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理事長。曾任農業部（今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
2019年最重大的農業事件，可能是豬肉價格暴漲。豬肉價格暴漲，是因為生豬生產大減。生豬出欄減少了14943萬頭，下降21.6%（豬肉產量下降了21.3%）。
不過，全國最大的五個上市公司養豬企業（溫氏、牧原、正邦、新希望、正邦）的生豬出欄，卻只是減少了6.9%。這五個企業生豬出欄數量佔全國的比重一直快速升高，2017年為4.7%，2018年為6.3%，2019年為7.4%。這個事實，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了生豬產業組織創新的積極效果。
也就是說，這些大企業在抵禦非洲豬瘟、環境整治和豬生產週期等不利影響方面，能力較強，顯著超過小農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大企業通過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不斷提升了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了抗風險能力和生產效益。
以全國最大的養豬企業廣東溫氏集團為例。其採取的是“公司+農戶/養殖場”的模式，公司向農戶/養殖場提供的指導服務，涵蓋了整個生豬生產的全過程，包括豬場建設方案標準、糞汙處理、仔豬提供、飼料提供、藥物保健、飼養技術、肥豬回收等。這實際上是一種封閉式委託養殖方式，公司根據合同向農戶/養殖場支付養殖費用。農戶/養殖場每養一頭豬，通常可以獲得穩定的養殖費用。
公司在應用技術研發方面，實力很強，獲得了幾十項省部級以上科技獎勵和上百項發明專利。據說，有個養殖場場主，大學學的是畜牧專業，自認為懂行，就不聽從公司一線技術人員的指導，而按自己的方法養豬，結果效果並不好。其實原因很簡單，這不是公司一線技術人員的水平更高，而是他們使用的技術方案，是由專門的科研團隊，以公司的海量生產實踐大數據為基礎而研發出來的，更有科學性。
2013-2018年期間，公司合作的養殖農戶/養殖場數量，從1.74萬個增加到2.07萬個，而同期出欄生豬頭數，由1013萬頭，增加到2230萬頭，平均每個養殖戶/養殖場年出欄規模從583頭，增加到1077頭。
溫氏模式的特點，是提供了一種多方共贏的模式：農民/養殖場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消費者獲得穩定優質安全的豬肉供給；更有利於糞汙處理；對於公司來說，資金投入負擔較小，養殖管理效率較高。
這樣一種“公司+農戶/養殖場”的模式，是較為適合我國特點的，突出的優點有：第一，技術先進，可以實現生豬飼養過程的現代化；第二，有利環保，通常每個養殖場在1000頭左右，便於生豬糞汙的處理和肥料化利用；第三，便於管理，投資與管理風險低，可以快速擴張；第四，質量可靠，安全保障高，有利於加工流通環節創立出產品品牌。
在種植業方面，由企業牽頭的合作社，也是一種重要的組織創新模式。我在湖南考察過的兩個稻穀生產合作社，就是很好的案例。
這兩個合作社，一個是由大米加工企業牽頭的，另一個是由農資（化肥與農藥）銷售企業牽頭的。而所組建成的兩個合作社，卻高度相似，都是為農民提供稻穀生產銷售全過程的服務，包括工廠化育秧、機械化插秧、無人機植保、機械化收割、烘乾、大米加工、品牌大米銷售等。
通過批量化採購農資、機械化作業等，可以顯著減少生產成本，農民每畝可增收數百元。更重要的是，通過合作社集中了土地，大大擴大了經營規模，從而可以統一種植優質稻穀品種，統一加工出優質大米，建立起合作社的優質大米品牌。稻穀單產減少了一些，但是大米銷售價格卻可以大大提高。普通的大米，每斤只能賣2元錢，而合作社生產出來的優質大米，卻可以賣到每斤5元、10元乃至20元，真正實現了優質優價。農民增收，合作社增收，消費者對優質大米的需要得到了更好的滿足。
大田種植合作社的運作，在市場機制之外，通常還需要政府的支持。一是國家的農機具購置補貼——成立合作社之後，一定要採用更多的作業機械，以代替人工；二是國家對土地整理（標準化農田建設）的補貼。這是機械化作業的必然要求。
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還需要村組織的有力支持。要把村裡的土地連片集中起來，也並不容易。村民們總會有些不同的想法，有的願意加入合作社，有的不願意，尤其是在開始階段。村組織出面做協商協調工作，很有必要，也很有效。這包括採取一定的方式，把那些暫時不願意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的地塊，置換調整出來，讓合作社的地塊能夠連片成規模，以及統一協調利用好土地整理等。未來，村組織在這個方面的職能，會日益重要和突出。合作社的牽頭企業，通常不太適應與很多的單一農戶打交道。
近年來，還有一種農業組織創新模式，儘管還不普遍，但也很有意義。這就是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區支持農業）。這種模式，始於瑞士和美國。其目的是建立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繫，大部分是生產者發起的，也有些是消費者發起的。消費者需要提前支付生產費用，通常是生產有機食品。其相當於有機食品的消費者訂單農業，或者會員制農業。我國有的地方，在優質稻米、古茶樹、蔬菜、荔枝等水果方面，也出現了類似的組織。本來，有機食品就是非常小眾化的，再加上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繫，就更加小眾化了。
不過，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一種新的農產品直銷模式，其借鑑和拓展了CSA（社區支持農業）概念，也叫新農人/新零售。在形式上，是加工流通企業出面，把生產者和消費者連接起來：在產地，建立生產合作社，組織農民進行標準化生產；在銷區，通過城市消費者兼職發展會員，直銷產地產品，例如東北某縣的大米等。這種方式，建立起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繫，使得產品有可追溯性，滿足了消費者的食品質量安全需要。有的，還組織消費者會員到產地考察觀光，更增加了些農耕文化和趣味性因素。有關企業，一經試水，便取得了快速發展。
我國類似的農業組織創新，還有很多，還會出現更多。其本質是，如何在小農戶條件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組織創新，找到符合我國國情的可行路徑，把最新的現代科技成果，全面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從而不斷提升生產現代化水平，提高生產質量，更好地滿足城市消費者對美好食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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