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奋斗一生，也未必能赚够救自己命的钱呢？
看完黄渤的处女作《一出好戏》，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虽然我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有限，只能靠一些常识去推论，但最好还是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很多行家里手还是会批评指正吧。
《一出好戏》借荒岛求生上演了人类社会发展最初的三个阶段：原始狩猎文明阶段、奴隶制阶段、封建制阶段。
不管哪个阶段，金字塔顶尖的领袖都是衣食无忧甚至奢侈的，而底层民众总是勉强糊口。
影片没有讲太多今天的社会，但类比一下就不难得出结论：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来临之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只要存在，底层勉强糊口的状况不会有本质的改变。
那么奋斗一生也未必能赚够救命钱，就不难解释了。
在原始狩猎文明阶段，领袖是身强力壮、有丰富的野外生存技能的人。
因为人们首要的需求就是填饱肚子生存下去，谁能带给他们食物，谁就是领袖。
这种境况下，底层往往是体力较弱的人，他们能捕获的食物相对较少，一部分还要上交给领袖作保护费，能够维持生存就不错了。
这个时候人像动物一样被统治者对待，不听话就打，驯服了就给食物，简单粗暴却行之有效。
这种统治不会长久，因为时间流逝，年轻力壮的后生不会一直满足于被收割的状态，或早或晚会暴力推翻统治者。
在奴隶制阶段，领袖是占有一定资源的人（这种资源或来自继承、或来自偶然的发现、或来自冒险的回报）。
他雇佣奴隶给自己打工，同时为自己的资源安全提供保障。
《一出好戏》中，这个阶段的领袖发行货币（扑克牌），他让所有人相信：荒岛上只有两副扑克牌，具有极大的稀缺性，可以作为流通货币。
并且对不同的扑克牌能够换得多少食物做出了规定——奴隶主制定了游戏规则。
这种情况下，底层就是那些没什么可支配资源的人。
他们只能参与这场不公平的游戏，去捕鱼、采摘野菜野果，用这些少得可怜的物资兑换货币（扑克牌），然后再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随着捕鱼技术的提升，人们获得的食物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稳定（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绝对的资源优势），统治者又放出了两副扑克牌。
这样货币量远大于资源总量，出现了所谓的通货膨胀。
底层只是感觉到同样多的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很少有人能够猜到原来这岛上扑克牌远不止两副。
如果这个体系能够长期维持，底层人会毕其一生拼命捕鱼，换来更多扑克牌，谁也不知道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
但这个速度应该刚好是这样：他们打一辈子鱼，也仅仅够养活自己，不会有过多的盈余资源。
在封建制阶段，君权神授是普遍的统治法则，领袖是被“神”眷顾的人。
在《一出好戏》里，黄渤饰演的领袖角色正是耶稣的打扮。
他承诺要带人们远离荒岛，人们对于回到文明世界的强烈愿望压倒了对物质的渴求。
于是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就出现了，不管物质多么贫穷，人只要有希望就有活下去的动力，有信仰就能够自律，管理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这个时候的底层就是吃瓜观众，由于视野所限、知识所限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真相一无所知。
他们盲目地相信领袖能够带领自己实现心中所想，今生也好，来世也罢，而不去考虑客观条件：
现实是否允许那么多人离开荒岛？通过什么技术条件离开荒岛？
这些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能够思考的界域了。
人们能做的还是拼命捕鱼、采摘野果野菜，只不过有了奔头和希望，捕鱼的时候都要哼点小曲儿，挖野菜的时候都要跳舞。
不仅如此，还要把最肥美的鱼和最有营养的野菜留给领袖。
而那个“精神领袖”自己很可能也明白，凭借现实的条件无法离开荒岛。
但是他坚信有一天能够离开，他真挚而单纯的信仰甚至打动了自己。
那种狂热会感染吃瓜群众，造成一种集体的狂欢――也许真正好的精神领袖就是首先能够打动自己吧。
在封建阶段的中后期，“精神领袖”的弟弟利用自己丰富的电气知识给暗无天日的小岛带来一线光明。
兄弟俩把之前用鱼换来的手机等电子产品都充满了电，手机中存留的过往信息（视频、电影、聊天记录等等）成了不可再生的稀缺品。
人们纷纷拿货币（扑克牌）来换取重温过去的机会。
如果这个体系能够长期存在，底层的人们会为了希望和信仰不断献出手中的资源。
没有精神的支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此，人们依然是奋斗一生仅够养活自己而已。
回到现代社会，人类的科技水平发展神速，如果拿捕鱼做比较，原始社会的人类一天能捕十条鱼，现在恐怕一天能捕十万条吧。
我们得益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好处，不必为了抓不到鱼而整日忧心。
但生存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容易，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社会分工更加细化。
你想吃鱼不必亲自去捕，你要住房不必亲自去建，但是你一生所积累的财富，依然像曾经的每个文明阶段一样，刚刚够你的衣食住行而已！
我们的食物越来越精致，但你未必吃得起。
我们的高楼大厦越盖越洋气，但你未必住得起。
同样，人类的医疗技术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你未必生得起病。
以上这些，如果你做不到而有的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很有可能是你没有那些人努力。
但更可能是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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