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陳忠實的《白鹿原》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以他深厚的文學功底冷靜地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儒家思想文化在關中一個叫白鹿原的地方近半個世紀的沉浮，顯示了陳忠實對儒家思想文化的反思與追尋。正如作者陳忠實所說：“通過自己的體驗和認識，將國家和民族在各個歷史時期所．經歷的痛苦和歡樂真實地再現出來是至關重要的。這裡將以朱先生為中心，闡釋儒家思想文化在半個世紀的各種政權變更中的脆弱性。
“前者”的尷尬與無奈
在小說中，儒家文化的集中體現者是朱先生。他既是白鹿原上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又是傳統文化最有力的傳播者。他體現著白鹿喻示的道德理想，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徵，寄寓著作家對民族文化優秀特質的熱誠讚譽，對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文化極其完美道德追求的傾心認同。
朱先生是人們眼中的“聖人”，“聖人不屑理會凡人爭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難以遵從聖人至理名言來過自己的日子。”朱先生以“仁義”為核心行事，連自己的兩個兒子的名字就叫懷仁、懷義。他的一生以仁、義行事。拒絕赴京會考，只為給父親守靈盡孝；拒絕陝西巡撫的厚愛，自己住進白鹿書院講學；沒有學生，就改修縣誌，並自認總撰。
但在危急關頭，朱先生總挺身而出，且不同凡響。受命查禁鴉片煙苗，他親自扶犁翻耕其罌粟地，將正開花的罌粟連根撬起，十天不過，正開花的罌粟全部犁毀，事畢，垂涎者忙著爭肥缺，而他則安然回到自己的書齋晨誦午習。這些都表明朱先生躬行“仁義”。愛人愛國，且有“經書濟世”之大智大勇。
他的理想，他的人格，雖然為人們所敬重，但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為，一直在遭到現實的否定。小說中寫到被邀請去南方講學，當時飽讀詩書的朱先生躊躇滿志，而結果是僅有的一次講學“語言又成為大礙，一些輕浮子弟竊竊譏笑他的發音而無心聽講”。
他的苦心追求的文化思想竟連當時的讀書人都不能接受，這確實是一個問題。這不是簡單的“不學無術”，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新的政權下已失去了它往昔的凝聚力。從傳統的文化意義上說，朱先生的文化人格無疑是為人讚賞與稱道的，但是小說中他已不再受到當局的關注，他的行為在現實中好像已變得不合時宜。
“來者”的背叛與惋惜
白鹿書院是朱先生傳播思想的最重要的場所，因此，朱先生的學生理應是延續和保護“仁義”儒家思想的最佳人選。但是在現實的政權中，她的學生一個個都被現實化了．朱先生的學生有白鹿村的鹿兆鵬、鹿兆海、白孝文、白孝武、黑娃。這幾位學生是在小說中出現最多的學生。
我們主要看看他的學生自孝文和鹿黑娃。白孝文是朱先生前期的好學生，鹿黑娃是朱先生後期的好學生。照理說，師出同門，應當互相扶持，將老師的心血傳揚於世。但事實並非如此。白孝文告別學生生涯後，白鹿村的人們都默認其為村裡的下一位族長，白嘉軒在平時也注意鍛鍊其性格。
但是這種平衡卻被鹿子霖的陰謀打破，進而白孝文被舉薦到縣保安團，走上了他的政客生涯。在巨大的女色誘惑、政治誘惑面前，白孝文無法抵制，他拒絕了白鹿原的仁義禮智，拒絕了傳統文化的美麗與溫馨，成為現代權力的奴隸。從純潔的族長繼承人到世俗圓滑的政客，白孝文一步步的背離了傳統文化。這對於朱先生來說，是對他思想的一種嘲笑與譏諷。
鹿黑娃從小就反抗朱先生代表的“仁義”，離家出走，自己娶妻，參加土匪。但是，在亂世中他驚奇地迴歸到了儒家思想，勵志“學位好人”。這讓朱先生和我們看到了儒家思想得以傳播的一絲希望，他是真正的想“學位好人”。但是在歷史的風暴與政權的爭奪中，鹿黑娃卻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這個同志還是自己的鄉黨、同門師兄白孝文。好不容易看到的一抹陽光，卻在瞬間消失了。這讓我們產生了無限的惋惜之情，這也是在歷史語境中的無奈。
這正喻示朱先生所傳播的儒家“仁義”思想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是無法生存的。因此，朱先生在臨終之前才會說：“我心裡孤清的受不了”。這種孤清是老人臨死之前的孤清、更是他代表的文化思想的孤清。
朱先生的“希望”被革命政權抹殺了，他交給學生的“仁義禮智”在現實的權力話語下不堪一擊。真正想傳承儒家文化的沒活下來，倒是世俗的圓滑者存活下來了。這正是對朱先生所代表的“學位好人”的一個極大諷刺。
20世紀上半葉，中國處在一片水深火熱中，古老的文明同在革命風暴下的人民一樣苟延殘喘地生存著，被各種政權所利用、限制而後又拋棄。朱先生一生都在通過自己的言行、自己的言行影響他人、自己的學生等各種方式傳播他的儒家“仁義”思想，但卻始終未能如願。今天的世界，主題是“發展與和平”，這種環境下，我們就應該接過朱先生未完的心願，將仁義禮智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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