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佛教作為起源於印度的宗教，在東漢時期就已經經由西域傳入我國，但那時並沒有對中國政治以及文化造成太大的影響。但是在經歷了東漢末年以及三國時期的長期亂世之後，中國的百姓們紛紛遭遇了慘重的苦難，而具有安撫情緒效果的佛教也在中國迅速發展了起來。
到了東晉時期，佛教文化更是進一步滲透進入了士人階級，在中國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逐漸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巨大的佛像
但是在魏晉時期，中國的經濟形態還是依託於小農經濟這一生產方式的，在生產效率低下的時候，依附於土地的人口就是國家生產力的硬指標。但是隨著佛教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民都選擇皈依佛門從而脫離了生產，對於當時的經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政府對於佛教也一直採取相對排斥的態度。
在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更加繁榮，對於南北朝的經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北魏時期魏太武帝甚至下令在全國境內進行了大規模的滅佛行動，對於佛教在中國北方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打擊。但是同時期的南朝政府對於佛教的態度卻相對緩和，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南北方所處的文化輿論環境不同，而且佛教在南北方的發展方向也有較大的區別。
南北朝時中國北方的佛教發展曾經遭受重創
南北中國政府對於統治合理性的需求差異，以及南朝君主的普遍佞佛
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南北方政府面臨的政治局面是完全不同的，當時的南方政府是東晉政府的延續，也算是漢族傳統帝祚的正式繼承者，代表了漢族文化的傳承，其皇帝的統治合理性是十分充分的。而且當時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相對勢力較小，漢族依然在中國南方佔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國內不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以及文化認同感問題，依舊保持了儒家文化佔主導的思想文化體系。這樣的條件使得佛教只能作為文化的旁支出現，其與皇權以及統治階級並沒有本質上的衝突，其發展甚至還有迎合這些人的趨勢。
而當時的北方中國則處於相對尷尬的政治局面中，自從西晉發生八王之亂之後，中國北方的漢族便一直處於弱勢地位，雖然人口占據中原地區的大多數，卻始終沒能形成有組織的反抗力量。而少數民族政權也一直處在更替之中，他們雖然擁有優勢的軍事力量，但是卻不能夠有效地統治中原地區的漢族人民，民族之間摩擦不斷。
造成這種問題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少數民族政權很難闡釋其稱帝的合理性，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北朝政府的最大訴求是尋找闡釋其天命的新學說以便與江東政權對抗。而南北朝時期高速發展的宗教給了他們新的選擇，佛教一直是提倡出世的宗教，因此在這個方面並不能提供太大的幫助，倒是中國本土的道教在學習了佛教的發展經驗之後，迅速成為了成熟的宗教，而且紮根於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道教在闡釋帝位合理性上也有天然的優勢。
發起滅佛運動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
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期間，其就接受了大臣崔浩的建議在國內推行道教，並將年號改為太平真君，對外宣稱自己是上天制定的人間管理者，以此來解釋自己稱帝的合理性。而當時的道教人士與佛教人士之間矛盾極大，在北魏推行道教的同時佛教的發展自然受到了極大的打壓，中國歷史上三次滅佛行動中的第一次太武帝滅佛也就在此時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當時拓跋燾的詔書在《魏書》中有如下記載：
"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鹹使聞知。"
反觀南朝的統治者們，則多是佞佛之人，梁武帝蕭衍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在蕭衍執政的時候，曾經多次出家做僧人，為了請回蕭衍主持朝政，梁朝的大臣們不得不用重金將其贖回。而後來陳朝的陳武帝以及陳後主也都在在位期間出家為僧，之後也都是被大臣們用錢贖回，從這幾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南朝君主佞佛的程度了。
梁武帝蕭衍曾經出家為僧
在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府與南朝政府的政治環境差異，是造成他們對佛教態度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方政府急需一種新的理論來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命觀對抗，從而使自己擁有與南朝政府一樣的政治地位。
佛教的文化內核顯然不足以完成這一任務，而道教經過自身進化，變成了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功能性宗教，在地位上壓制了佛教，雖然佛教在民間的發展依然好於道教，但是與統治者的矛盾導致了他們遭遇災禍。而對統治合理性沒有需求的南朝政府對於佛教的態度就比較寬鬆，加上統治者的佞佛，佛教也就擁有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
釋迦牟尼佛
南北方經濟模式的差異，及寺院經濟發展的異同
前面提到過，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經濟還是以自然經濟為主，主要的生產方式是小農經濟。因此人民與土地結合是否緊密就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風向標。但是中國南北方的經濟發展模式十分不同，當時的南朝是士族政治體系，世家大族們在江東地區擁有極高的政治地位和豐厚的財產，因此他們都有自己的莊園，江東百姓許多成為他們的佃戶。江東地區相對於中原地區，遭遇的戰事也相對較少，因此土地的耕種一直比較穩定，不會出現大量的無主之地。
江南古莊園
而在當時的北方中國，土地的所有權一直處在變動之中，每當發生規模較大的戰事，就會產生大量的空閒土地。而且當時北方並不像中國南方那樣有許多富裕的士族，因此土地兼併的現象也並不嚴重。在魏太武帝滅佛之前，北魏政府是支持佛教發展的，因此當時北朝的寺院擁有的資產十分富裕，他們在平日裡會購買大量的空閒土地，並招募農民為其耕種，形成了體量龐大的寺院經濟實體。而在當時的政策之下，北魏政府是無法徵收寺院的收入的，因此寺院經濟的發展讓北朝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此事在《魏書》中有如下記載：
"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佔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
雲岡石窟就是北朝佛教繁盛的證明
而且當時南北朝寺院以及僧人的數量也差距很大，北朝佛教發展最鼎盛的時候僧尼數量曾經高達一百萬，而南朝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只有十萬出家的佛教徒。當時的佛教徒是不參與農業生產的，因此對北朝來說這是一種巨大的生產力流失，這也是北朝政府不得不採取手段進行滅佛的原因之一。
南朝的清談遺風與學者論戰
在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方的文化氛圍差距也十分巨大，當時的北朝由於是少數民族當政，因此對於文化的發展不是十分重視，而南朝則保留了東晉文人鍾愛的清談，在這樣的文化活動中，各種思想的碰撞也比較頻繁。
而且南朝佛教的發展與北方不同，他們選擇的傳播對象除了普通的百姓之外，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當時的士族身上，贏得了不少士族的喜愛。而且在這樣的交流中，佛教文化在中國南方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發展，與中國本土文化形成了交融，進入了中國哲學體系。
南朝名士清談
佛教發展對於經濟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在中國南方寺院經濟對於整體的影響不大，但還是引起了不少官員和學者的重視，在南朝也出現了不少反對佛教發展的聲音。但是由於南朝的佛教發展進入了文化領域，因此對於佛教利弊的討論更多的集中在其理論領域，而不是實際政治領域，像範縝的著作《神滅論》就是在這個時候完成的，雖然裡面對於佛教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是卻只集中在其思想內核之上，對於現實中的僧人和寺院沒有顯著的攻擊傾向。範縝《神滅論》的中心思想在《南史》中有如下記載：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可以說南朝佛教偏向高層，偏哲學化的發展方向讓佛教遭遇的反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不會影響其在現實層面的發展，這也是佛教能夠在南朝避免現實迫害的根本原因。而且在這種文化交流中，南朝的貴族以及統治階級也更好地瞭解並接受了佛教文化並加以改良，讓其擁有了時代特徵從而得以存續。
南朝名士範縝
結語
南北朝時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滅佛行動在中國的佛教發展史上造成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從此中國南北方的佛教文化發展更加不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滅佛之前的中國北方其實佛教更加興盛，但是至此之後中國佛教文化的重心開始逐漸南移，而且以前佔據主導地位的北方佛教流派也逐漸被南方興起的本土流派所取代，其中的禪宗等教派在後來更是成為了中國佛教文化的核心。
南北朝時期佛教文化在中國南北方都遭遇了政府的質疑，但之所以南朝的佛教發展沒有遭遇毀滅性的打擊，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南方的政治環境相對溫和而穩定，佛教文化並沒有捲入政治鬥爭之中。而且南方寺院的經濟佔比也遠遠低於中國北方，沒有引起經濟危機，從而招致政府的打擊。
最重要的一點則是，當時中國南方的文化發展優於北方，尤其是在哲學和清談方面，這十分有利於佛教文化融入中國文化語境，讓佛教文化逐漸成為了讀書人探討的東西，向玄學發展。即使人們對佛教不滿，也只會與佛門子弟進行辯論，探討教義的漏洞和錯誤，而不會採取實際的打擊，為南朝佛教的穩定發展提供了條件。
參考文獻
1《南史》
2《魏書》
3《梁書》
4《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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