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孔子被譽為中國古代先賢，若能拜他為師何其幸也，拜師總不能兩手空空吧。關於這個問題，孔子《論語·述而篇》中對自己收徒的條件說得很直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大意為求學之人凡是滿足了“自行束脩以上”這個條件，孔子就不可能不教他。
關於對“束脩”的理解自古以來眾說紛紜，不過將其理解為“十條幹肉脯”的說法最有影響力，持此觀點的知名思想家也較多，比如開創了魏晉玄學之先河的何晏、南朝梁經學家皇侃、北宋教育學家邢昺、南宋理學家朱熹、明朝中後期政治家張居正、清朝經學大師劉寶楠。所以我們也將“束脩”理解為十條幹肉脯去探究這個問題：孔子為什麼要求想拜他為師的人拿“束脩”作為學費？
首先，孔子要求欲拜他為師者拿出十條幹肉脯作為見面禮，用意不只在於肉乾實物本身，而在於送肉乾者背後的求學誠意。
馮友蘭先生在其著作《中國哲學史》中提到：孔子是中國第一位私學教師。但孔子並不是什麼人都願意教，他很看重學生是否有求學主動性，比如《論語·述而篇》中有提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反爾，則不復也。”大意為：除非學生先經過自己的思考探索無解後，孔子才會去指點迷津。所以要求拜師者拿出十條幹肉脯作為見面禮，是為了讓求學者表明自己有主動學習的意願，而非孔子一廂情願地去好為人師。
其次，孔子規定以十條幹肉脯作為收徒條件，和其“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是吻合的。雖然先秦文獻有將貴族階級中的當權者稱之為“肉食者”，但這並不是說只有貴族階級吃得上肉，普通百姓無福消受。
六畜概念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中就已出現，比如《呂氏春秋》在描述春秋戰國農耕時提到：“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史書載：“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韓非子》提及為提高百姓家庭收入支招時，亦包括飼養六畜之事，即“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這說明普通百姓家中也有養可以當肉吃的動物之情況，只是在那個諸侯國紛爭的年代，對老百姓來講糧食本來並不那麼夠吃，更奢談用糧食去養動物。
因此，十條幹肉脯作為學費，普通人雖然沒有那麼容易拿出來，但也是能拿出來的。所以孔子的學生可以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上至魯國孟孫氏的宗主孟懿子，下至被稱為“賤民”出身的仲弓、“鄙家”出身的子張；有家境富裕的子貢，也有一貧如洗的顏回……對此荀子評價為“孔門多雜”。十條幹肉脯這樣並不高的入學門檻，為孔子貫徹收徒弟不論貴賤門第的“有教無類”治學理念提供了現實依據。
再次，孔子之所以要求求學者拿出乾肉脯這種實物作為拜師禮，亦是現實使然。
實物作為拜師禮，除了有將求學者的意願具象化之功效，更有保障傳道授業者基本生活之功效。眾所周知，私學並非義務教育，孔子作為“士”並不長期從事農業生產，他周遊列國宣揚禮樂文明沒有固定收入，所以在教學的過程中收取一定實物也是生存所需。此外之所以收取實物而非錢幣作為學費，亦是基於當時的社會環境。
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業日益發展，在這段歷史時期也湧現出一些知名商人，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貢、中國早期商業理論家范蠡、戰國名相呂不韋。繁榮的商業催生出各種具有固定價值的金屬貨幣，此時黃金也開始在交換過程中被大量使用。
但此時的社會形態剛過渡到封建社會不久，而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在自然經濟階段人們主要還是以實物而非貨幣為媒介來進行交換，況且孔子四處遊學、收的的徒弟也來自五湖四海，有來自魯國、有的來自楚國、有的來自晉國、還有的來自衛國……然而各個諸侯國使用的錢幣種類並不相同，所以收錢幣作為學費並不比收乾肉脯更方便使用。
千百年來“束脩”還是那個滿足人們口腹之慾的葷腥，但人類的教育方式和治學理念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束脩”背後先賢的良苦用心並沒有過時，若能看到此處，也是從古老文明中對教育理念的一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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