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和潘金蓮，這兩個名詞從誕生至今，已經不僅僅是一部小說中的人物，而且成了某種具有鮮明意味和色彩的標籤。這一方面說明這兩個人物形象塑造得鮮明生動深入人心，但同時也存在著將人物簡單化、概念化、妖魔化的傾向。單就西門慶這個形象來說，其中蘊含著豐富的信息，結合明代的社會歷史背景來解讀，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人的劣根性、認識我們自己。
西門慶的發家史，就是一部流氓個人奮鬥的發跡史
孫犁說，中國傳統小說“主人公多是神魔，稍後帝王將相。唐代傳奇降而描述人生，然亦多奇逸之士，並非平民。”《水滸傳》雖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但重點在描寫為社會排擠打壓、落草為寇的暗黑力量。直到西門慶，乃中國小說中第一個由平民而崛起的市井精英。
小說中他一登場，便已父母雙亡，雖然留下一個大大的生藥鋪子，卻也不過是個“殷實人家”，“算不得十分富貴”。而他本人由於父母“百般愛惜，聽其所為”，“不甚讀書，終日閒遊浪蕩……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
如果西門慶僅是一味浮浪享受，他極有可能跟書中另一個人物花子虛一樣將家產敗光沒落而死。然而到西門慶33歲死前據他自己估算，累計資產十萬兩銀子。而這僅僅是六七年的功夫。第69迴文嫂說，“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幹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
西門慶死時官居山東省掌事提刑千戶。明代共十三個省，也就有十三個千戶，算得上出人頭地。這也是走江湖賣生藥的西門達所不敢想象的。從市井流氓起步發達到有頭有臉有錢有勢，不是社會“精英”又是什麼？
西門慶在短短六七年的時間裡完成了財富的激增和身份的躍升，靠的是什麼？“原來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怕他。”
滿縣人為什麼怕他？
一是極下作極骯髒，正經人避之唯恐不及。西門慶可以認蔡京當乾爹甘之如飴，跟結義兄弟花子虛的老婆李瓶兒通姦、進而占人妻子家財致其含恨而死，將遭彈劾派兒子陳敬濟前來投靠的親家的家產全部吞沒；
二是極暴力極蠻橫，平頭百姓無力與之抗衡。論暴力蠻橫，西門慶為貪潘金蓮美色助其鴆殺無辜的武大郎，恨蔣竹山偷娶李瓶兒派無賴上門打砸搶並買通官府逼他花錢消災，跟家人來旺老婆偷情、將來旺送進牢房發配原籍進而逼死來旺老婆，甚至就是家人來昭的兒子小鐵棍無意間在花園拾到潘金蓮一隻鞋，被西門慶知道，“一衝性走到了前邊，那小猴兒不知，正在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豬也似叫起來……躺在地下，死了半日……鼻口流血”。一個無知小兒，被西門慶認作冒犯了自己就如此心狠手辣，更不念多年僕人的情份，可知西門日常行事風格蠻橫兇頑到什麼程度。
三是靠山極硬路子極廣，一般人根本惹不起。
這三點加在一起，西門慶就是個流氓惡霸，並且冠冕堂皇。
西門慶生存的時代，就是一個流氓時代
每一個時代都有暴發戶，而暴發戶之所以暴發，乃是投了那個時代的機緣。西門慶那個時代的機緣，就是流氓政治化，政治流氓化。
《金瓶梅》是作者借“宋朝事”，對明代社會的腐敗現象作以深刻揭露——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基層官吏，無不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社會上賄賂公行，以權贏利，以官營私。而西門慶就是這一社會背景之下的活生生的典型。
西門慶原來就是清河縣地方一霸，有錢有勢，但並無身份尊貴可言。世人怕是怕他，但內心還當他是個發了跡的破落戶，小人得志。可自從認了當朝太師蔡京為乾爹，便搖身一變成了官人。舊時代老百姓眼裡官可不得了，“官大一級壓死人”，更何況西門慶一上手就是山東省的副提刑千戶。從此西門慶為非作歹不僅腰桿更硬，而且被吸收到統治集團內部以合法化方式強取豪奪、欺弱壓貧，這就是流氓政治化。
西門慶所攀附上的蔡京集團，其實是國家級的政治團伙、流氓團伙。小說中明寫蔡京為當朝“四大奸臣”之一。
小說第36回，新科蔡狀元回鄉省親路過清河縣。因這狀元認了蔡京為義父，和西門慶算是義兄弟，於是蔡京著管家吩咐西門慶好好招待。西門慶當然奉若上賓。席間蔡狀元於無人處對西門慶說：“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滿口應承，果然臨別奉送重金禮物，令狀元出席道謝：“此情此德，何以忘之！”“倘得寸進，自當圖報！”
吳思在《潛規則》裡曾經給明朝官員算過賬，倘若要把人情往來做得周全，那些微薄的薪水肯定是入不敷出的。《金瓶梅》裡也寫到西門的大舅哥因意外受恩得了個驛丞的職位，為上任要做官服、擺酒，還跟西門慶借錢。這說明什麼？說明明朝的官，從上任伊始便是以盤剝百姓為生存的第一需要。所以蔡狀元貴為新科，也不得不斂眉低首向財主西門慶開口，這也說明蔡京讓西門慶招待蔡蘊，其實是習慣性地織網——一方面廣攬新晉官僚作自己的黨羽，另一方面吸納西門慶這樣的地方流氓勢力，借用他們的財力幫助新晉官員落地生根、幫助他們真正具備斂財能力，這樣形成一個自下而上、忠於蔡京的盤剝體系，這，才是蔡京看中西門慶、讓其交好蔡狀元的真實目的。
可見像蔡京集團這樣國家級的政治團伙，其實質就是違亂朝綱、踐踏法令、魚肉百姓以續命的流氓團伙。這，就是政治流氓化。
流氓之所以得以政治化合法化，正是因為政治已經流氓化。西門慶投了這個機緣，因此扶搖直上。
西門及其時代的流氓性，是中國人國民性中醜陋的寫照和批判
說到明朝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流氓化”“流氓意識”是常見的標籤。張宏傑在《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一書中指出，“明代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呈現出‘流氓’面貌”，並且將“流氓精神”定義為“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十六個字。
中國曆來崇尚禮儀儒雅，何以到了明朝，竟然發展到如此不堪地步？
一來，是對兩宋王朝過分強調以文治國的反動。兩宋吸取唐朝安祿山起兵的教訓，害怕重蹈覆轍，於是一味提倡文治，然而蒙古鐵蹄無情地踏破了中原大地的溫文爾雅，有元一代，漢人、尤其是漢人中的知識分子斯文掃地，潦倒不堪。拳頭就是道理、無賴吃遍天下成為普通百姓的生存法則，於是物極必反、世風急轉直下，從兩宋時倡導讀書識禮，崇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墮落為稱王稱霸、傍虎吃食。
二來，是皇權之下不允許有“第二權力”的威脅。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當初要殺江南鉅富沈萬三，就一句話：“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明朝中晚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這種新興的資本的力量對至高無上的皇權構成了威脅，在政治打壓下，並沒有適宜新興資本成長壯大的法制環境和市場，像西門慶這樣的富商階層只有一條路：投靠並依附於官府，成為各級衙門剝削百姓的爪牙和幫兇。這種官府與流氓構成的共犯結構，助長了流氓勢力的得勢和猖狂。
結語：西門慶是流氓也是那個時代的精英。他是那個時代的惡之花，卻又有著普通人所共有的不甘平庸、追求財富、享受生活的共性，因此引發讀者的同情和共鳴。更加上他有常人所不及的膽識和眼光、令人不齒卻又膽寒的行徑和手段，更讓這個人物耐人尋味、引人深思。他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自己的性情、野心和醜惡。這也是文學的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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