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億歐創新者年會上，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發表了《技術創新、產業革命、與經濟增長》的演講。
演講核心觀點：
1、制度問題的核心就是解決激勵機制問題；
2、產業革命是一個大規模優勝劣汰的過程，而且只有市場能做到；
3、產業革命是各國經濟發展產生差別的原因。
以下為許成鋼演講整理：
大家好，非常感謝能有機會和大家分享對技術創新、產業革命的看法。
首先，我們大家回顧一下最近發生的一些大事：政治局要集體學習人工智能。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政治局要學習某一個技術的事。
我之所以在這裡引用這些，主要是想提醒大家關於人工智能在新興產業革命裡面起到的基本作用，已經得到非常廣泛的重視。
在中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革命，中國錯過了，第三次產業革命中國趕上了末班車，之後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現在是第一次歷史上中國參與到正在興起的產業革命，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第四次產業革命現在剛剛起頭，中國在參與的時候，很大程度上能夠在過程中有重大的貢獻，能讓中國像人們期待那樣跑到世界的最前面去，下面是我們想要討論的一些問題。
創新嚴重的依賴制度
創新是在所有活動裡最依賴制度的一個活動，為什麼呢？原因是創新裡面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激勵機制問題，制度問題的核心就是解決激勵機制問題。我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最基本問題就是誰是創新的人？我們是不是知道？
第二、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些創新的人要創新？他們的動力是什麼？
回顧歷史上的三次產業革命，可以發現所有革命性的變化、所有突破性的創新，原始動力都不是商業，也不是應用，而是以好奇為動力在科學上產生的。這是第一層，革命性的變化。只有追隨著第一層革命性的變化後，才有第二層的創新。
第二層就是應用性和跟隨性的研究，由於已經沒有那麼強的好奇心，所以需要外來激勵機制的刺激。例如獲得諾貝爾獎，或者他本人被認為是第一流的學者等等，有沒有適當的外來激勵機制對於跟隨性的研究、應用性的研究都有重大的影響。
另外一個就是以實用、商業為目的的創新，這個就必須和巨大的商業利益掛鉤。巨大的商業利益不僅決定了個人的激勵機制，同時也是私營配置，只有巨大的商業利益跟個人掛鉤，那些創新才能獲得更多的資源，才會使得創新更快的發展。
總而言之，創新嚴重依賴制度。當我用制度這個詞的時候，我概括為以下三個最大的項目：
法治、市場和自治的大學。當我們講法治的時候，一個特別突出的因素就是產權，當我們講到自由的時候，法治是保護自由非常重要的基本條件。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上，制度決定的是什麼？決定的是在這個社會誰擁有資源、誰來支配資源，也就是資源的配置。當制度合適的時候，合適的人就有了機會，有了自由、有了機會，合適的人就會獲得資源，能夠從事創新，否則就不能。
人類歷史上所有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都不是來自於計劃或是政府命令。所有的重大突破首先產生於想法，產生於無數自由的探索，最後才在商業上結果，這些都是在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只有在競爭中取勝，人們才知道他是最好的。
產業革命是一個大規模優勝劣汰的過程，而且只有市場能做到
什麼是產業革命？產業革命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當我們討論產業革命的時候，它不是一個完全一切都是美好的圖像，產業革命從來都帶著巨大的破壞，是一個大規模優勝劣汰的過程，有大量被淘汰的內容，這些就是破壞。優勝劣汰的過程只有市場可以做，政府沒有辦法複製，政府最不能複製的就是破壞，政府最不能夠複製的就是創造性的破壞。
還有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產業革命和政府主導及研發實際上是不相容的。歷次產業革命的發源地都是固定的，都只發源於英國、美國，這個不是偶然現象，因為英美是同一類型的制度。
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全世界所有革命性的發明一共100多項，只有一項是人造橡膠，因為這是軍事上需要的，產生於蘇聯。所有其他類目全部產生於市場經濟，
在100年裡，如果排一下順序，哪些國家革命性的發明最大？應該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還有一些實際的例子，比如說中國芯片的落後。實際上芯片的落後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因為在工業化前期大量都是從蘇聯來的，包括制度、研究技術和工廠製造技術等等。電子器件方面的研究中國是繼承了蘇聯的傳統，而導致美蘇之間重大差距的技術領域就是半導體器件和芯片。
另外一個具體的例子，在國內炒的很熱的量子通訊，背後實質並不是通訊，實質是量子密鑰分配。對於量子密鑰分配，2013年美國西北大學的袁教授就已經指出量子密鑰分配裡面有致命問題，在他的研究背景下，美國、英國政府都有正式文件要求政府不在這個領域投資，日本也做大量的研究，認為不適合在這個領域投資。
我這裡引用愛因斯坦兩句重要的話，來表明為什麼計劃和產業革命是不相容的。
第一句話：如果我們原本就知道我們做的是什麼，那我們做的這件事就不稱為研究；是不是這樣？緊跟著他說想象力是最高形式的研究，想象力是什麼東西呢？想象力可不是從任何計劃裡面產生的，因為計劃意味著你從此沒有了想象的空間。
第二句話：自上而下的獎懲機制和創新是不相容的；他說如果人們只是因為害怕懲罰或者期待獲得獎勵，就會成為一群不可救藥的人，當然他指的是做研究的人。但是我們知道任何政府和機制，任何政府相關的制度，它的最基本機制就是上級對下級的獎懲機制，這個地方就是告訴我們從最最基礎的地方，偉大的科學家們早就看到了計劃和研究之間的不相容性。
總結一下，三次產業革命都發源於英國和美國的制度，產業革命裡的重要思想都來源於教授自治的大學。而所謂的教授自治，第一是人事自治；意味著大學教授的聘任、升遷、決定權在教授手裡，而不在政府手裡，這是必需的，沒有這個條件，大學不可能成為一流大學。第二是所有科研的資源一定是由教授來配置的，不是由政府來配置的。
如果按照歷史的基本事實把世界上和技術創新相關的制度做排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以英法系為基礎市場；原因是每一次的革命性創新、產業革命都產生於這個地方。
排在第二的是以歐陸法系來支持的市場制度；它的相關國家包括全部的西歐和大陸國家，以及韓國、日本這些等等。
排第三的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這一類沒有可能發生產業革命，他們能夠在落後的情況下追的很快，但是一旦離得近了，制度會導致他在研發方面遇到各種各樣的障礙。排在最差的就是群眾運動和沒有法治的市場經濟。
產業革命是各國經濟發展產生差別的原因
我這裡簡單的給大家梳理了一下歷史上的基本情況，為什麼我們要關心產業革命呢？原因就是在產業革命之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沒有什麼差別，之所以後來產生差別，原因就在於產業革命。前面沒有專門把中國拿出來，如果專門來看一下中國跟日本的對比，在明治維新之前，中國和日本之間也沒有明顯的差別，中日之間真正拉開距離是在日本的明治維新之後，這意味著制度的變化，是在制度的變化之後，日本開始追趕世界上已經發生產業革命的國家，尤其是在戰後。
面對人工智能提供的巨大機遇和挑戰，我們需要的是制度改革，對比一下中國跟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區別，可以看到在深度學習的應用方面，中國的應用規模和美國的應用規模是相似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看到，在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論、基本算法、基本芯片的發展上，甚至在高端的傳感器發展方面，中國遠遠落後於美國和其他的發達國家，比如說英國、德國、日本等等。當這些算法、計算力、傳感器能夠產生新的突破時，我們才能在應用方面進一步產生革命性的變化。
所以後面這句是什麼含義呢？就是中國必須要緊密的依賴，緊密的和全世界在一起，中國不可以把自己關起門來想辦法解決問題，解決不了，沒有可能的。因此，當人工智能以革命性的速度發展時，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不適應的制度，讓中國的制度能夠適應這個世界的發展，使得中國不會重蹈歷史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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