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世界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近日發表了主編Richard Horton一篇評論文章：不止於真相。白澤財經轉載如下以饗讀者。
此時我們正經歷著一場龐大的論戰，一場爭奪國際公共健康界靈魂的論戰。
論戰的一邊是那些聰明的理想主義者們。他們真誠地相信通過以更加精緻和精確的方式描述世界，我們將更加接近一個似乎無法捕捉的真相，一舉釋放國際公共健康的巨大潛力。他們眼裡的神是“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這樣的龐大研究，伊甸園則是覆蓋全民的醫療保健（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論戰的另一面則是善良的懷疑論者。預期最壞情況會發生的人看不起對面的理想主義者，也看不起任何對當今全球健康狀況沾沾自喜的人。他們認為人類的生活方式必須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他們是追尋道德榜樣的傳教士，渴望人類建立與自然系統和諧的生活模式。
聰明的理想主義者是倡導者也是行動家，他們將疾病、殘疾與風險視為三位一體的惡魔，要控制他們、打敗他們。相比之下，善良的懷疑論者們致力於重新思考健康的意義。健康不應止步於診所，而更需要被移植到社會上，移植到自然中。誰將贏得這場鬥爭結果尚不明晰。我們清楚的是這場鬥爭的結果一一無論是東風壓過西風，還是握手言和一一都將決定我們物種將來的生存軌跡。
想要拆解這場討論，我們必須提出一系列國際衛生一般考慮範圍之外的問題。“國際關注的突發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
首先，全球健康的最高指導價值觀是什麼？迄今為止，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是“公平”。
但是，目睹中國遏制COVID-19的一系列舉措，我們逐漸意識到也許自由也應當被視為同等重要的基本價值。對於衛生工作者、決策者、公眾和媒體來說，沒有表達自由，就沒有辦法就社會的未來（包括社會健康的未來）形成共識。
第二，政治制度對健康的重要性如何？公共衛生界通常並不關注一個國家選擇的制度。全球衛生及其機構在衡量衛生系統時，無論是從技術、社會、經濟等各個層面來講，都是與國家的意識形態分開的。這種觀點恐怕有其邊界。我們很難說一個國家內部的參政條件與公共健康無關。
第三，我們應該如何定義繁榮？我們通常認為繁榮意味著金錢財富。但是，繁榮的定義是否可以進一步擴大，考慮人類社群的利益與周邊生態環境的同步和協調？
第四，我們應該如何考慮人的身體在社會中的位置？我們如何連接我們的社會性與我們的生物性？我們如何將我們生活的社會融入我們作為生物的自我？我們的軀體及其表現出的疾病講述了一個關於我們生活方式的故事；我們應當拆解這些故事，藉此幫助我們理解。
第五，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健康？無論是“無疾狀態”還是“徹底的身心良好狀態”，我們覺得自己是否“健康”也與“現在過得好不好”、“未來會不會過得好”有關。健康取決於我們為自己的生活設想的意義和追求這個意義的無數個可能性。換句話說，健康難道不就是我們自我實現的能力嗎？
未來30年裡，健康的外界環境將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類世，地球系統的土地，水和氣候日益失效。破碎的糧食系統又疊加了一層營養不良的負擔。掠奪性商業行為逐步侵蝕我們的健康。包括人口異常增或減少、城市化、加速移民的人口結構變化日益加劇。
人們越來越多地瞭解諸多社會不公，以及他們之前交叉的機制一一從性別到階級，種族到教育，心理到身體健康。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動物健康與人類健康之間的聯繫。還有一個新詞：諮詢傳染。假新聞的流行，限制和延遲了人們對健康威脅的響應。
這些複雜交錯的力量構建了聰明的理想主義者和善良的懷疑論者之間的論戰。如果我們要保護人類社會的果實，就必須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健康和健康的含義，甚至要拿出勇氣面對最大的挑戰一一從根本上上改變我們的生活。
文章發表於2020年2月22日《柳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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