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涇陽的商業教育

——讀宗鳴安《秦商入川記》

清末涇陽的商業教育

在《宣統重修涇陽縣誌》中,編者周斯億《論農田》中說,“縣西北殷實小康諸戶,又多以商起家,其鄉之姻戚子弟從而之蜀、之隴、之湘、之鄂者十居其六,或老大無成,或少壯失業,家不一人,村不一家,推而計之,不知其凡幾。”涇陽西部的商業氣息非常濃厚,如同今天一樣,許多青年男子都去外地做生意,留存家鄉中的男丁十分少,導致縣西部的農業生產青壯太少,居家的青年也不願意購置土地,從事農業生產,往往就只有數十畝,能顧溫飽他們就很滿足了。周老先生很感慨,對於西部群眾很不滿意,認為人心不古,且捨本求末,只知整日逐利,是很不象話的。該文從側面反映出了涇陽西部商業發達,當時涇陽縣情況也確實如此,留傳到今天的民謠說:“東劉西孟社樹姚,不如王橋頭一撮毛。”“涇陽縣,西北鄉,財東多,銀錢廣,大簸箕柏,轆轆把張,金銀財寶堆滿箱”, 說的都是涇陽西部商業最出名的的大戶,這些大戶其資本往往達到數十萬,甚至百萬、千萬的規模,他們不但在本省有著難以數清的商號,就是在四川、西康、西藏、青海、湖北等地也流傳著“出外行走不住他的店,不吃他人飯”的說法,其實這些歌謠還沒有把這裡重要的商家說完,例如乾元堡張家,橋底柏家、岳家坡岳家等在當地也是少有的商業大戶。據曾在於家恆泰茶號做夥計的趙銘伍先生(本人屬於王橋東街人,落戶在四川康定。)說:“如果有心人去訪查,現在涇陽西部的土著去追根,拐上幾個彎,在現在川西、康定、甘孜,青海玉樹等地都可以找到落戶的‘親戚’”。

周斯億在《論農田》中說到“十之六七之川、之鄂等語”,西部之所走出去的人雖然多,但卻不是以前“走西口”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而是有充分的社會關係和文化基礎準備的。之所以說是社會關係準備,是因為這些商業戶族從資本安全角度出發,多依靠本地知根知底的鄉黨,數百年共同的地域生活使這些鄉鄰多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錯蹤的關係,彼此瞭解、熟悉,用起來順手。所以這些人走出之時,目的性較為明確,多是投到這些商業大戶的旗下,學習做生意。複雜的社會關係將他們彼此紐結在一起,讓傳統以農業為主的農民走上異地從商之路。其實除了社會關係之外,這些農民在走出農田之時,對於他們要走的路途,要去的地方並不陌生,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些商業的後備力量從幼年成長開始,除接受傳統儒學教育,還接受了相應的職業教育了。

一、經商職業教育課本——《入川生理備要》出現的環境

宗鳴安先生《秦商入川記》前言中記載:“光緒十三年涇陽縣西北鄉河範村張照(字德庵,又字明齋)《入川生理備要》講稿,正是根基於這樣的文化積澱而登堂入室”。涇陽縣西北鄉是現在橋底鎮以西涇陽的統稱,包括現在的橋底鎮與興隆鎮一部,王橋、白王全部,河範村由於歷史的變遷,似乎找不到蹤影了,估計應該在今天橋底西南一帶,今天白王倒是有個“範村裡”,原來是裡,管的是岳家坡、西苗、白王鎮一帶,但與河範村名有異(還算不錯,就在前幾天閱讀《涇陽縣文史精編》時發現了何範村名稱,據楊亞民回憶柏筱餘辦學文章中記載:柏家村和附近七個村(體家堡、溝而上、何範村、南楊村、上席村、永太堡、扶託村)的男女青年都在柏家村的學堂上學。橋底鎮的學堂專收橋底鎮一帶的學生。)張老先生授館的社樹村倒是大名鼎鼎,是西北鄉姚姓商業大戶的駐地,在當地俗稱“社樹姚”,其戶族在涇陽始於元末,據傳從清代開始步入商業領域,興盛於康乾時期,到清末民國時期依然擁資數百千萬,生意主要在四川雅安市。

在清末社樹出現《入川生理備要》,不能看成是個偶然的事件,涇陽縣西北鄉明清以來有數百年的商業環境,從這裡出現的掌櫃、夥計、學徒不計其數,從讓青年人熟悉職業,儘快進入角色的角度考慮,商業氣息濃厚的西北鄉也不可能只會在社樹出現經商職業教育“課本”,《入川生理備要》是以講義(稿)和形式出現的,根據宗鳴安先生的敘述,應該還沒有形成體系,但這本書應該算是個重大發現。從清末的一個生員能編出這本冊子,大略可以知曉西北鄉商業發展情況。也可以想見在涇陽縣西北的其他商業戶族亦應有類似的教材存在,可能文字或是側重點有所差異,但為著讓本地的年輕人儘快適應異地的生活,適應即將步入的行業,提前進行相應的教育無異可以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進入角色。

二、經商職業教育課本——《入川生理備要》內容

宗鳴安先生所著《秦商入川記》詳細講到秦商的商業理論、商業經驗及對於商業生徒的教育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恰好就是一本誕生於民間的商業教育培訓教材,雖然從系統的角度來看,還不夠全面,但這本講義的發現,意義實在重大。通過文字的輯錄大略可知該書的內容,現簡述如下:

1、經商理論——從“生意”到“生理”

儘管中國傳統社會自古以來就崇本抑末,商人並不讓居於廟堂之上的士夫待見,涇陽縣清代的官僚對於西北鄉青壯年多出外經商十分的惋惜,讓為這些人不從事農業,對於當地貢獻有限,所以要制定政策加大力度進行懲罰,“若按名冊報,敦勸力田,有不率教者,例以屋粟夫布之罰,里正副時稽勤惰,其罰充本村公益,久道化成,於民食、民生兩有裨益。(《論農業》 周斯億)”但這種情況從康熙年所修縣誌到宣統時都有所記載,老爺們雖然看不慣,但民間崇商的風氣,社會的發展大勢卻從不會因為老爺們的“懲罰”而有所改變。經商在西北鄉就是本,農業生產才是末,在《入川生理備要》中,處於社會底層的文化人宣傳生員張照,則在他的講稿中將“生意”、“商業”上升到“理與道”的層次,商人層面恐怕暗地裡對於這些愚論腹誹不已。

張照先生也從仁義出發,敘述了商業生財的理論,即:“竊以生財之道,理本得眾,亦由仁義而已矣。欲謀經營必先揣其本末,和緩得中,終始理焉、道焉……其利人皆所欲也,然而理之道達,方為貨財。殖而屢中者,可謂生理之師也。”理直氣壯的說出“理”不是空洞的大道理,什麼是本?什麼是末?民生、民食才是本,生意就是服務民生與民食的,服務了大眾,給別人以實惠,由“利人”而得到了財貨,這也是本,與官老爺所說到農業地位一樣。

只有固守這個“理”才能得到財,如果心術不正,如“若夫不諳其理,恣意妄貪,費存仁道,違心害理,須曳僥倖,而鴻圖豈能惟懷永圖乎?”非但不能生生有意,反則因為違背了商業的基本規則,必然不會長久,所以說經商雖然是為了錢財,但如果只看到錢財,看不到“民生、民食”,路就會越走越窄,斷送了自己的商業前途。要想生意做的長久,財貨廣進,必須堅守職業道德底線,以“仁義”為本。所以老先生才教導弟子,“惟敬惟和,謙虛下人為法。克勤克儉,自然源遠而流長。”也對於官老爺及先賢所述及的教條談了自己的看法,雖然有些無奈,但也確發人深省,“哲雲:“培振鴻業,大展經綸’。焉知仁理由義得來者哉。”

2、經商經驗與規矩

陝西商人是中國最早興起的一批商人,明時赴江南一帶,清時多在川康青甘,而涇陽西北的商人就是這最早興起的代表人群,從明代到清代的歷代涇陽縣誌對於風俗民情的記載當中可以發現涇陽商人的蛛絲螞跡,至於涇陽西北鄉的姚、於、孟、劉,東北的吳、毛等商戶,從目前的記載多能推至清中前期,雖明代記錄限於史料,不甚祥細,但從涇陽、三原明清時期的經濟地位可略見一斑。在清末年所編《陝西鄉土地理教課書•商業》總論明確指出:本省之富商大賈類多經營外省,(江南之鹽商陝人居十之一,四川之當商皆系陝人。)而本省之商業則以山西人最佔優勢,三原之布商,涇陽之茶、煙、棉及毛破各商,實本省商業之代表隊也。”這一點多為後世認同,如在《隴海路鹹同沿線各縣經濟調查》(1944年)指出:“地居關中之要衝,土質肥沃,物產豐富,因之商務極發達”,“該縣在清道光年間,有票號十餘家,錢莊二十餘家,每日起解標鏢款,西安三原等到地均以該縣為週轉調撥之樞紐”。將涇陽稱為陝西的金融中心並非虛美,只不過在同涇年回事之後,經濟才一落千丈,不復往昔百分之一。也正是因為數百年的經驗,才使得西北鄉對於商業人才極為重視,所以在《入川生理備要中》作者毫不保留的將秦商的“生意經”及經商過程應該注意的事項,做為重要的教學內容進行傳授。

《入川生理備要》所敘注意事項極多,約有四十餘條,講課的過程中,由具有商業經驗的塾師進行逐條講解,再附以生動的事例,經過短期的培訓,雖然不能說受教的年輕人就能經商了,但相比未培訓過的他鄉同行,可以少走許多的彎路,能儘快地進入角色。由於資料的緣故,所能輯錄的內容較少,於四十多條事項之外,在《秦商入川記》中輯錄到最為重要的十條規矩,現簡錄如下:

生徒十戒

一戒: 宴眠宴超,無能用心者,夥有定例處分,,焉能姑免,慎之慎之

二戒: 偷閒苟安,不能恪守夥規,勤習生理,疏於正務,如違不寬,務宜虛心可也。

三戒: 初回動學,常存謀虛之心。時守臺等教導,切勿志大,終女臺良有益也,

四戒:穿著或總或路,總宜淡泊布服為佳,勿可任性浪穿。遠鄉千里,當思家計為難,可不慎歟。

五戒: 凡買大小物件,宜乎達明櫃上,通知耆臺,勿可陰違擅專,一經查出,夥例難恕。種種達明,不可知也。

六戒: 嗜酒、濫交、拈香、拜把、寄收乾兒乾女、暗費號內銀錢等事,皆出夥例之外,萬不可做。倘若干犯,亦照例辦,切記勿忘。

七戒:違規賭博,嗜吸洋菸,日習怠玩,疏於正務者,亦照夥例辦。此乃自作,情實難恕。慎之慎之。

八戒:初回或住總堆,或居口岸,歸裡之期歷有定規,年限不敷或號內乏人總難曲留。倘有不法,終始執拗者,定以夥規議處。可不慎哉。

九戒: 出鄉辦事或買貨物,或收各欠,首以穩妥截便為是。切莫留連宴會,荒唐致號務於度外。違者難恕,切記切記。

十戎: 肆行妄為,不能恪守約束,只有命其歸家。非號無能姑貸,尤恐紊亂號規。學者猛省,不可不慎也。(《秦商入川記》107—108頁)

說到這裡秦商對於子女的教育也與他人不同,建國前王橋東街村趙銘伍老人年少入川,其祖為雅安聚誠茶號的二櫃,但卻把他的孫子放在鄉當王橋於家在雅安的恆泰茶號做小學徒,讓別人去管理,用趙先生的話來說,“自己的子弟管理起來尺度不好拿捏,還是讓別人去管,這樣多吃些苦,能學到些真本事。”之後又在其祖父的授意下,離開總號到了更為偏遠的康定、甘孜去吃苦受罪,學真正的本事。

3、入川的路途

如果前兩項講的是商業的理論及修養,是個在商業領域都通用的知識,大家都必須掌握,那麼入川的路途則主要是針對涇陽、三原的商業戶族,教育的對象也就是涇陽西北鄉的年輕子弟。在備要中將從涇陽出發到四川雅安二千六百里的路程分了三十段,以歌謠的形式體現出來:

醴菊峽寶貴鳳南,

留馬褒湧火寧轉

朝廣昭劍劍武擇,

沉皂孟漢到成都,

新邛百雅三十棧。

(《秦商入川記》113頁)

將近二千七百里路途,正常情況下三十天要走完,平均日行九十里,可能大多數的人對於九十里沒有概念,筆者愛好長跑與健走,高強度的健走每小時約可走十三里,已然累的夠嗆。而九十里七個小時,絕對不可能走完,如果正常步速約十里每小時,得走九個小時,依這樣的強度走三十天是個什麼概念。正常情況下我們健走多是不需要負重的,他們卻要背上自己的包袱,帶上換洗的衣物和生活物件。從道路情況來看,關中平原和進入四川還能好一點,有大路平道,但自古以來秦嶺與四川的交通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的說法,如果進入秦嶺大山還需要每天走上七八十里甚至是九十里,這樣的強度實在是難以想象。

《入川生理備要》中歌謠中三十段,即為三十處休息的地點,如醴指的是禮泉,即第一天要從涇陽走到禮泉縣城,為九十里。第二站為菊村,同樣也有九十里,依次下來為岐山、寶雞、鳳縣東界黃牛堡、鳳縣城、南星、留壩廳、馬道……第三十天就走到了雅安,涇陽商人最集中的區域,秦商的總號多設於此。其中最多一天要走一百一十里,最少的一天要走七十五里,在盜匪橫行,狼蟲虎豹多於今天的清明時期,陝西商人就是用自己的性命拼出一番天地。其中的艱難只有涇陽的商人自己明白,“因為家計甚艱難,不得已而赴四川沿途景色雖可觀,山路崎嶇舉步難。攏店雖食肉米飯,想起家中汨不幹。堂前父母無人奉,丟下妻擎甚可憐。忍耐苦把經綸轉,得利錦裡榮祖先。為人若能存此心,不枉男兒生世間。(《秦商入川記》124頁)”

張照先生在備要中不但將每天要在那裡休息明確的注出來,並且在有了意外情況時,破棧情況下要住在哪裡也做了重要的說明,不但住在何處有說明,沿途各客棧名稱,特色食物,當地有名的風景也有點滴說明,看來張老先生並不是只會搖頭晃腦的冬烘先生,他應當是行千里路的踐行者,秦商中的一員。由有著入川經驗的前輩對將要入川的青年後生進行講解,無疑要比簡單的授課有趣的多,活生生的經商事例,沿路的異域的風土人情,更易於受教者接受。

1、《秦商入川記》 宗鳴安

2、《宣統重修涇陽縣誌》 之《論農田》 周斯億

3、《陝西鄉土地理教課書•商業》 清 臧勵穌

《關於柏理惠民先生興辦學校的回憶 》 楊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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