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孔子被誉为中国古代先贤，若能拜他为师何其幸也，拜师总不能两手空空吧。关于这个问题，孔子《论语·述而篇》中对自己收徒的条件说得很直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大意为求学之人凡是满足了“自行束脩以上”这个条件，孔子就不可能不教他。
关于对“束脩”的理解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不过将其理解为“十条干肉脯”的说法最有影响力，持此观点的知名思想家也较多，比如开创了魏晋玄学之先河的何晏、南朝梁经学家皇侃、北宋教育学家邢昺、南宋理学家朱熹、明朝中后期政治家张居正、清朝经学大师刘宝楠。所以我们也将“束脩”理解为十条干肉脯去探究这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要求想拜他为师的人拿“束脩”作为学费？
首先，孔子要求欲拜他为师者拿出十条干肉脯作为见面礼，用意不只在于肉干实物本身，而在于送肉干者背后的求学诚意。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提到：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学教师。但孔子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教，他很看重学生是否有求学主动性，比如《论语·述而篇》中有提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反尔，则不复也。”大意为：除非学生先经过自己的思考探索无解后，孔子才会去指点迷津。所以要求拜师者拿出十条干肉脯作为见面礼，是为了让求学者表明自己有主动学习的意愿，而非孔子一厢情愿地去好为人师。
其次，孔子规定以十条干肉脯作为收徒条件，和其“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是吻合的。虽然先秦文献有将贵族阶级中的当权者称之为“肉食者”，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贵族阶级吃得上肉，普通百姓无福消受。
六畜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已出现，比如《吕氏春秋》在描述春秋战国农耕时提到：“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史书载：“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韩非子》提及为提高百姓家庭收入支招时，亦包括饲养六畜之事，即“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这说明普通百姓家中也有养可以当肉吃的动物之情况，只是在那个诸侯国纷争的年代，对老百姓来讲粮食本来并不那么够吃，更奢谈用粮食去养动物。
因此，十条干肉脯作为学费，普通人虽然没有那么容易拿出来，但也是能拿出来的。所以孔子的学生可以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上至鲁国孟孙氏的宗主孟懿子，下至被称为“贱民”出身的仲弓、“鄙家”出身的子张；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回……对此荀子评价为“孔门多杂”。十条干肉脯这样并不高的入学门槛，为孔子贯彻收徒弟不论贵贱门第的“有教无类”治学理念提供了现实依据。
再次，孔子之所以要求求学者拿出干肉脯这种实物作为拜师礼，亦是现实使然。
实物作为拜师礼，除了有将求学者的意愿具象化之功效，更有保障传道授业者基本生活之功效。众所周知，私学并非义务教育，孔子作为“士”并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他周游列国宣扬礼乐文明没有固定收入，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收取一定实物也是生存所需。此外之所以收取实物而非钱币作为学费，亦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日益发展，在这段历史时期也涌现出一些知名商人，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贡、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范蠡、战国名相吕不韦。繁荣的商业催生出各种具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此时黄金也开始在交换过程中被大量使用。
但此时的社会形态刚过渡到封建社会不久，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在自然经济阶段人们主要还是以实物而非货币为媒介来进行交换，况且孔子四处游学、收的的徒弟也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鲁国、有的来自楚国、有的来自晋国、还有的来自卫国……然而各个诸侯国使用的钱币种类并不相同，所以收钱币作为学费并不比收干肉脯更方便使用。
千百年来“束脩”还是那个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荤腥，但人类的教育方式和治学理念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束脩”背后先贤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过时，若能看到此处，也是从古老文明中对教育理念的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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