於領先位置。
標準之外，中國5G生態鏈此時已經相對強壯。中國移動是全球綜合實力最強，用戶量最多的電信運營商之一；華為是全球第一大ICT科技公司，中興、大唐等是通信領域主流系統設備廠商；華為、OPPO、vivo、小米是全球手機主流玩家。
在互聯網領域，有阿里、騰訊、百度、京東等綜合互聯網巨頭，並形成了繁榮互聯網生態；在代表未來方向的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和美國形成全球兩極。
相比2G、3G和4G，升級5G將為每個國家帶來與4G相比規模更大的潛在風險和回報。今年5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預計，5G時代的領導者將在未來十年間獲得數千億美元的收入，並在無線技術領域創造廣泛的就業機會。5G也有可能給其他行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更快、更大的數據吞吐量，自動駕駛等技術將獲得巨大發展。5G還將通過增加多個設備之間的數據量和速度來增強物聯網，甚至取代許多家庭所依賴的固網寬帶。擁有5G的國家將擁有更多的創新，併為世界其他地區設定標準。
但美國國防部認為，由於美國在頻譜資源秉性和選擇使用的情況，這個國家目前不太可能是美國。
這份名為《5G生態系統：對美國國防部的風險與機遇》的報告顯示，每個國家的5G能力可以通過五個指標進行比較：頻譜可用性、廣泛的5G試驗、國家監管機構建立的5G路線圖、政府承諾（例如，為5G實施鋪平道路的戰略文件和政策），以及行業對早期5G發展的承諾。
在這些指標中，其他因素均依賴於頻譜的可用性。中國向三大運營商分配了200MHz的中頻頻譜，並正在考慮重新分配500MHz的C頻段頻譜。相對於美國目前只能採用的毫米波、Sub-6頻段或兩者混用的方式組網，中國留給5G的頻譜資源更加豐富優質。不同的頻譜決定了5G數據傳輸不同的速度、容量和延遲。
今年6月6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向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廣電發放了四張5G牌照，計劃2019年部署預商用應用，並在2020年正式商業應用。國際諮詢機構安永預計，到2025年，中國的5G用戶數將達到5.76億，佔全球總數逾40％；中國5G資本支出將達到1.5萬億元（約合2230億美元）。
截至2019年5月，中國已部署約35萬個5G可操作基站（包括既有基站的升級），幾乎是美國部署的10倍，這個數據還在不斷攀升中。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的大型製造商（華為和中興）正在通過銷售主要用於非獨立網絡的5G支持設備和裝置來推動5G部署。
在海外，中國一直在與其他國家和公司保持合作，以擴大其5G的影響力。
在歐洲，儘管美國政府要求盟友阻止中國公司，華為和中興仍然正在為一些國家的5G網絡提供建設的服務，並簽署了多項5G合同。
此外，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投入了大量資源，包括推動由中國建設網絡基礎設施，以提供跨越整個路線的連通性。這一策略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根據市場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發佈的數據顯示，在2018年三季度，華為在全球通信設備市場佔有28％的份額，比2015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供應商。
隨著更多地區的5G網絡依賴中國通信設備，預計華為的市場份額將繼續增長。這些努力將使中國能夠推廣其5G網絡標準和規範，並在全球5G設備市場上佔據主導地位。
從信息公路到經濟底座
有了3G的從0到1、4G的從1到N的積累，5G時代來臨之際，中國相關廠商已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
多數政策、經濟、技術學界人士認為，5G不僅將改善個人消費體驗，還會帶來無限商業可能，是新一代產業變革、企業數字化轉型變革，及面向消費者的數字生活變革的底座。
得益於通信產業作為科技產業基礎設施的強大，中國在一些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正處於歷史最小的時期，已經有能力並行跟進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實現製造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建設電信網絡一直被認為是由一個國家的電信運營商來主導完成的，但是網絡從2G升級到5G的過程中，網絡的使命從最基礎的連接功能上升到了經濟轉型升級的基礎設施，這一變化將電信運營商推向了它們越來越不擅長的寬廣領域。
鑑於這樣的變化，一些通信行業人士認為，將中國電信業的產業格局從寡頭壟斷下的有限競爭轉變為更加開放的競爭市場，並讓電信運營商在更大的融合市場獲得更多政策、資本和產業支持，有利於中國保持在電信基礎設施方面的領先優勢。
縱觀中國電信業20多年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電信網絡對國家經濟商業發展的重要性提升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緩慢而漸進的過程，中間穿插多次打破壟斷、激活市場的重要改革，保證了電信行業逐步適應新的使命和環境。
20年來，中國電信行業內進行了四次大規模重組，從政企分家到最終形成三大運營商相對穩定平衡的競爭態勢。
3G時代，電信運營商代表管道，IT廠商代表技術，互聯網公司代表應用，生態鏈上的三類公司各自為政，交集不多。電信運營商處於生態鏈價值分配的底部，投入巨大但只獲得管道收益，一度陷入轉型困局，網絡壓力不斷加大，客戶能力明顯欠缺，硬件創新很少參與，流量費用成為眾矢之的，自營業務不夠專業，規模個性難以兼顧，沉溺在低端價格戰中無法自拔。
如果將視野放大到全球，電信運營商的衰退是全球性的。全球電信行業從1992年開始迅速發展，1990年－2000年，全球電信收入複合增長率為10％，接下來的八年時間裡是7％，2008年至今，這個數字銳減到0.3％。這十年間，恰恰還是全球3G、4G網絡高速發達的十年，這意味著電信業頂到了天花板。
技術越好，網絡越快，反而無法帶來更多收入。一位運營商高層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越來越好的帶寬和速率體驗已經成為默認，運營商如果不跳出管道思維，將無法獲得明天。
這樣的狀態一直在4G時代才有所改善，運營商的思路開始逐步打開，和IT廠商、互聯網公司聯合創新，實現共贏。
一個分界點是，2017年8月，中國聯通公佈混改方案，宣佈將引入包括騰訊、百度、京東、阿里巴巴在內的多位戰略投資者，認購中國聯通A股股份。中國聯通是第一家央企集團層面的“混改”試點企業，承擔著為混合所有制改革蹚路的使命，也是中國電信行業首次突破在行業內重組，與外部開放型企業融合發展的新嘗試。
這種混改模式的初衷在於，幫助電信運營商技術、商業模式跳出“只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改良”的慣性陷阱，抓住新的機會。當運營商與移動支付、社交、分享經濟等失之交臂以後，是否可以抓住雲、大數據等數字時代的新機會？5G是運營商跳出管道宿命的一個契機，也將是一個分水嶺。
5G時代發生的另一個重大變化是，通信技術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迭代，早已不是電信運營商“一個人的戰爭”，由於科技行業的邊界在過去十年越來越模糊，幾乎所有處於科技產業鏈上的科技公司都主動或被動地進入了戰局，甚至傳統的垂直行業，例如汽車、金融、消費等行業，也主動入局。5G和數字技術的相互作用，將改變一切產業和商業。
埃森哲戰略大中華區總裁餘進近期撰文稱，如果生態參與者忽視了這一系列變革所帶來的市場需求的改變，而僅僅選擇簡單跟隨，未能以變御變，那麼失去的將可能是一個時代。
她認為，5G將為電信運營商重新帶來新的競爭優勢，但同時也將進一步打破已有的競爭壁壘，運營商如果無法開闢新的業務增長點，將進一步淪為底層通道提供商的角色，隨著通道服務加速成為低成本產品，將無法為巨大的5G網絡建設投資提供充足回報。
因此，運營商需要在戰略層面，重新思考企業市場和消費市場的戰略定位：在企業市場，如何利用全連接優勢逐步延伸，贏取巨大的數字化服務增量市場？而在消費端，又如何重新成為消費者每日數字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對於擅長應用的科技公司來說，由於個人消費領域的紅利幾乎已經被徹底挖掘，如何揚長避短與生態競合則是核心命題。它們需要進入新的B端市場，部分競爭優勢被弱化，需要策略性補齊自身在終端接入、網絡與安全基礎設施等領域的能力短板；需要更加深度瞭解垂直行業，增強垂直行業應用場景的創新能力。
“面對新技術，過去的經驗往往是最大的障礙。”一位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高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說。“最難的是思維的改變，用舊商業模式使用新技術是很多科技公司很容易犯的錯。”這家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投入了巨大資源研究5G。
對於華為這樣的公司來說，其身份則變得更加多元化。華為參與了中國電信行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全過程，20多年後，已經成長為一家集消費終端、電信設備和數字技術提供者多重角色的綜合型科技公司。
華為輪值董事長鬍厚崑此前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5G時代華為的角色，絕不是單純的設備提供者，而是做運營商的“價值運營夥伴”。這家公司希望幫助電信運營商建設5G網絡，更希望用自身在雲、終端上的積累，和運營商一起開拓更多市場。
餘進認為，所有人都不應該置身事外。傳統行業的領導人更需要深入思考，在5G及全方位數字技術賦能下，企業如何通過擁抱技術變革來獲得競爭優勢。
在所有參與者的集體配合下，5G將構築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基礎設施，從線上到線下、從消費到生產、從平臺到生態，推動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可以預見的是，5G技術的商用化將引發新一輪投資高潮，促進新技術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擴散滲透，孕育新興信息產品和服務，重塑傳統產業發展模式，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動力。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此前發佈的《5G經濟社會影響白皮書》測算數據顯示，到2030年，在直接貢獻方面，5G將帶動的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6.3萬億元、2.9萬億元和800萬個；在間接貢獻方面，5G將帶動的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10.6萬億元、3.6萬億元和1150萬個。
此時再回憶1996年前後一些骨灰級網民使用撥號上網，一個月網費動輒上千元，已經恍若隔世。
（本文首刊於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閱讀更多 財經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