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陈忠实的《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冷静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在关中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近半个世纪的沉浮，显示了陈忠实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反思与追寻。正如作者陈忠实所说：“通过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将国家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真实地再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将以朱先生为中心，阐释儒家思想文化在半个世纪的各种政权变更中的脆弱性。
“前者”的尴尬与无奈
在小说中，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是朱先生。他既是白鹿原上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又是传统文化最有力的传播者。他体现着白鹿喻示的道德理想，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寄寓着作家对民族文化优秀特质的热诚赞誉，对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极其完美道德追求的倾心认同。
朱先生是人们眼中的“圣人”，“圣人不屑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朱先生以“仁义”为核心行事，连自己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就叫怀仁、怀义。他的一生以仁、义行事。拒绝赴京会考，只为给父亲守灵尽孝；拒绝陕西巡抚的厚爱，自己住进白鹿书院讲学；没有学生，就改修县志，并自认总撰。
但在危急关头，朱先生总挺身而出，且不同凡响。受命查禁鸦片烟苗，他亲自扶犁翻耕其罂粟地，将正开花的罂粟连根撬起，十天不过，正开花的罂粟全部犁毁，事毕，垂涎者忙着争肥缺，而他则安然回到自己的书斋晨诵午习。这些都表明朱先生躬行“仁义”。爱人爱国，且有“经书济世”之大智大勇。
他的理想，他的人格，虽然为人们所敬重，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一直在遭到现实的否定。小说中写到被邀请去南方讲学，当时饱读诗书的朱先生踌躇满志，而结果是仅有的一次讲学“语言又成为大碍，一些轻浮子弟窃窃讥笑他的发音而无心听讲”。
他的苦心追求的文化思想竟连当时的读书人都不能接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不学无术”，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政权下已失去了它往昔的凝聚力。从传统的文化意义上说，朱先生的文化人格无疑是为人赞赏与称道的，但是小说中他已不再受到当局的关注，他的行为在现实中好像已变得不合时宜。
“来者”的背叛与惋惜
白鹿书院是朱先生传播思想的最重要的场所，因此，朱先生的学生理应是延续和保护“仁义”儒家思想的最佳人选。但是在现实的政权中，她的学生一个个都被现实化了．朱先生的学生有白鹿村的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文、白孝武、黑娃。这几位学生是在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学生。
我们主要看看他的学生自孝文和鹿黑娃。白孝文是朱先生前期的好学生，鹿黑娃是朱先生后期的好学生。照理说，师出同门，应当互相扶持，将老师的心血传扬于世。但事实并非如此。白孝文告别学生生涯后，白鹿村的人们都默认其为村里的下一位族长，白嘉轩在平时也注意锻炼其性格。
但是这种平衡却被鹿子霖的阴谋打破，进而白孝文被举荐到县保安团，走上了他的政客生涯。在巨大的女色诱惑、政治诱惑面前，白孝文无法抵制，他拒绝了白鹿原的仁义礼智，拒绝了传统文化的美丽与温馨，成为现代权力的奴隶。从纯洁的族长继承人到世俗圆滑的政客，白孝文一步步的背离了传统文化。这对于朱先生来说，是对他思想的一种嘲笑与讥讽。
鹿黑娃从小就反抗朱先生代表的“仁义”，离家出走，自己娶妻，参加土匪。但是，在乱世中他惊奇地回归到了儒家思想，励志“学位好人”。这让朱先生和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得以传播的一丝希望，他是真正的想“学位好人”。但是在历史的风暴与政权的争夺中，鹿黑娃却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这个同志还是自己的乡党、同门师兄白孝文。好不容易看到的一抹阳光，却在瞬间消失了。这让我们产生了无限的惋惜之情，这也是在历史语境中的无奈。
这正喻示朱先生所传播的儒家“仁义”思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是无法生存的。因此，朱先生在临终之前才会说：“我心里孤清的受不了”。这种孤清是老人临死之前的孤清、更是他代表的文化思想的孤清。
朱先生的“希望”被革命政权抹杀了，他交给学生的“仁义礼智”在现实的权力话语下不堪一击。真正想传承儒家文化的没活下来，倒是世俗的圆滑者存活下来了。这正是对朱先生所代表的“学位好人”的一个极大讽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在一片水深火热中，古老的文明同在革命风暴下的人民一样苟延残喘地生存着，被各种政权所利用、限制而后又抛弃。朱先生一生都在通过自己的言行、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人、自己的学生等各种方式传播他的儒家“仁义”思想，但却始终未能如愿。今天的世界，主题是“发展与和平”，这种环境下，我们就应该接过朱先生未完的心愿，将仁义礼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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