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順距江西約1500公里，因“鹽政甲乎全川”而名聲在外，是歷代江西才子競相履職之地。
據《富順縣誌》統計，從明初至清末的500年間，江西先後有40餘人到富順縣做官。他們有的擔任知縣，有的擔任縣丞、主簿、典史、教諭等佐屬官。其中，擔任知縣的有10人，政績突出者均被載入《富順縣誌》。今從明、清兩代中各擇二例，以管窺這些江西才俊為富順發展所作出的歷史貢獻“愛民重士”
之舒有常
舒有常，字大經，江西靖安縣人，
於明永樂初任富順知縣，
是富順歷史上的首位江西籍知縣。
明永樂四年（1406）閏七月，“靖難”重臣淇國公丘福等文武大臣嚮明成祖提出營建北京宮殿的動議，工程包括建造宮殿、官衙、壇廟、城垣、城樓等項目。早就有遷都打算的朱棣欣然同意，於是下詔從次年五月開始動工修建北京宮殿，同時遣尚書、侍郎、御史等朝廷大員分赴四川等五省採伐木材，並派人燒製磚瓦，辦理石料等建築用材。
地處川南的富順，除了必須繳納朝廷攤派的沉重賦稅外，老百姓還要出工出力去荒山野嶺採辦大木。巨木的運輸全靠人力，這在溝壑縱橫、無路可尋的野外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加上時不時地還會遇上狼蟲虎豹和不明瘴氣，好多民夫為此喪失了生命。因此，抵制詔命的事時有發生，民力罷勞也就不足為奇了。
初來乍到的新任知縣舒有常看在眼裡，急在心裡。為了讓全縣老百姓免受朝廷懲罰，舒知縣身先士卒，親自率領民夫進山伐木，在完成皇差的同時，成功平息了一場危機。乾隆二十五年的《富順縣誌》這樣評價舒有常：“上而中貴，下而編氓，皆得其心，競稱邑得良令。” 意思是說，舒有常的行為獲得了上下一致的認可，不僅督工的“中貴”（皇帝的寵臣或太監）讚賞，就連“編氓”（編入戶籍的平民）也滿意，都稱讚他是縣之“良令”。
“文翁遺風”
之尹孔常
尹孔常，字良臣，江西安福縣人，
於明正德九年（1514）
由教諭升任富順知縣。
有趣的是，科舉出身的尹孔常入仕也沒能走出教育行業，其首份工作是擔任黔陽縣教諭。這是一種始設於宋代的學官名，相當於今天的教育局長兼學校校長，同時掌管文廟祭祀並教育所屬生員。儘管明代的教諭是“不入流”的職官，但尹孔常並不氣餒，憑著自己優秀的業績很快獲朝廷賞識，被提拔為富順知縣。那時的富順是川南繁邑，又是鹽稅大縣，知縣既要催辦賦稅，又要安撫百姓，行政事務多而雜。但從教諭升遷知縣的尹孔常並沒有因職務的變化而喪失重教興學的情懷，他仍然把發展教育作為自己的責任。於是，在“催科撫字”之餘，尹孔常經常與縣學生員講經論學，即便“有以疑難請決者”，他依然能夠“講論明析”。
尹孔常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他把振興文風、培育人才作為自己的執政策略。在他任富順知縣兩年後的正德十一年（1516），熊遲、謝逵、甘為霖、周惠、駱顒等5人中丙子科舉人。次年，又有周詔、徐岱、周惠等3人中丁丑科“舒芬榜”進士。連續多人中試，堪稱縣裡的科舉奇蹟。乾隆二十五年的《富順縣誌·宦跡》在記述其事蹟時讚譽道：“殊有漢文翁立學遺風。”縣誌直接將尹孔常與西漢循吏、中國歷史上地方官辦教育第一人的文翁相提並論。可見尹孔常對富順教育的貢獻不可小覷。
“崇化善俗”
之熊葵向
熊葵向，字景向，號立堂，
江西安義縣人，
於清乾隆十九年（1754）
由拔貢任富順知縣。
熊葵向曾兩任富順知縣，其中，首個任期為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三年（1758）十月，第二個任期為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至二十六年（1761），中間曾短暫調任彭山知縣10個月，是富順歷史上任期較長的知縣之一。在兩個任期內，熊葵向面對“訟獄倍於他邑，疆域遼闊，五方雜沓”的縣情，做了大量革故創新、改良風俗之事。他先後創修富順門、培修縣衙、捐俸舉辦江西義渡、翻修文廟、改建城隍廟、新建課士所、遷建書院等，還在縣南修建用於農業灌溉的起鳳堰、董家堰、鍋底堰等水利設施，對推動富順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橫跨兩個任期的《富順縣誌》編修工程，堪稱熊葵向當政時的一項千秋偉業。該志書起於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成於二十五年庚辰，前後用時達5年之久。在熊葵向看來，修志就是“著一代之章程，備百代之文獻”，也是地方官“驗民風以定因革，察土俗以施政教”的遵循。可惜由於當時縣境長期戰亂，導致典籍灰燼，上千年的富順歷史竟然無從查考，熊葵向不得不遍尋舊志。幸運的是，縣人王來一家裡有祖遺手錄（縣誌）3本，再加上康熙二十五年纂修的《敘州府志》載有富順縣事，熊葵向如獲至寶。因時任訓導、江津歲貢周章熠有博學之才，熊葵向特“延之以專且事”，將周章熠選任為縣誌總撰。再加上精心物色的校閱、督梓、分校等人選，一個50餘人的編修隊伍終於組建完成。在編纂縣誌的過程中，恰遇翻修縣衙時又挖出兩塊石碑，一塊記載歷年官司，另一塊記載各衙署的遷徙變更，於是通過“闕者補之，訛者正之，新者緒之，遂成一邑之傳書焉”。該志書共20卷，門類廣泛，記述翔實，尤以藝文最為豐富，成為一部資政輔治的重要文獻，也為17年後段玉裁續修縣誌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
此外，熊葵向還十分重視鄉村文化建設，先後為近10個場鎮更改名字，如“長灘壩”改“義和鎮”，“牛佛渡”改“由福鎮”，“亂石灘”改“起鳳場”，“古佛場”改“秀巖場”……由於所取地名富含地域基因和人文底蘊，有些至今仍在沿用。
乾隆二十二年（1757），熊葵向到自流井巡察鹽政。途經沿灘時，但見河道水涸僅容一舟，造成上下相爭，彼此相持，每多壅滯，甚至“多致拘訟”。為平息民訴、暢通鹽運，熊葵向立即下令所有船隻“以單雙日分上下”。從此，爭競之患悉化，且羈留之病俱免，成為地方治理的一大善政。同年，縣署有一位履職不到兩年的教諭、成都縣人張漢在崗位上殉職，因家貧無法歸葬。熊葵向獲知情況後，帶頭募集資金為其送葬。這些大小事情的即時處理，無不彰顯熊葵向的執政智慧與人文關懷。熊葵向離任後，老百姓在縣署東面的武廟前，為他建造了一座“熊公祠”，以追思他的豐功偉績。
“為政敏決”
之曾自柏
曾自柏，江西長寧縣（今尋烏縣）人，
於嘉慶五年（1800）署富順知縣。
曾自柏在富順任職期間，其最大政績當屬對富順文廟功能的創新佈局。富順文廟始建於北宋慶曆四年（1044），它既是祭祀孔子的場所，也是縣學生員的學堂，所以又被稱作學宮。在曾自柏到來之前，歷任富順當政者對文廟或改建或擴建或重建或修繕，前後有近20次，形成包括欞星門、泮池、戟門、大成殿、東西兩廡、明倫堂及文昌閣、奎星樓、名宦祠、鄉賢祠等規模宏大的建築群。曾自柏到任後，對文廟開展了手術式的大變革。按舊制，作為教學場所的明倫堂一直位於文廟大成殿後面。但曾自柏覺得，明倫堂與莊嚴的祭祀區混為一體頗為不敬，加之容納生員有限，於是大膽決定將其遷修至大成殿左側。新的明倫堂前鄰奎星閣，後抵訓導署，左靠教諭署，與學署共同構成一個獨立的教學區。而舊有的明倫堂則改建為崇聖祠，專門用作祭祀孔子的先祖。這一調整，實現廟、學分離，一改“廟學合一”的傳統架構，成為文廟建制史上一次劃時代的創舉。
嘉慶十年（1805），在富順任職滿五年的曾自柏獲朝廷加賞“知州銜”，之後相繼調任華陽縣和南充縣。尤其在南充知縣任上，曾自柏延續在富順“為政敏決”的施政風格，成功創辦團練新軍，成為保護一方百姓的民兵武裝。
上述四人，都是江西籍富順知縣的傑出代表。此外，還有為富順撰書《題名碑記》的明萬曆年間的知縣但貴元（星子縣人）、邑人為其豎“德政碑”的明崇禎年間的知縣朱議洭（南昌縣人）、以舉人署任的乾隆年間的知縣裘允緒（新建縣人）、以舉人署任的清道光年間的知縣郭德壎（縣籍不詳）、清道光年間兩任知縣的陳尚邵（崇仁縣人）和赫赫有名的劉光第“座師”、清光緒年間三任知縣的陳錫鬯（新城縣人），加上明、清兩朝的30多位佐屬官，共同構成為富順發展而前後接力的“江西軍團”。這些遠道而來的江西人，富順終將銘記，歷史終將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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