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三國曹魏時期，中國歷史上也發生了一場蔓延全國的重大瘟疫，加之戰亂頻仍，魏國人口銳減80%以上，當時，不僅整個家庭慘遭滅門比比皆是，甚至一個村莊、一座城市再無人煙者也不在少數。

在那場重大瘟疫期間，不僅使普通的百姓遭受生靈塗炭之災，而且還製造了一場中華文化史上的重大慘劇。當時，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兩位因為年齡大而提前故去以外，其餘五人竟全部於同一年命喪於這場瘟疫之中，“驢鳴送葬”這個典故就是曹丕率領一幫文化名流為其中的王粲送喪而留下的，儘管充滿了悲劇色彩，卻在中國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佳話。

三國時期人物形象

驢鳴送葬，一場兩千年前的文化人為朋友舉辦的特殊葬禮

公元217年，曹操出兵伐吳，在濡須口同孫權發生了一場重要戰役，史稱濡須戰役。這場惡戰以曹操大勝而終，但戰勝了的曹操卻急於撤兵回府，卻是什麼原因呢？

當時，曹魏軍的大本營，也就是曹操攜天子以令諸侯的漢都在鄴城。曹操出兵後，鄴城發生了嚴重的瘟疫，死亡人數巨大。曹植有一篇《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這就是說當時的疫情之嚴重，家家戶戶都有人死亡，有的滿門滅絕，有的合族死亡，應該是非常慘烈的。也就是在這場瘟疫中，建安七子中陳琳、劉楨、應瑒、徐幹四人相繼死去。

曹操在濡須戰勝後立即撤兵也與這場瘟疫有關。當時他的軍隊裡士兵染疾死亡的人數已經不少，應該是他出兵之前有的士兵已經感染，並迅速出現人傳人的狀況，再不回兵就可能無法收拾。而在這些被感染瘟疫的人當中，就有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大才子王粲，還沒有等到大軍回到鄴城，他就死在軍中。

因為王粲在文化界的名望，他又同曹丕關係緊密，王粲的遺體運回鄴城之後，曹丕就出面召集當時的文化名流，為他張羅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葬禮。因為王粲生前喜歡學驢叫，曹丕就提議參加葬禮的眾人每人學一聲驢叫來紀念他，於是整個葬禮現場一片驢叫聲此起彼伏，倒也別開生面，成就了歷史上一件很悲情、但卻很有文化味的雅事。

《世說新語·傷逝》：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那麼，王粲是何許人？曹丕當時雖然還沒有稱帝，但卻已經是魏國世子了，王粲又有何能勞駕曹丕親自為他學驢叫辦喪禮呢？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首，文韜武略名冠天下

在中國歷史上，魏晉不僅僅是一個群雄逐鹿、諸侯稱霸的時期，它還是一個文化高度繁榮發展的時期。在那個時期，包括書法、文學等重要文化門類得到了長足發展，有些還是劃時代的飛躍。比如書法，就是在那個時期實現了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二次重要隸變，由漢隸書體過渡產生了楷書和草書，實現了書法文化的歷史性飛躍。而文學上則使漢賦向唯美、對仗的方向發展，出現了“建安風骨”。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誕生了象王羲之、謝安這樣的文化名人，也出現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賢”這樣的文化群體。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漢建安年間（196—220年）社會上最有名的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和劉楨。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學成就，所以“七子”之說，不僅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其實在當時也被曹魏政權所認可，曹丕在他的《典論·論文》中就提到過這個稱呼，可見建安七子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之大。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在建安七子當中，王粲文學成就最大的一個，他與曹植並稱“曹王”，梁朝大文學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讚譽王粲為“七子之冠冕”。同時，由於王粲的特殊經歷和貢獻，也使他成了中國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

王粲出身名門望族，他的曾祖父王龔是漢順帝時期的太尉，祖父王暢是漢靈帝時的司空，太尉和司空都位列三公，非常顯赫。而王粲的父親王謙，曾任大將軍何進的長史，他的童年時期就是隨父親在京城長安度過的。

王粲少年天才，名揚京師。當時的大文學家、左中郎將蔡邕就對他非常賞識。要知道蔡邕在當時既有權勢、又有才氣，家中常常高朋滿座，權貴如流。據說，有一次少年王粲去蔡府拜訪，聽到門人報信，蔡邕竟親自出迎，慌得連鞋子穿倒了都顧不上整理，當眾人一看到來賓竟然是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時，不禁都大感意外。但蔡邕卻說：“這位是司空王公的孫子王粲，他確實是奇才，讓我自愧不如。我家裡收藏的書籍文章，應該全部送給他。”一時更使王粲聲名遠揚。

蔡邕

可是成名後的王粲卻一直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在他十七歲那年，因為董卓專權，王允、曹操等人設計刺殺未成功，京城長安一片混亂動盪。可能是蔡邕推薦的原故，當年王粲受司徒徵辟，又被召為黃門侍郎，但他因為長安局勢混亂，沒有赴任，而是到荊州去投靠自己的同鄉、荊州牧劉表。劉表本是一個庸才，他連劉備都玩不轉，對這個其貌不揚、身體孱弱、又不拘小節的王粲，當然也就不太看重。王粲也就在劉表手下鬱鬱寡歡地度過了苦悶的十年。

後來，劉表病列死，王粲力勸他的兒子劉琮投降曹操。從此，王粲改投曹操帳下，得到曹操的器重併成為重要幕僚，為曹操以後的一系列重要戰役出謀劃策，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跟隨曹操期間，王粲不僅得到曹操的賞識，而且還同當時已經是魏國世子的曹丕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也正是這短暫的不到十年時間，王粲如魚得水，無論在文學上、還是軍事參謀上都表現出極大的天賦，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後來他在隨軍途中染病而亡，曹氏父子是由衷地感到悲痛，曹丕出面為他舉辦葬禮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曹丕

結語：跨越兩千年的兩場瘟疫，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是截然相反的後果

發生在2000年前的那場瘟疫給後世留下了驢鳴送葬的典故，那不僅是一場文化史上的浩劫，更是一場生靈的塗炭。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傳染病，但它肯定同發生在今年春天的新冠肺炎一樣有嚴重的傳染性和流行性。從目前有限的史料記載來看，公元217年的疫情給社會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加之戰亂頻仍，人民死亡無數，據說疫情之前東漢人口數有6500萬左右，但疫情之後全國只有不到650萬人，這當然也有統計技術方面的問題，但人口因為瘟疫和戰爭逝去大半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古代那樣的瘟疫下，停止疫情蔓延的唯一渠道就是地區性人口的滅絕，那是何等的慘烈啊。在那時，即使象建安七子這樣的文化名流、達官貴人也無法倖免於難，何況那些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平民百姓了。我們為王粲和建安七子感到婉惜，更為那個時代的人民感到痛心。

而兩千年後同樣的瘟疫，結果卻是上下齊心、眾志成城、人民生命至上和極低的死亡率，

這不是矯情。疫情過後，我們真的應該好好正視我們自己的制度，應該好好樹立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國家自豪感，並用我們的真心來維護它，使我們的國家體制越來越完善，使我們國家越來越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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