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5年唐朝-新羅-百濟的就利山會盟為何很快破裂?


665年唐朝-新羅-百濟的就利山會盟為何很快破裂?

就利山會盟地

公元655年,唐朝已平定百濟及後續的叛亂,在唐高宗李治授意下,由百濟鎮守使劉仁願、劉仁軌主持,新羅王金法敏和百濟前太子、熊津都督扶余隆在熊津就利山“刑白馬而誓”,舉行大唐、新羅、百濟三方會盟儀式。“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會盟這種形式曾在春秋時代盛行,是國家間締結和平盟約的儀式,盟約內容對於各方具有道義上的約束力。唐朝主導的這次會盟有些不同尋常,其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1.指出百濟所犯錯誤和唐朝討伐緣由。盟詞說百濟以往“不敦鄰好,結托高句麗,交通倭國,兵為殘暴,侵削新羅”,搞得兩國兵連禍結、生靈塗炭。大唐天子憐惜兩國百姓深陷戰亂,多次規勸百濟息兵止戈,但百濟不聽,引來大唐討伐,將百濟一舉平定。

2.新羅百濟兩國從此要友好相處。盟詞說大唐不忍心百濟就此滅亡,所以立百濟前太子扶余隆為熊津都督延續國祚,百濟和新羅從此“結好除怨,恭天子命,永為籓服。

”共同服從大唐天子,兩國和平共處。

3.違背盟約的一方將會遭受天譴。盟詞說參與會盟的新羅、百濟兩國誰要是背離盟約、擅自開釁,將會“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這盟誓有點嚇人,說背盟的將會子孫斷絕,遭滅國之禍。

看到此處,我們不禁會問,唐朝既然已攻滅了百濟,建立了都督府進行統治,為什麼還要讓百濟復國,扶持百濟前太子扶余隆擔任都督,並讓新羅參與進來,搞一個三方會盟儀式呢?

唐朝舉行就利山會盟的玄機

其一、府兵制的缺陷,讓唐朝難以長期佔據百濟。唐初軍事體制是沿襲北周、隋朝以來的府兵制,府兵平時務農,戰時出征,打完仗“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此前率13萬大軍出征百濟的蘇定方其臨時職務是“神丘道行軍大總管”,行軍大總管只負責打仗和戰時管制,跟後來集軍權、治權、財權於一身的節度使是不一樣的。行軍大總管打完仗就要把兵權交回去,這是防止將領坐大的一種制度,客觀上卻不利於帝國對新擴張的版圖實施長期佔領。

660年蘇定方滅亡百濟後,唐朝收取百濟5部、37郡、200城、76萬戶口,在百濟故地設立了5個都督府進行直轄,並選拔百濟豪族一起治理。唐朝的府兵打完仗要回家、留守的要換防,留在百濟駐守的僅有劉仁願的1萬唐軍,而熊津都督王文度渡海後很快病逝,百濟的治理出現空白。百濟人對立國近700年的故國感情深厚,加上倭國扶持百濟王子扶余豐,所以很快揭竿而起,開展復國運動。唐朝只得又派劉仁軌、孫仁師率領大軍前去平叛,才將百濟的叛亂撲滅,順帶在白江口消滅了倭國派來的援軍。但百濟各地的抵抗勢力一直沒有停歇,到664年還有零星的抵抗。而唐朝在實行府兵制的情況下,不可能派大量部隊常年駐守百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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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戰


更為不利的是,征伐百濟期間,正好是唐朝府兵制的崩潰期,唐軍面臨兵源少、兵力弱的問題,百姓參軍積極性大大降低,逃兵現象日益增多。

《新唐書 劉仁軌傳》(奏摺):臣看見在兵募,手腳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效...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

其二、唐朝對於征服的國家有“興滅繼絕”的傳統。唐朝乃禮儀之邦,唐軍也號稱仁義之師,不像羅馬人那樣對征服的迦太基趕盡殺絕,或者將其人民賣為奴隸,唐朝一向有“興滅繼絕、延其種落”的慣例。如唐太宗時期雖然滅了東突厥,後來還是任命阿史那思摩為突厥可汗,令其帶領突厥人在其故地復國,繼續繁衍其種落,即使後來東突厥的死灰復燃還給武后時期的邊疆帶來了重大危機。

唐朝對於曾屢屢犯邊的突厥尚且如此,對於從未侵犯過唐朝的百濟當然更加網開一面。任命百濟前太子扶余隆為熊津都督代理唐朝進行治理,意味著唐朝只駐紮少量軍隊以備不測,對百濟從直接管轄逐漸轉變為羈縻治理,這樣要比直接佔領的成本小很多。

其三、繼續強化新羅聯盟共同對付高句麗。660年以來,在討伐百濟和高句麗過程中,由於唐軍和新羅協同不夠,新羅軍在進攻百濟、高句麗首都時屢屢失期,對唐軍的後勤補給沒有按時送達,致使唐高宗時代第一次徵高句麗戰爭(661-662年)在平壤城下無功而返,而新羅則在運糧途中“人馬多凍死”,雙方在情緒上有了一些摩擦,加上新羅趁機佔領了百濟故地的一些城池,也引發了唐朝的警惕。

新羅先王金春秋的目標本來是吞併百濟,而唐朝在百濟設立了熊津等五都督府進行統治,還在663年單方面宣佈新羅為雞林州都督府,相當於把新羅也在名義上列入了唐朝行政序列,這必然引起新羅的不滿。但高句麗的存在,讓新羅雖然內心不情願,表面上不得不暫時收斂,選擇繼續鞏固盟約。

總的來說,這次會盟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同時,倭國也借這個機會,與唐朝迅速恢復了外交。

隨後,劉仁軌帶領倭國、新羅、百濟、耽羅(現濟州島)四國使臣浮海回到大唐,參加了唐高宗封禪泰山的隆重儀式,高宗接見四國使臣,龍顏大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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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使臣


唐朝通過就利山會盟,暫時維持了東北亞和平局面。但世事無常,會盟次年的666年,高句麗的莫離支泉蓋蘇文病死,幾個兒子為爭奪權力發生了內訌,法定繼承人泉男生逃到大唐求助,並自願為嚮導。唐朝獲得了出兵的絕佳機會,派英國公李勣會同新羅夾擊,於668年攻破平壤,將高句麗滅國。至此,唐高宗終於完成了隋煬帝、唐太宗都沒有完成的偉業,將俘虜的高句麗君臣獻俘太廟,以告太宗之靈。將高句麗故地5部、76城、69萬戶析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薛仁貴為檢校安東都護率兵2萬鎮撫,並將高句麗臣民數萬戶遷移到大唐江淮以南等地,將立國705年的高句麗連根拔起

《三國史記 高句麗本紀》:(公元669年)夏四月,高宗移三萬八千三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舊唐書 高宗本紀》數字為“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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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麗廢墟(位於今遼寧集安)

665年唐朝-新羅-百濟的就利山會盟為何很快破裂?

高句麗古墓群(位於今遼寧集安)


高句麗滅亡後,還沒等唐朝消停一下,新羅很快撕毀就利山盟約,迅速攻佔百濟故地,從而爆發唐朝-新羅戰爭。

為什麼新羅敢於背盟對抗大唐?

新羅金春秋、金法敏兩代雄主的目標是吞併百濟,自然不甘於做唐朝的“雞林州都督府”,就利山會盟看上去是唐朝在穩住新羅,不如說是新羅需要繼續利用大唐。而高句麗滅亡後,新羅認為唐朝已失去利用價值,驅除唐在半島的勢力成為當務之急,盟約對於新羅王金法敏來說已形同廢紙。他在670年果斷背盟,出兵攻打百濟(熊津都督府),應該說時機的把握和運氣實在太好了。


665年唐朝-新羅-百濟的就利山會盟為何很快破裂?

影視作品中的李勣、蘇定方、劉仁軌、薛仁貴


其一、大唐名將凋零。蘇定方、李勣這兩位能征善戰、也是讓新羅敬畏的統帥先後於667年、669年逝世。這個時候儒將劉仁軌也70歲了,還剩個悍將薛仁貴也被調到了大唐的西線,百濟大將黑齒常之又不敢放心任用。新羅對戰爭蓄謀已久,百濟(熊津都督府)守軍猝不及防,幾乎沒怎麼抵抗就被新羅吞併了80多座城池,相當於近一半國土。新羅還突襲唐軍的運糧船,讓據守熊津的唐軍難以為繼。

《三國史記 新羅本紀》:(671年)六月,遂與唐軍戰於石城,斬首五千三百級,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冬十月六日,擊唐漕船七十餘艘...其淪沒死者,不可勝數。

其二、大唐西線告急。唐朝的西線正好受到吐蕃的強大壓力,670年薛仁貴被吐蕃名將論欽陵擊敗,所率數萬唐軍精銳在大非川全軍覆沒,唐朝丟失安西四鎮和吐谷渾全境。比起吐蕃逼近首都長安的“腹心之患”,新羅戰事只能算“癬疥之疾”,兩害相權之下,唐朝對東線新羅只能用偏師經營,導致了對新羅作戰兵力的嚴重不足。

《舊唐書》:夏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與于闐合眾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安西四鎮...薛仁貴、郭待封至大非川,為吐蕃大將論欽陵所襲,大敗,仁貴等並坐除名。吐谷渾全國盡沒。


其三、新羅戰略對路。新羅極力收攬高句麗殘餘勢力(“王納高句麗叛眾”),扶持高句麗王子安勝集結力量在北方對抗唐軍,有效牽制了唐軍,使大唐無暇顧及半島南方的百濟戰事。

除此之外,高句麗本土的抵抗勢力也很頑強,擁有對抗唐太宗“光榮傳統”的安市城在高句麗滅國後還堅持抵抗了幾年,直到671年才被唐將高侃攻破,客觀上為新羅贏得了足夠的時間。

《三國史記 高句麗本紀》:(671年)秋七月,高侃破(高句麗)餘眾於安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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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城位置

其四、新羅外交給力。一方面,新羅迅速緩和與倭國的關係。在高句麗、百濟滅國後,新羅為奪取百濟故地,已考慮跟唐朝開戰。為此於668年主動向倭國進貢(進調),恢復兩國因百濟戰爭中斷多年的外交,避免新羅被唐、倭夾擊,解決後顧之憂。

《日本書紀》:(668年)秋九月,新羅遣沙椽級餐金東嚴等進調。

其實,此時的倭國也很緊張,害怕唐朝、新羅聯手滅掉高句麗後,再來進攻倭國,趕緊修築了對馬國金田城、贊吉國山田郡屋嶼城等城池防備唐朝,對於新羅主動示好自然一拍即合。

另一方面,新羅邊跟唐朝作戰,邊向唐朝請罪。雖然新羅使者屢屢被唐高宗拘留,戰爭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金法敏很明智的一點是從未跟唐朝公開翻臉。特別是672年唐將高侃在石門之戰、675年劉仁軌在七重城之戰大敗新羅後,新羅立即遣使朝貢,並上表自稱“南山之竹,不足書臣之罪”“泣血待朝,伏聽刑命”

。用很低的姿態,以平息唐高宗的怒火。而這一招確實奏效,高宗居然“赦之,復其王金法敏官爵。”劉仁軌也在七重城大勝後就撤軍了。

由於以上幾個原因,大唐由於受到了諸多牽制,加上新羅的邊哄邊打。後來唐羅兩國打打停停直到676年,在薛仁貴偏師從海路出征百濟故地作戰失利後,唐朝感覺奪回百濟已力不從心,選擇與新羅停戰,默認了新羅佔據百濟的既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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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王宮裡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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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熊津故城遺址


新羅達到吞併百濟的戰略目的後,為了迅速修復唐朝-新羅關係,保持了每年1至2次的朝貢頻次。兩國以浿水(大同江)為界,恢復了友好關係。

《舊唐書 東夷傳》:(新羅)比歲遣使來朝,或一歲再至。

在唐朝-新羅戰爭結束的5年後,統一朝鮮半島的新羅文武王金春秋病逝,享年55歲。他在遺詔中的話語頗耐人尋味,說在他的統治下,半島實現了和平,老百姓過上了幸福的生活,“薄賦省徭,家給人足,民間安堵”,同時表示平生創業艱辛,以至於積勞成疾。但是臨終之時,對於生死卻看得很淡,並援引中國三國曹操、孫權的典故,“吳王北山之墳,詎見金鳧之彩;魏主西陵之望,唯聞銅雀之名。”生前無論多麼英雄,最後也不過一抔黃土。遺願是將自己火化,把骨灰撒在東海口的大石上。在那個講究厚葬、土葬的時代,金法敏有這樣的見識,並能自比曹操、孫權,說明這個人確實不簡單。海東“三國時代”的結束,以新羅取得最大利益而告終並不是非常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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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羅文武王金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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